毛时安是我国新时期涌现的第一代青年文艺评论家，也是新时期30多年来上海最具代表性的文艺评论家之一。30多年来，他以坚定的文学信念和艺术精神，以满腔的激情，以非功利的、纯粹的艺术理想和职业操守，从未间断过文艺评论和写作。在很多时候、很多场合，他被全国的文艺同行视为上海文艺评论“声音”的代表，一个能够体现当代前沿意识和思想深度的上海著名文艺评论家。诚如词作家陈晓光说的那样：“著书立论说文艺，沪上当数毛时安。”也如剧作家罗怀臻说的那样：“毛时安以他为人为文的绝对风度，为上海文艺人甚至上海文艺在全国赢得了良好的口碑和诚意的尊重。”
　　《视野·说》是一本精选集，集中了毛时安大部分产生过重要影响的代表作、获奖作品和一部分最新作品。我们从中可以领略毛时安作为一个评论家的思想和文学的风采，看到一个批评家青年时代“浪遏飞舟”的前卫探索与理想追求、中年时代美丽忧伤的思想沉浮、晚近深怀的忧患意识和依然不变的浪漫情怀。而30年始终不变的洋溢在他文字中的是他炽烈的家国情怀、坚定的担当意识、敏锐的思想触角，还有他的诗性、才情和让人珍视的天真、善良。一如他的许多作家、艺术家朋友评价的那样：“他真的是个好人。”在毛时安的这本精选集的字里行间，我们同时可以真切地感受到20世纪70年代末以来上海和全国文学、艺术发展前进过程中的艰难、曲折、困惑、思考、光荣、梦想……一次次的风起云涌，一次次的风云际会，作为一个时代文艺的目击者和弄潮儿，毛时安的文艺评论折射了上海乃至中国文学艺术在大时代变革的滚滚洪流中沉浮变迁的历史身影。
　　毛时安的这本精选集书名为《视野·说》，有点现代，但也很贴切。文艺批评其实就是评论家视野与言说的合而为一。毛时安文艺批评的一个鲜明特点就是他的视野极为开阔。早在华东师大中文系求学时，他最早的几篇产生重要影响的文章就是发表在《华东师大学报》《美术》上的《现实主义和现代主义——关于创作方法“百花齐放”的探讨》，发表在《名作欣赏》上的《文气、文风、文眼——柳宗元、欧阳修、苏东坡山水游记赏析》和发表在《文艺理论研究》上的《〈艺概〉和刘熙载的美学思想》，其中既有理论、文艺现象的宏观研究，也有对中国古代文学大家的学术思想探究，还有对作家作品艺术的微观比较分析。
　　毛时安是一位酷爱且通晓多种文艺门类专业知识，具有通识眼光的文艺评论家。在文学(当代文学、现代文学、古代文学、古代文论、文学理论)、美术(油画、国画、版画、雕塑)、舞台艺术(戏剧、音乐、舞蹈)、影视等众多文艺领域，他都有专业而独到的见解，这是当下不少文艺评论家不想为或不屑为，也很难为的。他开阔的文艺评论视野，让新时期以来的我国文艺发展绚丽多彩、丰富复杂的现象和内涵有了一个知音和载体，有了一个比较全面而清晰的梳理。毛时安的这种开阔视野固然和他多才多艺的广泛兴趣有关，也和艺术本质上的相通有关，更和他的工作实践紧密相连。毛时安先后在文学界和艺术界工作，他的评论也随着工作的变化而移步换形。以戏剧评论而言，他于1997年进入上海市文化局从事创作、行政工作，积极参与上海许多重要剧目的创作，其中不少获奖剧目都倾注了他的心血。在工作之初的两三年中，他就海量地观看了2000多场(次)的剧目，为他后来的戏剧评论提供了大量的感性材料，使他既能发宏观评论而不空洞，又能写微观剧评而不拘泥。确实，读《视野·说》让人颇有如行山阴道上的感觉。30多年的当代文艺发展长河中的各种风景，如高天流云，在你眼前联袂而来，风涌而去，令人目不暇接。我们从中可以隐约触摸到中国新时期、新世纪文艺前进的大体脉络和宏观趋势，看到某个时间节点上的文艺现象及其背后的思考。像《中西表现美学及其影响下的绘画》对中西文化、绘画的比较研究，就显示了他良好的大局观。
