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郁:萧红的写作乃民国动人一章
- 作者:孙郁 更新时间:2015-09-09 02:20:35 来源:东方文学网 【字号: 大 中 小】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835次
人大文学院院长、原鲁迅博物馆馆长孙郁在《民国文学十五讲》(陕西人民出版社, 2015年8月出版)中,以突破流行模式与主流官方话语体系的体悟,论述民国时期的文学风气与流派,品评作家和作品。全书共分15个专题,内容涉及新文学、旧派小说、旧诗词、新诗、左派小说等文学概念,以及鲁迅、周作人、老舍、曹禺、沈从文、张爱玲、钱钟书、萧红等多位作家及其作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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民国文学的版图上,东北的色调是单一的时候居多。很长一段时间,那里是被文人遗漏的地方。至少明清至五四时期,中国的读者不太知道那里的情形。白话文运动后,出生于吉林的穆木天的诗作引起人们的注意,但他早已是留洋归来的学者,且移居于他乡了。民国战争频仍,最残酷的乃抗战的生活。北平沦陷,南京沦陷,上海沦陷。许多风云人物瞬间倒在异邦侵略者的脚下,精神扭曲成黑色的锁链,囚禁了自己的思想。在这样的环境里,东北的土地却传来了反抗的声音,李辉英、萧红、萧军、舒群、白朗、罗烽、骆宾基、端木蕻良等以另类的方式走进文坛。一方面是战斗在前线的人的血性书写,一方面以天然的修辞方式,哭诉自己的爱憎。有学者就在他们的文字中读出泥土里的真魂,流浪的咏叹,抵抗的吟哦,给破碎的家园以另类的光泽。而文化里的雄浑之气,在死灭的碰撞中被唤起,成了柔性的汉语的抵抗者,汉唐人的高蹈也由此与我们不期而遇。
在这些人的文本里,东亚的难题被一次次带出,好像潮水般涌进我们的思绪。殖民地人们的痛感,以生命的多样形态被描绘出来。那一切,对于先前的读者,还是陌生的。他们无意间说出的话题,给破碎的民国文坛以陌生的刺激。
细心的读者会发现,他们的写作都很直观,似乎缺少宏大的叙事。许多人以简单的方式而获得了复杂的词语类型。那些笨拙的、略带生涩的词语,在韵致上逊于内地的大多数作家,但他们却在时代的风云里闪出电光,击中了读者的痛区。而关于国家、异族、被近代化,文本的叙述并不完整,它们涌动于生命的躯体,似乎是反殖民化的精神突围,让象牙塔里的人颜面顿失,好似看见了泥土般的幽思在慢慢流溢。
东三省在文化血脉上有传奇的色彩,模糊的历史记忆,涂抹出与中原文化不同的洪荒之色,黑色土地的人们的血液里有野性的元素是一看即知的。样子是闭塞的,神态是自然的,但你会觉出质朴写在他们的脸上,那是古人才有的遗风。满族入京后,东北的地位变得异乎寻常,文学艺术与中原的连带关系亦深厚起来。满族文化与汉民族文化,彼此渗透,诞生了异于他乡的族群。而汉族的儒雅之味则被黑土地的野味所代替。率真、无伪、直面苍天的一面由此出来。那些歌谣式的咏叹和没有隐曲的表达,如林间吹来的风,卷起木然者的情思,让人心魂为之而倾倒者再。当那些歌咏者汇入汉语言的现代性表达的时候,迥异于中原的图景就如诗如画般地流进我们的视野里。
重要的是,东北在近代被日俄殖民统治的时间颇长,各类文明渗透在三省的土地。因了这些元素,涌入了现代性的因子,西洋的风景、东洋的旋律,不经意间便染在时尚的街头和文人的词语里。可是那外来的遗存似乎并没有改写东北人的思想谱系,反倒出现很大的反差。在这个反差里,黑土地的人们也发现了自己的故土的本然之所,他们张开歌喉的时候,便把掩埋在土地里的亡灵,以诗意的方式召唤了出来。
