去年9月，离我第一篇小说的发表整整35年。有朋友建议，设法筹点钱，张罗出本文集、开个研讨会之类。我只有汗颜。回首三十几年的写作，实在乏善可陈。出所谓“文集”，不过是授人笑柄罢了，一百个一相加等于一百，一百部没有分量的作品加在一起分量绝不会提高一百倍，依旧是没有分量；至于“研讨”，当然可以是一种总结，但这总结也只能是检讨。既是检讨，自说自话可矣，何必劳师动众，糟蹋资源。对于一个写作者来说，写作时间的长短和写作数量的多寡并不能决定其写作成就的大小。
　　也许真是一种宿命，在同时代的写作者中，我从来没有过“文思泉涌”、“井喷之势”、“一发而不可收”之类的高峰体验。写作的道路，从一开始就是无比的艰难。在记不清多少次的退稿之后，用差不多一年的时间写了短篇《小镇上的将军》，然后几经辗转忽获发表，决定了我此后的职业很难有别的选择。随之而来的是在没有尽头的紧张和苦闷中的漫长挣扎。
　　《小镇上的将军》把我迅即卷进当时激荡喧嚣的文学漩流。那些年是文学的好日子。千军万马挤在文学的羊肠小道上，人头攒动，前仆后继。而这也恰恰是我在写作上最悲惨的时候。我一片茫然，一整天一整天地呆坐，好不容易憋出的文字，被一再退稿，偶尔发出一两篇，只能是让人失望。我沿用《小镇上的将军》的语言方式写了几个短篇，不灵。试着换个写法，照样没戏。
　　1980年春，《小镇上的将军》获奖后的座谈会上，对青年作者怀有莫大爱心和热望的冯牧同志在讲话中忽然提到我的名字，说有人告诉他，陈世旭在《小镇上的将军》之后写的作品都不行……这话后来成为我的写作的一种定论，一语成谶。即便《小镇上的将军》，也并不都只有肯定的意见。文讲所的同学张抗抗好心转达过她当时所在的东北一些作家的看法，认为小说的获奖不过是政治上讨了好罢了。
　　初中毕业下乡谋生的近20年里，我做的最多的梦就是有城市饭碗，讨老婆生孩子，回省城。除此之外，政治离我遥不可及。我讨好它干吗呢？
　　我忽然明白，我面对的职业是怎样的严峻，这样的选择是怎样的莽撞。冒冒失失地一头没入了深水激流的文坛，今天回想起来，仍不免胆寒。
　　1984年《惊涛》发表之前，我对自己的创作几乎已经绝望。省里的报纸讨论“陈世旭的写作苦闷”，有论者指出：蒋子龙为什么在《乔厂长上任记》之后又写出了《开拓者》？就因为他没有脱离生活。陈世旭为什么写了《小镇上的将军》之后不能写出“大城市的元帅”？就因为他过早进了城。我知道蒋子龙那时候早已不在工厂了，我很惶惑“脱离生活”的我的前景将会面对什么。《惊涛》成了我的救命稻草，获了那一年的全国短篇奖。正松了口气，忽然读到一位著名青年评论家评点那一年获奖短篇的文章，尖锐指出《惊涛》获奖是一个失误，作品表现出作者的“主观唯心主义”。我对哲学很无知，但知道评论家拿这主义用在这里是很厉害的否定。刚刚松弛的心又一下抽紧。
　　我私下跟一位办杂志的朋友商量，能不能换个工种，比如找家文学杂志干编辑或编务或勤杂工。朋友说，哪有那么容易，你想过这样做可能造成的影响吗？还有，你以为编辑就好干吗？你去干勤杂工，现在的勤杂工怎么办？不让人家养家糊口了？我给说得白眼直翻。真是走投无路。而困惑却是越来越大了。小说的面貌日新月异，其中一出来就引起一片叫好的文字，我个个都认识，就是不懂得那些字连在一块说的是什么意思。
　　1985年，我痛下决心，恶补文化，去了一所大学读插班生。一年后年我写了短篇《马车》。试着交给一家约稿的刊物，不出意料地退稿了。再试投，侥幸被《十月》采用。接下来《小说选刊》和《人民日报》文艺部合办了“1987-1988”年度的全国小说奖，《马车》居然榜上有名。评奖后的午宴上，我有幸与一位仰慕已久的评论家同桌。一人问他最近在忙什么，他自嘲说：有什么好忙的？总不能去评陈世旭的《马车》吧。我这才晓得，评论界对《马车》的评价是如此之低。来京时的一点蠢动，瞬间黄粱梦醒。显然，《马车》的获奖是对一种劳动态度和一个才华有限但兢兢业业的基层作者的肯定，是为了给一种虽嫌陈旧、虽无思想和艺术的深刻但诚恳的写作保留一席生存之地，是对摇摇晃晃、跌跌撞撞、犹犹豫豫的我的一种支撑。
　　2001年，我彻底摆脱几乎使我陷入迷误的行政事务，极力躲避无休无止的烦扰，回到安静的书桌，在《十月》发表了中篇《试用期》。正为手艺尚未生疏有几分得意，听到一位同行的不屑：写到这么实的程度，陈世旭是真正的江郎才尽了。“江郎才尽”是我自己很多年前就已认可的事实，并非由《试用期》才得到证明，只是不甘心认账而已。几年后参加一家出版社的活动，同车的一位刚获了全国长篇小说大奖的青年作家在向几位女记者顺便说起我的时候，讪笑：他们那个年头，写一两篇东西就混出来了。我假装什么也没有听见，不是因为教养，是因为不能不认可。我虽然写了不止“一两篇东西”，但连同行都不知道，等于没写，这种几无交往的同行肯定没有恶意的随口鄙夷没什么不可以接受。让我最不堪的是熟悉的朋友的善意。一个小说顺利杀青，颇兴奋，忍不住在回复短信的时候告诉一位常联系的同行，以期分享小小的快乐。完全没有想到对方的回复是：“悠着点，怎么写你也不在读者的视野了。”这位写作和声誉正在旺盛期的同行显然想象不到，这样的奉劝对一个尽管平庸却不失努力的同行是一种怎样强烈的伤害。
　　凡此种种，再二、再缺心眼的人也不可能无动于衷。但我已近麻木。反复的打击让我明白，对文学的死心塌地，切不可建立在功利性的成败上，只能建立在最单纯的挚爱上，那该是一种初恋的感觉。世界上有两种作家，一种是文学受惠于他们，一种是他们受惠于文学。前一种给文学带来巨大的光荣，使文学成为人类文化中宏伟辉煌的殿堂。后一种则从文学中获得无穷的好处。文学改变了他们的人生际遇，文学是他们不可或缺的人生支柱，是他们的快乐和幸福的源泉，是他们生命存在的一种方式。他们应该对文学感激涕零。契可夫说，大狗叫，小狗也叫。我属于后者。“我写作着，我生活着，这就够了”，这句话写在我的一个自选集的扉页上，这是一种人生定位，也是一种自我安慰。毕竟幸福并不是拥有一切，只是尽情享受生活已经赐予的一切。一个别无选择的写作者惟一可靠的便是把这种对文学的初恋的感觉，保持到生命的终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