　　文艺评论是对文艺作品、文艺现象和文艺家的言说。毛时安文艺评论的言说有以下三个特点：
　　一是敏锐发现的言说。在他的文艺批评中，他善于在大量深入细读文本的基础上，淘汰、取舍、拔擢出优秀的作品来，并且能把这些作品不同寻常的特点以具有审美眼光的论述展示在读者面前。比如史铁生发表在《作家》上的小说《奶奶的星星》是一部凄婉的人生悲剧。当时正值“清污”的时刻，毛时安不惮风险，非常诗情地以《星星的魅力——读史铁生〈奶奶的星星〉》推介了这篇作品。程乃珊的小说写上海资产阶级家庭的当代生活，并且蒙着淡淡的宗教感。毛时安在20世纪80年代的文化背景下抓住作家的创作特点，以肯定性的论述，推动程乃珊在一条属于自己的创作道路上走下去，卓然成家。为了上海英年早逝的作家李肇正，他写了长篇评论《平民生活的叙事者》，使这个一度默默无闻的作家被文学界再度认识，并且在评论中做了严厉的自我批评，表达了自己无限的追悔之情。特别令人感动的是，他在作家去世后重新阅读了作家留下的几十部中短篇小说，和小说家赵长天联手主编了李肇正的中短篇小说集《城市生活》，和王安忆、宗福先、叶辛、赵长天一起在书城为这位已故作家签名售书，并捐出编辑费和序文稿费。他为著名国画家方增先撰写的画评，不仅关注到方增先五六十年代对于浙派人物画的贡献，尤其着力发现、开掘方增先晚近人物画的艺术新追求。在《飞去的逸飞》中，他温婉而深刻地指出了这位极具轰动效应的油画家的文化特点和局限。他对上海新、老剧作家创作的点评、概括，经常是非常精辟到位的。文艺评论其实并不在于对作品说好还是说坏，关键在于好和坏都要说出令人信服的审美理由，都要有批评家自己独特的眼光、独特的发现。正因为如此，他的评论总有给人启迪的睿智和新意，被作家、艺术家引为知音和知己，老作家从维熙就曾亲切地称他是“立足于黄土地上的评论家”。
　　二是尽可能直言不讳的言说。毛时安是新时期和新世纪文艺的积极参与者。他在上海社科院文学所担任《上海文论》副主编，主持《重写文学史》栏目的编辑工作。在上海作协，他担任分管文学创作业务的副秘书长，主持、参与了上海许多重要的文学活动以及作家作品研讨、小说创作的约稿与审读。在上海市文化局(后来合并为上海市文广局)，他担任上海艺术创作中心主任和上海艺术研究所所长，不分白天黑夜地投入创作一线。同时他又是新时期、新世纪文艺的清醒目击者、认真的思考者。用王国维的“出入说”来看，他入乎其内做事，出乎其外评论、写作。因为在上海文学界工作过，他从内心深处信奉巴老提倡的“讲真话”的精神，敢于像《皇帝的新装》里那个天真的孩子一样直言不讳地揭示我们文艺创作和文化建设中存在的问题。他以自己的艺术良知和独立人格，坚守客观、中正的艺术评判，说好不谄媚，说坏不贴简单的酷评标签，很少空话、套话。比如2004年发表的《我们的戏剧缺失了什么》一文，提出了“三缺”(缺血、缺钙、缺想象)，很快就在全国戏剧界引起广泛的共鸣，成为大家引用的话题，在全国不少戏剧杂志转载，并且在第二年以全票荣登第五届中国文联文艺评论家一等奖的榜首。时任文化部部长孙家正说，他“对当前戏剧现状的批评，甚为中肯”。此外，他对书籍装帧脱离书籍本体需求的过度复杂、过度设计的批评，对文艺批评瘫痪的批评，都具有强烈的现实针对性，引起过相当大的反响，由此他被大家称之为“文坛和官场里的性情中人”。真诚真心地说话，显示了他的真性情。当年文化部每年的创作会议上几乎都可以听到毛时安来自文艺创作一线慷慨激昂、充满忧患意识的发言。