这些幼稚的、带着生命热力的文字,是现代人对古人的回馈,又借着古人之力给没有亮度的土地以新奇的暖色。国土沦陷的那一刻,不平静的生活激发了东北人的想象。没有祖国和没有历史的感受一旦建立,样子就完全不同了。几千年沉睡的土地因了沦陷而喷发出岩浆般的热力,他们在参差不齐的文本里,借此照亮了没有声音的夜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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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凝视这些土生土长的东北人的时候,不能不注意的是萧红。这个被传奇化的人物,是民国文坛的异类,没有大家闺秀之色,也非大学里的文雅的女子。她的身世颇为普通,又经历了无数次的坎坷。但其汩汩流淌的情感之潮,在灰色的寂静里泛出光亮。完全是天籁般的声音,纯粹而悠扬,带着野草的香气和松林的野味,飘散在词语之间。我读她的书,觉得仿佛天外来客,绝无中原文人的调子,游云般转动着神思,谈吐间波澜不惊,妙音传来,却踪影全无。这个沾着泥土气的女子,穿过污浊的沟壑,从没有笑的原野走过,从欧罗巴的咖啡馆前走过,以自然的谈吐,述说着离奇的故事,东西艺术里感性直观的美,竟然奇异般地重叠了。
萧红常常给我们审美的惊讶,悄然的笔触竟拽动了僵死的村庄和小镇,招那些亡灵和太阳的影子来,在空旷的天地间起舞。文字自由无伪,章法随性而出,似乎没有规矩,而深处则有爱欲的流盼。她的文字极为感性,生活片断的捕捉灵光闪烁,有情绪的涌浪。作者生于黑龙江呼兰,辗转于北京、哈尔滨、上海,从来都在不定的漂泊中。加之爱情受挫,职业多变,生活大苦,敏感的神经在被刺痛中走向文学。最初的文章,几乎都与自己的经验有关,那些流浪、失恋、饥饿、无援的苦状,都渗透在文本里。你不觉得那是创作出来的文章,而是自然从内心流淌出来的记忆,这些在底层的被压抑的存在,在作品里组成了鲜活的画面。
与一般作家所不同者,她没有文人的腔调和作家的腔调。好像借来神力,还原了东北农民的生活场景。愚昧的乡下,殖民地遗风里的哈尔滨,都在寒冷的风里瑟瑟地蜷曲着身影。而日本侵略者铁蹄下的百姓的苦状,也被一一点化着。鲁迅看到她的《生死场》,感叹那文本的切实:“这自然还不过是略图,叙事和写景,胜于人物的描写,然而北方人民的对于生的坚强,对于死的挣扎,却往往已经力透纸背;女性作者的细致的观察和越轨的笔致,又增加了不少明丽和新鲜。”在现代小说版图上,萧红独特的叙述和生命觉态,无疑丰富了我们的审美经验。
《生死场》因了鲁迅的推介,一时被广泛传颂,它本身的结构与意韵的奇特,也足以称得上是一部妙品。小说多棱镜般折射着生活的光景、路径,人物、故事都不在逻辑点上,而整体的画面感呈现的人间图景,则活现了东北人的灵魂。小说里的男人、女人,老人、孩子,还有牛马羊等动物,在一个空间里有着同样不幸的命运。作者不是介绍人物性格和故事的离奇之迹,而是昭示着存在的状态,她把一张未曾得到精神沐浴的乡民之图,以惊人的方式舒展在我们的面前。
阅读她的小说,我们惊叹的时候居多,自然,不满的时候也常伴其间。在萧红的笔下,古老文明的那些痕迹是弱化的,她几乎没有鲁迅对古中国文化的沉重的感受,给予她深刻体验的是乡村社会的蛮风。人们几乎按着自然本能生存,乡下秩序也是散漫的。金枝与男人的野合,是爱情么?月英瘫痪在炕上的日子,没有婚恋的幸福可言,等待她的只有死亡之墓。男人们像动物一般,没有搽亮的意识,精神似糟糠一般堆在地上。他们在贫穷里只能木然面对一切。而女人们唯一的笑,似乎也只与日常的闲话有关。她叹道:“在乡村永久不晓得,永久体验不到灵魂,只有物质来充实她们。”“在乡村,人和动物一起忙着生,忙着死。”
