读完近期《中国作家》杂志推介的李战吉叙事长诗《柴生芳之歌》之后，我首先想到的一个近乎老旧的话题是——“主流诗歌”如何写作。
　　我们讨论新诗从来没有像今天这样吊诡而艰难。鉴于新诗话语的特殊性和复杂性以及愈益复杂难解的生态场域，那些持“纯诗”立场或“及物写作”“见证诗学”姿态的人们都有完备的理由来为新诗辩护。你可以认为诗歌就是纯粹自足的修辞练习，也可以认为是社会的回音室。但是问题的复杂性恰恰在于缺乏彼此信任和相互沟通的机制。对于新诗而言任何一种观点、说辞、立场和姿态都会遭遇到其他论调的不满或愤怒。尤其是对于“主流诗歌”“主旋律诗歌”，很多业内人士往往是不屑于谈论的，因为在他们看来这一类型的写作是浮泛、平庸的口号、宣传和社会论调的代名词。而事实是怎样的呢？
　　这首叙事体长诗《柴生芳之歌》是很容易被理解和归类为“主流诗歌”的，诗人抒写归国博士柴生芳从求学到甘肃临洮贫困地区担任县委常委、书记以及因工作劳累诱发心源性猝死的事迹。博士、共产党员、公务员，下乡、奉献、扶贫、廉政、英年早逝、时代楷模以及反腐败等累加起来的正是一首完备意义上的弘扬时代主旋律的诗歌作品。在当下，这样的作品很容易引起诗人和批评家的不满，因为这样的题材和主题更适合非虚构类叙事文学来处理，与此同时这样题材和主题的主流诗歌的写作自身也是具有极大难度和挑战的。如果一首叙事长诗只是局限于人物、事迹甚至时代主流精神和宏大主题，那么它的美学价值和思想功能以及情感力量可能还远远抵不上一个真人真事的新闻报道和追踪采访的轰动效应 。具体到这首叙事长诗，整体而言是来自于真人真事的“现实生活”和“时代现场”，具有明显的现场感、即时性和写实性，但同时又应该具有想象力和情感提升之后的高于平面现场的“精神生活”与“思想空间”。诗歌写作层面“现实生活”与“精神生活”二者之间的关系在新诗写作发展愈益成熟的今天已经成为了常识性知识。那么，由此再来阅读李战吉的叙事长诗《柴生芳之歌》就有理可循了。
　　作者李战吉对于很多专业诗人和阅读者而言都是一个陌生的名字，而这似乎又为这首诗的整体品质和水准多加了一个疑问。但是当下值得注意的一个现象则是随着新媒体和移动自媒体平台对诗歌的写作和发表生态的不容忽视的影响，越来越多的来自于各个阶层和行业的“业余诗人”、“底层诗人”、“草根诗人”的写作成为重要的诗歌写作现象。而将诗人分为什么专业和非专业自然是非常滑稽可笑的事情，但是越来越多的普通人的诗歌写作也印证了一个真理——“好诗在民间”。
　　那么这首“主流诗歌”为我们提供了什么样的阅读感受？这些感受所引发的相关诗学问题的思考又是怎样的呢？
　　近些年出现的一个值得关注的现象就是长诗写作正在成为潮流。这些长诗无论是在写作技术还是内在容量上都达到了一个高峰期。在现代性和西方诗学资源圭臬以及强调智性思想深度的前提下这些长诗成为了少数人或专业内部的“阅读的诗”。也就是这些诗歌更为强调专业性、智性、深度，形式上也就相应地取消了外在的音乐性而出现了散文化、玄学化以及口语化倾向。而这样的长诗一旦离开了“专业读者”内部就很难在一般读者那里获得情感的回应。在此前提下，再来看《柴生芳之歌》这样的诗，我们就会发现新诗还有另外一个传统——柴生芳的这首长诗可以归结为朗诵体叙事长诗，或者朗诵体的政治抒情诗。而朗诵体和政治抒情诗的传统在新世纪以来已经处在一个极其边缘化的位置，诗歌的大众化、广场效应和作为社会回音室形态的朗诵诗、广场诗以及政治抒情诗几乎已经被集体性遗忘。似乎只有一些重大社会事件突然爆发的时候朗诵诗和政治抒情诗才偶尔闪现一下稀薄的身影。这样说并不是说大众化、朗诵化的更易于被普通读者接受的叙事体或抒情体的诗歌形态更具有进步性和重要性，而是说多元化的新诗写作传统其中有的源头已经因为社会形态和整体诗学的语境而日渐枯竭。
　　李战吉的这首长诗则在诗歌体式上强调了诗歌的形式感，节节之间大体整体，注重外在的音乐性，句式也接近于当年郭小川和贺敬之的楼梯体。也能看到何其芳、贺敬之、李瑛、雷抒雁等宏大题材诗歌美学的影响，比如“几回回 浸着汗水跑进课堂/几回回 含着泪水遥望天朝”。从诗歌的体式和语言风格上来看，这首长诗中引人关注的还在于那些穿插其中的民歌化段落，而这也是该长诗的一个亮点。通过这首长诗我们可以重新发现民歌体诗歌仍然有它强大的生命力。无论是甘肃的花儿还是陕北地区的民歌因子，还是民歌化语言中的地方性、民间性、活泼性都使得专业读者和批评家重新思考诗歌写作的多种源头与生命力之间的关系。这样来看，在整体强调诗歌写作现代性的今天，朗诵体、民歌化仍然是不能被忽视和整体取消的。
　　宏大主题的诗歌很容易成为浮泛的抒情、空洞的口号堆积下社会新闻的衍生品，而《柴生芳之歌》除了抒情主体的位置非常明显之外，整体上的细节和意象的呈现是比较用心的。这样就使得诗歌在抒情与叙事、呈现与表现之间达成了平衡。当然整体上来看长诗的第六、七、八部分的章节则更为强调和突出抒情和议论，而一定程度上弱化了细节、情境和场景。从诗歌的情感和思想深度上而言，这首长诗在还原边远贫穷地区的社会问题的同时呈现了思考性，并没有回避当下乡村生活的复杂性和阴影，同时对于腐败问题的鞭挞也具有一定的力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