他是一位才子，7岁日诵五百，9岁迷上篆刻、京戏，15岁习英语，能读左传、汉史精华录，17岁学诗词、辞赋，喜欢唐、五代诗词，又精学篆书、治印，21岁出版《李庐诗钟》《李庐印谱》。几乎涉足什么，就成就什么。
　　父亲李世珍，前清进士，曾任吏部主事，辞官后在天津经营盐业和银钱业，成津门巨富。李叔同5岁在母亲指导下诵读名诗格言，6岁得兄长文熙启蒙，8岁在家馆学习孝经、毛诗、唐诗、千家诗、古文观止、说文解字。他的亲人、乳母乃至管家账房，都是他的良师。他是贵族阶层，从小养尊处优。18岁结婚，有了美妻，再有娇子。
　　你我看看，他幸福得仅次于上帝。
　　幸福从来只是个人感受，决不是旁观者可以体察秋毫的。思维独特、视点另类的李叔同，痛苦起来，也比一般人另类。这么春风得意的他，15岁诵出“人生犹似西山日，富贵终如草上霜”；他自我审视“20——26岁的五六年，与我母亲在一起，是平生最幸福的时候，以后就是不断的悲哀和忧愁，一直到出家”。
　　李叔同还未来得及睁开眼睛，中国已蒙受鸦片战争大辱，承受火烧圆明园，割让150万平方公里国土（1850——1880）给沙俄的奇耻。少年时代，中日甲午海战，签订《马关条约》。跨进青年，八国联军蹂躏中华大地。这些，对于一个长于思考又富于正义的聪明人，内伤深重，想法多多。也许正是这方面的原因，他23岁参加“青年会”，27岁加入同盟会，33岁加入中国近代最大的进步文学团体“南社”。又，编辑进步杂志《醒狮》，发表促进国势变化的文章。同时，也受业于蔡元培，结识陈独秀、廖仲恺，填写《满江红》，出言“算此生不负是男儿，头颅好”——他很刚。
　　然而，豪情和愤悱只是青年和文人的通病，李叔同骨髓里就不忍血斗，无意政治，以上举止已是他的左倾极限。面对军阀四起、派系纷争、民穷国衰现实，26岁，他选择了东渡日本寻梦。在那里考进东京美术学校西洋学科，接受裸体写生。于是，中国有了第一幅裸体画，有了第一本音乐刊物《音乐小杂志》，有了第一个话剧团体《春柳社》，也有了中国第一部话剧。他的艺术观是够激进的，排演《巴黎茶花女遗事》时，找不上女演员，自己反串玛格丽特，把胡子剃光，节食瘦身，甚至重金定做西方礼服。李叔同朝气蓬勃，抱负多多，艺术上浪漫而前卫，也是一位难得的实践者和创新者——他刚而柔。
　　6年后，那颗中国心让他无法再留日本，辛亥革命那年，毅然回国，决心以教育为国尽力，先后从教于天津直隶高等工业学堂，上海城东女学，浙江两级师范学校及南京高等师范学校。他，严格而认真，每次，总是比学生早到课堂，铃一响，走上讲台，给学生深深一鞠躬。课堂上，如有学生看别的书，不会中断课授，如有学生随地吐痰，不会吼斥，但下课以后，却会走近那个学生身边，轻声轻言：“上课不要看别的书”，“下次痰不要吐在地上”，说完，又向学生微微一鞠躬。——他很柔！
　　分明是严厉的要求，也在温情中严厉；分明是和蔼先生的一份劝说，也因他的严于执己变得军令如山。他有一种看似矛盾的拿捏。
　　重读他的“长城外，古道边，芳草碧连天……天之涯，海之角，知交半零落……”（《送别》），愁肠百结，悠思难忘，又配上日本《旅愁》旋律，让那种迷惘和深情变得分外沉重。重唱他的《夕歌》，“……我们仔细想一想，今天功课明白未，老师讲的话，可曾有违背……父母望儿归，我们一路莫徘徊，将来治国平天下，全靠吾辈”，深深的期盼，一路叮咛，反复嘱咐。那是一个凤眼广额的伟男子，一个认定方向就不会改变的大丈夫，一俟面对青葱后生，也会这么细腻、缠绵、和慈、情长。