那些关于死的描述,显得异常冷静的文字,透出作者的直面的勇气和建立意义的渴念。在叙述文本之外,有萧红的价值态度。从不堪入目的死灭里,看出生的无意义。而在无意义里,又有冲出牢笼的渴念。只是有时也陷在泥潭不能拔出,她歌哭里的颤音,恰是打动我们的地方。
不能不注意的是小说中无所不在的痛感。那是萧红体内温度的一种外移。她所写的麦场、菜圃、屠场、荒山、羊群、尼姑庵、丛葬,画面苍冷而凄寂,女子无望的哭泣,孩子的饥色,死去亲人的青年的流浪,有揪心之感,好像不了的苦缘,只能在路上趔趄着。王婆服毒自杀的场景写得惊魂跳跃,那么冷然注视着一切,乡人像受了苦刑一般,早就麻木于此了。
萧红在死一般的存在中,常常有温婉之笔让我们难忘。那只是极为细小的片断,也足有彻骨般的悸动传来,读者久久不能忘。王婆到屠场卖马的一幕,传神的笔触有泪水的流动。马儿看到王婆离开屠场,又跟了出来,它似乎意识到自己的命运,而王婆给马儿搔着头顶的片断,内心的爱意涌动,心酸之情喷出。仅此一点笔墨,就已经足让人潸然泪下了。
《生死场》在灰色的生活里,加进了日本人的影子,全篇的格局于是大变。宁静得要死的乡村,被铁蹄践踏的时候,还有活路么?无知的百姓被这意外的事件激怒,他们似乎一下子明白了什么。小说的结尾是抗战的篇什,也交织着混浊的气浪。无疑,这是小说的失败的地方,因为乡民意识的转变似乎缺少环节,可作者意识到不能不带上一笔,不然似乎缺少了什么。日军与抗日民众的形影,给平静的山村带来血色。外来的入侵者何以长驱直入我们的东北,百姓觉悟何以出现,小说都有所交代。一个远离现代文明的世界,竟以被殖民的方式进入新的生活,这有东亚无法理清的文化纠葛。萧红可能还无法认清这些,但那些人与事的苦乐,就足以让人思之再思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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较之于张爱玲,萧红不甚关注女性内心的黑暗,她对那些麻木的人们只有可怜。虽然愁苦一直伴随着不去,而灰色与潦倒感也没有主导其创作。在写作中,她依照良知与本能,把自己从苦境里一点点救出。那些微茫的希望,我们也能略感一二的。
这让我们觉得其文本的可亲,不像张爱玲远远地在旧的屋檐下,与我们难以接近。萧红的感人来自于平民的精神,她对于不幸者的态度,写在每个作品的深处。她常常关注那些被冷落、被欺凌的人们。《王阿嫂的死》,无路可走的凄惨之语扑面而来。《哑老人》中的小岚被工头打死的场景,有控诉的声音缭绕。《离去》是漂流者的感受,《手》乃关于染匠女儿到学校读书遭到歧视的故事,都很别致、忧伤。《桥》是贫富差异的揭示,有人道的苦涩在里面。作品细腻的画面感,连带着无边的苦涩转动在字里行间。她的文字的超敏感和正义的诉求,都是在不动声色中流露出来的。
我每读她的小说,总觉得被一种无名的困苦所感。那些小人物,多在不可名状的悲剧里滑入深渊。那是看不见的手所制造的人间悲剧,有人性的原因,也多命运的操纵,人注定在不可逃脱的牢笼里。《后花园》写冯二成子扛活的故事,在枯燥的独身劳作里,几乎与世隔绝,他遇见的唯一女孩子,唤起了他的爱欲,但却不能表达。最后眼看女子嫁给他人,自己只能无奈与一个寡妇结合。这篇作品像一曲哀伤的笛声,婉转的旋律里是死灭般的旷野的气息。在没有尽头的苦路上,哪有什么亮色呢?这是不能抗争的命运,遭遇不幸成了必然。人物与情节似乎都与冥冥之中的存在有关,但又无法理清。我们阅读于此时,感受到作者内心的深切的体验如此迷人。那些几乎平淡得不能再平淡里的剧烈的精神创痛,恰有存在的不可理喻的一面。
