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照光，蒙古族，蒙语名字叫乌勒·朝克图。1929年10月，他出生于内蒙古土默特左旗一个雇农家庭里。1939年，刚刚10岁的云照光由地下党护送，去往革命圣地延安投身革命。
　　云照光儿时家境贫寒，其时，土默川地下党工委书记贾力更(蒙古族抗日英雄)一直以货郎身份在当地开展地下工作，并与云照光的父亲多有接触。云照光的父亲虽然农民出身，却也看透了时局，日本疯狂侵华，国难当头，存亡之际，他舍小家为大家，毅然决定让年仅10岁的云照光跟随亲属和乡邻奔赴延安参加抗日救亡运动。然而，对一个年仅10岁的孩子而言是不懂保家卫国大道理的，只知道听父亲安排跟随亲属出去学些本领，谋个更好的生活，不再受人欺压，就是这样最原始朴素的想法让云照光踏上了延安之路，他却不知，这是向革命的门槛迈出的第一步。
　　初到延安，这些历经风雨险阻远道而来的蒙古族兄弟姐妹受到了热烈的欢迎。虽然眼前的一切没有憧憬中的那么美好，甚至有些寒酸，但是这片土地却有一股奋发向上的气息喷薄而来。1939年冬，云照光进陕北公学学习，同时参加纺线、织布、缝衣、烧木炭、开荒种地、锄地收割、背运打场等劳动锻炼。这一时期的劳动虽然辛苦，吃穿也极为拮据，但大家高昂的抗日情绪，乐观的生活态度，将云照光感染，不知不觉，潜移默化，他也逐渐懂得了抗日救亡的道理，幼小的心灵里激荡起汹涌的波澜。
　　在延安时期，他就写墙报，办报纸并担任主编，期间还给《解放日报》写些通讯、散文和诗歌，得到了很好的练笔机会。他劳动之余废寝忘食，开始大量阅读中国古典小说、苏联革命文学、通俗文学、讽刺剧和杂文等。不久他被正式分配到部队工作，写战地通讯，自己刻写，自己油印，自己分发到连队。在战火纷飞的年代，这种马背上办油印小报的经历对他日后写作也是一种极大的锻炼。
　　云照光真正有意识的创作是在新中国成立之后，尤其以电影文学创作最为突出。新中国成立初期在骑兵部队工作让他有机会观看了许多反映抗日根据地和解放军部队的优秀作品，结合自己工作实践，便有了创作的冲动。这时组织让他去伊克昭盟(现鄂尔多斯市)开展工作，这片土地是他曾经浴血奋战的地方，凭借这次机遇，他走访实地，收集资料，为成功创作电影剧本《鄂尔多斯风暴》奠定了雄厚的基础。期间他带病伏案几易其稿，之后与总政文化部就剧本修改进行多次探讨，与八一电影制片厂就拍摄进行多次交流，为了这部电影文学剧本“处女作”，他还亲自参与了《鄂尔多斯风暴》的拍摄全过程，边拍摄边修改剧本，与全体摄制组人员经历了高原夏日的炎热酷暑，北国冬季的冰天雪地，沙漠草滩的恶劣环境，经过摄制组全体人员艰苦卓绝的努力，这部经典革命电影终于面世了。影片上映后社会反响强烈，好评如潮，并多次在中央电视台电影频道播出。这部影片成功地塑造了草原人民的儿子、牧民忠实的朋友、汉族人民的兄弟、反抗暴力的英雄乌力记的形象，乌力记虽然在战斗中牺牲了，但草原最终飘起鲜艳的五星红旗。
　　“文革”的浩劫，云照光同志也未能幸免，但是面对十年的灾难和迫害，他始终没有动摇创作的决心。打倒“四人帮”后，他改编电影剧本《母亲湖》，这是内蒙古电影制片厂建厂以来完全由自己力量拍摄的第一部故事片，此部作品为内蒙古电影事业发展获取了宝贵的经验，为民族电影发展奠定了雄厚的基础。他还创作了电影剧本《永远在一起》《蒙根花》《阿丽玛》等。云照光凭借这些优秀电影作品成为家喻户晓的“草原电影文学大家”。他的电影文学剧本从不同侧面和角度反映了全国和内蒙古的大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几个重要时期，连续起来，便成了内蒙古人民革命斗争的编年史，为我国多民族电影事业，特别是为草原电影文学事业的繁荣和发展作出了自己重要的贡献。
　　云照光的文学成就是多方面的，小说、散文、文艺理论也有涉猎。他的小说《春满军营》《河水哗哗流》和《蒙古小八路》等一系列作品，获得全国和内蒙古的文学奖项。现步入耄耋之年的他，仍然精神矍铄，手不释卷，笔耕不辍，依旧散发着文艺馨香。
　　云照光虽然很早离开了故乡，却获得了无数革命先辈的抚育，经受住了革命大熔炉的冶炼。他的最大幸福，便是在人生的童年，生活在党中央毛主席等无产阶级革命家的怀抱之中。他所居住的延安窑洞，与杨家岭一山之隔，他秉烛夜读的星星之火，与毛主席案前的灯火交相辉映。他的最大幸福，便是在人生的少年，背负保家卫国的重任，跨上马背，冲向刀光血影的战场。抵御外辱的历史印记，冲锋陷阵的英雄画面，前仆后继的壮烈镜头，战友牺牲的悲愤场景，都曾感光于他心灵的底片，演化成一句句剧本台词，凝注成一卷卷电影胶片，照耀至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