　　时值国力积弱，清廷将倾，列强蜂拥，民不聊生时候，一介热望宁静的书生，偏偏环境吵杂混乱，一个和善求进的处士，偏偏内乱外侵仇杀四起。如何？如何？继续学问还是挺身革命，难为了一代知识分子。他们向右问路，向左寻道；自左而右，或由右返左。左右之间多少能人迷惘摇摆，多少志士埋没杀戮。一时间，单单念经还是革命，就让数以十计的知识精英心魂不定：翻译《悲惨世界》的苏曼殊，出世入世，三进三出，半僧半俗潦倒一生；16岁就出家的黄宗仰，清廷实在让他失望，回身参与教育救国，成立爱国学社，与孙中山结交为友，辛亥革命之后，再归寺从事佛学；革命和尚太虚大师，呼吁佛徒投身抗日，提出革命是佛的素志，并以革命精神投身佛教改革；铁禅和尚更曲折了，他擅长拳术，能诗书画，从黑旗军开始，越南抗法，国内抗日，先参加辛亥革命，后又替日伪效劳，最后汉奸罪死于牢房。本性持重的李叔同呢，1916年（37岁）尝试“断食”修身，一连17天，认定佛法是走出人间苦难的途径，之后，他辞去教职，拜了悟法师的在家弟子，取法名演音，号弘一，再后，虎跑寺正式出家，去灵隐寺受比丘戒。他拒绝姹紫嫣红、熙来攘往，拒绝成功成仁，以一碟咸菜，一碗白饭，苦行。又两年（1920年），修行“三千威仪，八万细行”的“南山律宗”，誓为即修成佛故身。
　　为此，他“苦心向佛，过午不食”，“专求己过，不责人非”，他“一件衲衣24个布钉，皆亲手自缝，一双芒鞋穿15年”，他“不作主持，不开大座，谢绝一切名闻利养，以戒为师”，他“非佛经不书，非佛事不做，非佛语不说”，虔诚得无以复加。
　　李叔同，名门而庶出，留洋而入寺，名门贵胄而咸菜白饭。他一人一世界。
　　那时，已经九·一八日本强占东北，七·七卢沟桥事变，中国已经上海失守，南京30万平民被日本鬼子屠杀，作为僧人，怎么“大刀向鬼子们的头上砍去”呢？如不“大刀向鬼”，又怎么让他的弟子成为“冶国平天下”的“全靠”呢？期间，他责已：“吾人吃的是中华之粟，所饮是温陵之水。身为佛子，于此时不能共行国难于万一，自揣不如一只狗子。”于是，1941年冬，在泉州开元寺为勉励众僧，提笔题词，“念佛不忘救国，救国必须念佛。”觉得这话还未到位，词末又跋：“佛者，慈也。觉了真理，乃能誓舍身命，牺牲一切，勇猛精进，救护国家，是故救国必须念佛。”
　　写下这样一个答词，给出这份答案，他的心，平静了吗？
　　1942年10月7日，弘一唤妙莲法师抵卧室，他要写遗嘱。10日，写下“悲欣交集”四字，交妙莲。4个字，3天。再3天，弘一圆寂。没听说患什么大病，遭什么不幸，但已西逝，在泉州不二祠晚晴室。
　　只留下沉重的“悲欣交集”。悲，他的铁骨柔肠；欣，他的仁爱和智慧。悲欣交集，见证李叔同！
　　最终，他未能“出世”，没有四大皆空，没能进入律宗预设的那种境界。他徘徊在苦海之滨，在悲欣的围障之中，只从一个诗、书、画、艺各风流的学者李叔同，完成为一个“诸善奉行”路上苦苦跋涉的弘一法师。
　　说他“在家可为居士出家可为僧人”，离他太远了，未免轻佻；说他是中国传统文化与佛教文化相结合的高僧，或者尊他律宗第11代世祖，也只是一个背影或者侧面像；说他“教学、哲学、法学、汉字学、社会学、广告学、出版学、环境与动植物保护，人体断食实验诸方面均有创造性发展”，也似给胡适35顶博士帽子那种，近乎调侃。
　　他，“无尽奇珍供世眼，一轮圆月耀天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