萧红也处理过新旧文明冲突的悲剧,那有另一番笔法,远比郁达夫、茅盾来得神奇。笔法的鲜活也不亚于张爱玲。比如《小城三月》写翠姨的一生,由天然的爱美,到宿命般的订婚,与乡下人的生活没有什么不同。但到了城里后,受到现代文明的冲击,终于知道人应该怎样生活。但一切都无法挽回。她的美丽的心不能肉搏于外在的魔力,最后抑郁致死。美丽陨落于凄风苦雨之中,这是人生最大的悲哀。梦醒后的无路可走,与鲁迅的意象颇为接近。在其笔下的亡灵里,汇合着五四觉醒的青年的泪水。底层青年的碰壁与绝望,在此的表达可谓淋漓尽致矣。
读到此,我们会想起作者的身世,对于那些弱小的无援的女子的命运,她谴责的是外在于人的社会环境,而非人本身,这与巴金的思路接近。她的默不作声间的众生图的涂抹,每每有回肠荡气之诗的流泻。那些难以存活者的一切,似乎都与她有关。文字间的痛楚,蒸腾着梦之冷气。在看到曙色的瞬间,却沉没于苦海里呻吟。声音如此弱小,而痛感如此广大。这是唯有鲁迅才有的灵魂的震颤。她不是以思想者的沉思抵达到精神彼岸,那些关于儒道释、尼采与陀思妥耶夫斯基的话题,她也许知之甚少,但她却以生命的觉态触摸到存在的隐秘。不需要学识,亦远离历史精神的暗示,在生命的直觉里,已经将读者引入生死之界的深处。妙悟三生,识得大限。思想飘游于有无之间,灵感潜入真幻深处。人间悲苦,世道明暗,尽入眼底;而苦涩的期冀,寻路的艰辛,也悉收笔端。无声息的悲剧,带颤音的咏叹,给没有出路的人们与自己,以喘息的瞬间。
在许多作品里,流露出她自叙性的一面,己身之苦,那么逼真地流露出来。《商市街》描绘在旅馆被困的生活,萧军解救她的故事,以及他们为了生存不得不做苦力的选择,都有隐喻性的再现。同居后的恩爱、冲突,也隐约可以感到一二。因为尝尽了婚姻之苦,便同情天底下一切被侮辱、被侵略的人们。在许多小说里,那些不幸落入绝境的人们,其实也投入了她自己的经验。在他人的世界里,我们读到了她过多的影子。
《商市街》的粗糙和简单,不及其他作品成熟,但记录她的不幸的源头,竟也有了不小的价值。许多篇什都毫无顾忌袒露着心曲。这是了解她的难得的文本,《欧罗巴旅馆》《飞雪》《门前的黑影》《广告员的梦想》都形象而逼真,留下困顿日子的哀伤与无奈。高尔基描述自己的流浪生活时,写过诸多难堪的场景,其间甚至多了宗教般的意味。萧红的作品没有那么绵软,她写出不幸的女子在生活里不能安定的苦楚,一面是贫穷、无望,一面有挣扎的泪水。叙述里都是可怜的人间,但路在哪呢?一个飘动无归的灵魂,在文字背后是略可体味到的。
这是一个荒唐的世界:外面是殖民地遗风里的花花世界,而自己却在赤贫的笼子里。但可贵的是,作者写了一批有梦的青年,流浪的旅馆里诞生了滚烫的文字,飘雪的日子有幽怨的诗文传来。一群志同道合的人们聚集在一起,放起他们梦的风筝。《剧团》《白面孔》所指示的话剧演出,遭到了日本人的镇压,但激情却久久郁积于心。他们偷偷地在精神世界寻找自我的努力,恰是雪夜里的一丝光亮,那么温暖地照着人们。由此,那动情的笔下也有了苦涩的浪漫,你终于可以明白,左翼青年的出现,乃贫穷与丧失自由的土地的人们寻觅的所在。