　　毛时安的直言不讳从来不是口无遮拦、只图一时痛快淋漓的情绪化言说，而是一种理性、平静的言说。他批评尖锐，但不走极端，不发剑走偏锋对文艺事业发展有害无益的批评，不搞否定一切、横扫一切的“大批判式”的批评。《以平和的心态期待大作力作的面世——关于大时代与大作品关系的一点思考》针对上上下下对力作、大作的过分用力推动，他从文学史角度、从大时代和大作品关系的角度列举了大量史实，以促进调整文艺家和文艺领导的艺术心态。他不喜欢用极端的、粗暴的言说博眼球、搏上位，引起轰动效应。在20世纪八九十年代的一场文艺功能的激烈大论争中，他写了《意味与形式》参与论战，但观点平和折中，显示了其冷静、理性的特色。他认为文化的问题也好，中国的问题也好，只能用理性精神来推动解决，推动建设，推动发展，而不是满腹的牢骚、埋怨、发泄，乃至谩骂。经过极“左”和“文革”，他知道那样的方式无补于世，也无济于事，言论自然要自由，但自由的背后则是负责任的担当意识。在《风涛 风骨 风华——写在中国电影百年之际》对中国电影百年的回顾中，他不但明确表达了反对什么，也责无旁贷地提出了提倡什么。文艺的社会责任是他最为看重的价值所在。在他写于新中国成立50周年的散文《为了共和国的每一个黎明》中，大家可以感受到他对于祖国的热烈情怀。在这方面，他显然深受中国文化——儒家传统温柔、敦厚、“诗教”思想的影响，也深受他的老师徐中玉先生的影响。
　　三是满怀激情、文采盎然的言说。毛时安的文艺评论爱憎分明，感情色彩饱满，都是他长期郁积心中不吐不快的内容。其中饱含着他对自己所从事的艺术文化事业、对作家艺术家和他们的作品、对国家民族的挚爱之情。这种感情渗透了他的思考和他的写作，也使得他的评论和写作总有一种特别感人的力量。他的文艺评论与纯粹的学院批评、与流行的媒体批评不同，走的是一条中间的或者说是“第三条道路”。学院的严格训练使他的文艺评论在思维上力求严肃严谨、精准周到，但他没有学究气。他用结构主义的方法评析名剧《马》，但通常没有什么晦涩难懂的术语。这与他对大师的文学阅读，尤其是喜爱诗歌、散文有关。他把散文写作作为评论写作的文字技术训练的基础。这本精选集特意收录了他写的一些散文篇什，其中不少散文深受读者、作家喜欢，有的被转载，有的被收入中学语文教材和考卷。毛时安的文艺批评遣词造句精心讲究，在文体上，他会根据作家作品的不同风格有所响应。剧评《太行山的石头——观话剧〈日出而作〉》、文评《美丽的忧伤》，美文的气息扑面而来。他为“9·11”五周年写的《蝴蝶永远在飞翔——看〈记忆的证明——“9·11”五周年特别报道〉有感》充满了人道主义的激情和怀旧的忧伤。作为驳论的《弱势者是社会的心中之痛》，他对那种居高临下、自以为是的观点进行了层层递进的周密的批评。他认为文字是写给读者看的，文艺评论也不例外，应该像巴老那样“把心掏给读者”，充分展现汉字写作的博大精深、丰富多彩。毛时安的文艺批评正如王安忆所说的，“进入他独自的创作”，有着一种创意写作的成分。
　　我愿向读者、向文艺界的同行，尤其是在各个层面从事文艺领导工作的人，推荐读一读毛时安的这本书。古人云，开卷有益。我相信这本书会对你的工作、读书起到一些积极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