邓湘子的《牛说话》是一部具有强烈现实关怀和人文关怀的儿童文学力作。作品触及目前中国正在经历的事实：乡村的转型。
　　在现代化的过程中，乡土始终是中国人最强大的记忆和经验，也是文学想象的基本元素。然而乡村在破坏中，现代文明的入侵使得乡村书写越发成为一种牧歌远景、诗性记忆。耿立的《谁的故乡不沉沦》、孙惠芬的《上塘书》、刘亮程的《凿空》等书写的正是对乡村文明逐渐崩溃的沉痛与哀叹。邓湘子将观察的对象设定为他自己的家乡——湘西南一偏远的乡村，通过描写一户普通人家的生活遭遇，一方面表达了对传统乡人生活的眷恋和敬意，另一方面描写了原乡的传统生活如何一步步遭到破坏。作家在小说中虚构了一头极富象征意味和魔幻色彩的牛：虎叉牯，通过它的体验、观察和神游，以写实和象征相结合的方式，将当今乡村的破败和空心化景象多层面托出，由此传达了对乡村炽热、深沉的感情以及对乡村消逝的怅惘和忧虑。
　　小说故事隐含三条情节线索，着重刻画三个人物形象：苗喜雨老汉、壮壮及虎叉牯。然而，小说的真正主角却是乡村。故事写的是个人与土地的关系，个人与传统，与记忆的关系，当大部分乡下人都背离乡村，奔往都市的时候，那个最后固守土地、固守传统的人，充满了悲剧意味。
　　作者用了大量细致的笔墨描写喜雨老汉和他的妻子紫秀婆的淳朴生活，记录他们充满浓郁地域色彩的方言以及湘地村民独特的思维方式、生活习俗、生产方式和对土地的感情。这无疑是邓湘子本人乡村经验的反映，他尽可能地把自己的乡村记忆、童年记忆和乡村观察记录下来。故此，当邓湘子写及农事，写及传统技艺，写及晨雾、鸡鸣和山溪、梯田时，他的笔触深情而细腻。邓湘子在为最后的农夫作画，为最后的乡村写诗。他怀着无限热爱、无限眷念和万般无奈的复杂感情，描写喜雨老汉驾着村里最后的老牛在荒草丛生的田里耕作。
　　爱土地是喜雨老汉的天命，当他的记忆力衰退之后，惟独不会出差错的是他的农事。他是那般固执，又那般孤独。他继承了千百年来代代相传的乡村礼仪、习俗、乡村生产，他是真正的乡下人，也是最后的乡下人。在这幅最后的乡村图景里，陪衬他的除了虎叉牯、好友土根、盲眼篾匠以及他的妻，便是无人居住的衰朽木屋和丛生的灌木、野草。为了响水田有一大片荒芜的向阳的好田，他竟从槠树湾搬到已无人烟的响水田住下来，为的就是多多耕田，多种水稻。他喜欢在田间小路走来走去，喜欢听流水在梯田之间哗哗流淌，喜欢水田里长出葱绿的禾苗和涌动着金黄的稻浪。喜雨老汉的生命已经与乡村与土地须臾不可分离。他一刻也不肯闲着，然而他所有的努力都着上悲剧的色彩。他的儿子暖冬、女儿暖春像大多数年轻人一样离村打工去了，当他年老体衰，无一人能够在身边照顾他。他的孙子壮壮因撤点并校，也到山外寄宿学校读书去了。他勤劳能干，充满生存智慧，却两次受重伤，一次为学骑摩托车以方便接送孙子壮壮上学而摔伤，第二次因搭拖拉机再次摔成重伤。
　　故事的第二条线索是壮壮的成长。壮壮是一个真正的留守儿童，他自小跟爷爷奶奶长大，备受爷爷奶奶的疼爱，与虎叉牯也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作者借壮壮的成长经历思考：作为精神家园的乡村是否已彻底消逝？与祖辈的亲密联系及对土地的近距离接触是否能成为村童成长的有效资源？壮壮属于亲历乡村终结的一代，与父辈和祖辈的童年比，壮壮们的童年是残缺的。他们不但失去了传统村庄正常的人际关怀，也失去了与乡村自然、农事活动建立亲密联系的可能。
　　在留守儿童中，壮壮是幸运的，尽管村庄已经荒芜，然而他却得到了来自爷爷奶奶的最传统也最深沉的爱。这一形象寄托了作家邓湘子的个人情怀。他在寻找乡村文明传承和拯救的可能性。也许壮壮既不会像父辈那样急急逃离乡村，也不会像祖辈那样固守乡村。对壮壮来说，可有新路选择？在小说结尾，我们隐约感受到，作者怀着渺茫的希望，希望壮壮接续传统，希望乡村文明得到延续。
　　虎叉牯是作者重点刻画的形象。它是一头有感情、会思维、会说话的牛，是作者的代言人，也是农业文明和乡村文明的象征，具有很强的抒情色彩。虎叉牯是喜雨老汉家里的一个重要成员，也是喜雨老汉家的重要“劳动力”，与喜雨老汉一家的感情感人至深。苗喜雨待之如友，如兄，呼之为“亲家”，孙子壮壮待之如友，如父，呼之为“亲爹”。虎叉牯代表生生不息的乡村文明，它在呼唤壮壮“回来”，回“家”来，从“流浪”途中回到乡村的怀抱中来。与该情节相呼应的是，喜雨老汉教壮壮把犁耕田。壮壮回来了，不再逃学，然而，壮壮是否会真正回到乡村中来？在小说的结尾，壮壮对篾匠说：“师傅，等放了暑假，我会来的。”盲眼篾匠说：“好，我等你。”对壮壮来说，这个有爷爷奶奶，有盲眼篾匠，有虎叉牯的故乡，将成为他永远的故乡，也是我们每个人永远的故乡。
　　邓湘子是一个从生活出发的作家。他深知生活本身才是文学的生命力所在。邓湘子有自己的坚持和底线，而且勇于探索。《牛说话》无论是在主题思想上，还是艺术表达上都显示了他的勇气。《牛说话》尊重个人生活经验，不回避对当下问题的思考，继承了中国儿童文学自叶圣陶、鲁迅时代所开创的现实主义精神，同时该作品具有鲜明的地域文化色彩，并显示了一个湖湘作家特有的社会责任感和历史担当意识。
　　在艺术表达上，《牛说话》具有显而易见的探索性质。作品的主观抒情色彩与批判写实并行，塑造了强有力的象征形象。然写实与象征之间的转换与结合稍嫌拘谨。
　　从儿童阅读角度看，如何在艺术的维度上为孩子们呈现乡村现实，思考传统乡村文明的价值和当今乡村人的生存状态，这不是一个没有难度的问题。对大多数在都市长大的孩子们来说，乡村形象已然成为传奇，成为遥远的过去，《牛说话》对引领当代儿童了解传统乡村文明的价值以及对当下乡村现实的关注，具有不可忽视的文化价值和审美价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