与左翼小说家的写作比,她显得颇为不同。那些亭子间的激进青年,几乎都在一个模子里,爱呀,恨呀,染成一个调子。萧红没有这些,她的草根性溢出了时代流行的观念,在远离革命的地方拥有了革命性,但根底在人性的世界。从自己的经历里,看周围的世界,又从周围世界,反观己身的一切,于是便有了概念所没有的散发的情思,其目光里照射的黑暗,连同无边的历史的记忆,便被定格在精神的深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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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死场》之后,她经历了左翼运动的时光,视野较之过去发生了变化。此后所作《呼兰河传》《马伯乐》,开始摆脱早期过于感觉化的书写,一些思考融进自己的文本里。但这也一面丢失了直觉表达的优长,多了外在化的东西。不过,《呼兰河传》很值得玩味,这是她重要的收获,那里有她智性里最迷人的东西。仿佛庄子式的与苍天、泥土的对白,在巫气与谣俗的烟雨里,唤出世间的亡灵。
这一次尝试,给后来的中国文学带来诸多的启示,80年代后的许多小说家,都从此间窥见了写作的另一种可能。《呼兰河传》系早期记忆的打捞,比《生死场》多了神秘的、冷思的元素。这里的蛮风飘动,像古老幽魂里的魔咒,亮出活的人间的死相。开笔写镇子里的民风,衣食住行、信仰、审美,阴阳间的灵思一一在鬼气里款款出来。较之于先前对于乡下社会的直观的感受,《呼兰河传》多了一种欣赏与自省的眼光。这可能受到沈从文的暗示,也得到鲁迅的影响。民间性如何在自闭的环境里自我循环的历史,被一种现代人的感觉照亮了。
小说显示了她审美的日渐成熟。如果不是远离故土,她可能还不会以这样的视角来观顾一切。那些日常生活的细节在多彩的词语里一次次飘出,岁月洗过的小城,自然的馈赠和远神的遗存塑造了一代又一代人。开篇所写的风情、文物,沈从文式的笔调是有的,好像是人类学家的调查笔记,一切实录的印象,都刻刀般记载着悠远的过去的痕迹。她在远离故乡的香港,发现了父辈与自己的生存之地独特的东北味。在物质性背后的神性的存在,她的趣味更浓。跳大神、唱秧歌、放河灯、野台子戏、庙会,在小说里有滋有味地获得了一种审美的厚度。自然状态下的非自然的人生,也在其间一幕幕上演着。
萧红无意中留下了故乡最为原始的风貌、人情,萨满教下的北方,一切都与鬼魂有关。在现代文明没有沐浴过的乡镇,维系民间社会的看不见的存在,决定了男男女女的走向。她描写这些弥漫神秘气息的存在的时候,不乏发现的快慰,欣赏的目光停留在其间久久不去。但这一切一旦与具体的人的命运衔接的时候,那种民俗学的快慰就被无名的惊恐与悲剧感代替了。小说对于小团圆媳妇的命运的描述,极为惨烈,惊心动魄之处多多。一个12岁的女孩出嫁后,被婆婆折磨得死去活来。生病之后,人们以为是鬼魂附身,便跳神赶鬼、看香、扶乩、热水缸浇身、烧替身,最后活活将人整死。美丽的孩童死于民间信仰的仪式,蛮风杀人是惨不忍睹的。小说写出东北人的野蛮,也为那冤死者苦苦地招魂。在这里,我们看不到一般左翼作家的说教,文本以感性的方式,昭示了存在的非人道性。礼俗亦能杀人,且以爱人的面孔出现,而根底则与鲁迅《狂人日记》相同。民间遗存的可怖性,萧红表达得明了、得体。
以小说的方式进行礼俗的反思,是近代以来作家的选择。日本、俄国的小说家们对此亦有所尝试。乡村的麻木的存在能够在此被多样的色彩所包围,与作者敏锐的视界有关。她在无聊的时光里留住了不少的爱恨,并撕动着那些精神的病躯。写残酷的跳神、驱鬼活动,多年后被莫言的乡土小说所放大。而有二伯能与鸟虫对话的神奇之功,后来的贾平凹《古炉》中狗尿苔的绝技亦有所继承。她身上所含的乡土智慧只是偶有闪动,但足以启示后来的人们了。萧红是鲁迅之后,对于乡村社会的神秘性吃人有惊人发现的天才作家,无可描述的人与事,经由她的笔,竟流出重重意象,好像一幅长卷,有历史深处的幽魂。
萧红在成长里,越来越接近鲁迅的传统,她以自己的经验,证明了礼俗杀人的本质。这种感性里的言说,包含着丰富的精神话题。到了《马伯乐》那里,这样的精神变得更为强烈了。国民性、民族性开始成为其思考的话题,而精神的走向,也和五四知识分子的情感叠合一体了。
但这一切都不是以简单的左翼眼光为之的,和意识形态的话语也有区别。萧红的文本有着天然的生命意志的燃烧,那些可怜、可悲、可哀的存在,缠绕在罪感的空间,给我们以审视他者的冷意。生命落在罪恶的土地,千百年前的鬼魂摄住了贫穷的人们,大家在可怜的世间一遍遍重复同样的主题,意义的无意义、无意义的意义在无词的言语里裸露自己的真颜。这时候我们感到她无边的凄苦感的蔓延,于是似乎看到鲁迅式的审视的目光。她的发散的思维和忠实于自己生命感觉的选择,获得了差异性的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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作为东北的作家,萧红一直保持了地域性表达的特征,简单、明快、直逼核心的词语,与士大夫文体和小布尔乔亚文体相距甚远。但她不像萧军那么粗直,也无端木蕻良那么儒雅,而是带着村姑式的单纯和乡野诗人的清新。作者早期受过古文的教育,对于旧诗别有新解。但那些古老的叙述被她隐含在文本的背后,或者说,绕开了文本的暗示,以自己的感性直观去捕捉存在意象。她也喜爱《红楼梦》式的女儿性,可只是接近而非走入,因为知道自己不在那个边界,只是掠过曹雪芹的世界,落脚还是在黑土地的语言秩序里。民国作家,没有一个人像她那样有如此质感的忧郁的野性思维。这忧郁的野性使她沉浸在对生灵的爱怜里,一面又跨过世俗的趣味,抵达纯粹的精神高地。鲁迅当年就看出她非同寻常的笔力给读者带来的新意。不成熟的美,乃真美,后人念兹爱兹,不是没有道理。
在为《生死场》写的前言里,鲁迅形容萧红的奇特在于笔致的“越轨”之处,恰写出其与人的差异与别样。所谓“越轨”,则在该停顿的地方不停顿,有形之中写出无形。萧红的作品的背后,有时候带着一种无形的存在,那是萨满教神的所在,平凡可见的日常生活,往往被看不见的形影所支配。人无法战胜这种无影的存在,它们无时无刻不在制约人们的行为,有的是被制约,有的也去制约对方。这就有了存在的复杂性,维度也扩大了。《呼兰河传》写村民对着鸟儿和白云交流,童话的意味多了起来,乌鸦过后的死灭,好像冥冥之中的主宰使然。自然被赋予神明的色彩,单调的存在便有了无限的丰富性。小说写鬼叫,写灯笼掉到天上,都是逆意之笔,在非常轨的存在里,诗意诞生了:
有二伯的性情真古怪,他很喜欢和天空的雀子说话,他很喜欢和大黄狗谈天。他一和人在一起,他就一句话没有了,就是有话也很古怪的,使人听了常常不得要领。
夏天晚饭后大家坐在院子里乘凉的时候,大家都是嘴里不停地讲些个闲话,讲得很热闹,就连蚊子也嗡嗡的,就连远处的蛤蟆也呱呱地叫着。只是有二伯一声不响的坐着。他手里拿着蝇甩子,东甩一下,西甩一下。
若有人问他的蝇甩子是马鬃的还是马尾的?他就说:“啥人玩啥鸟,武大郎玩鸭子。马鬃,都是贵东西,那是穿绸穿缎的人拿着,腕上戴着藤萝镯,指上戴着大攀指。什么人玩什么物。穷人,野鬼,不要自不量力,让人笑话……”
这样的描写很传神,乡下世界的奇异,人们在枯燥中丰富的感受与活下来的理由,都得到一种解释。
萧红写传说里的存在,也有童话的笔墨:
传说天上那颗大昴星,就是灶王爷骑着毛驴上西天的时候,他手里打着的那个灯笼,因为毛驴跑得太快,一不小心灯笼就掉在天空了。我就常常把这个话题来问祖父,说那灯笼为什么被掉在天空,就永久长在那里了,为什么不落在地上来?
这话题,我看祖父也回答不出的,但是因为我非问不可,祖父也就非答不可了。他说,天空里有一个灯笼杆子,那才高呢,大昴星就挑在那灯笼杆子上。并且那灯笼杆子,人的眼睛是看不见的。
她描述自然的时候,从不是刻板的,而有着印象派绘画的笔意,《生死场》描绘大雨前的农田:
高粱地像要倒折,地端的榆树吹啸起来,有点像金属的声音,为着闪的缘故,全庄忽然裸现,忽然又沉埋下去。全庄像海上浮着的泡沫。邻家和距离远一点的邻家的孩子的哭声,大人在嚷吵,什么酱缸没有盖啦!驱赶着鸡雏啦!种麦田的人家嚷着麦子还没有打完啦!农家好比鸡笼,向着鸡笼投下火去,鸡们会翻腾着。
我们阅读这类笔法,就会感到作者对熟悉的存在陌生化的表达天赋。陈词烂调在这里消失了,每一句话,都从心灵里浸泡过,是经过咀嚼的表达,丰盈、多致、浑厚,有独创的挥洒。这是作者独特的书写,词语的搭配与意象的叠加,均反常规,而这种转化和逆意之笔,鲁迅之后,能有此技者,唯二三子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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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趣的是,萧红活着的时候,她在文坛的位置不高,自己也没有意识到笔下文字的价值。但她离世后,读者甚众,且越来越显出不凡的价值。这个描绘了黑色土地上的亡灵的女子,也把自己的心魂最为动人的一隅,给了那些婚姻不幸的青年们,透视着生命不得自由的缘由。
我曾读过鲁迅博物馆藏的萧红手稿,那文字俊美有力,可以想见其人的透彻。像狂风里的劲草,顽强里吐着绿色。她的感觉丝毫没有受到世俗的污染,奇异的句子夹带着苦涩的梦,流转于暗夜里。我曾想,粗糙的萧军对她的内觉是常常忽略的,这造成了悲剧。在弥漫着恐怖气息的世间,有什么办法呢?也只能任无奈在此间蔓延,爱与快慰是短暂的。而这短暂的间歇,竟也有精神焦虑后的宁静。那些美文与佳句,实在是她无望之后的喘息。艺术有时乃惆怅里的突围,在弱小者那里,支撑精神的文本,是黑色存在的盲点的填补。卡夫卡、川端康成等,都是这样。至于女性作者伍尔芙、阿赫玛托娃,亦有此意。文学史里的相近性片断,我们还可以找到许多。
许多记述萧红的文字谈到了她心地的美。梅志生前写到这位朋友,有很多细节颇为传神。30年代的青年,精神的突围是多重奏的。萧红经历了饥饿、失恋、漂泊的苦运,也卷入了革命的风潮。她的左翼选择,乃无奈命运的推动。理论上亦无任何准备。生活困顿了,没路可走,只能做苦态的记录。走到左翼队伍的人,也有偶然的因素。底层的青年易在绝境里做抗争的选择,乃历代社会固有之现象。鲁迅在晚年,对青年有如此深的感应,那也是自己还在一样的苦态里吧。不过有一个现象值得思考,鲁迅的痛感里,有古老文化的纠葛。萧红那代人,多的是己身的痛感,层次不一了。但青年的能量,在鲁迅看来是一种纯美的储存。它可以抵挡陈腐的旧影的袭来。晚年鲁迅的快慰之一,就是在萧红、萧军这样的青年那里,看到了旧式士大夫身上缺少的天然的美。倘说文坛还会有希望,是在这类青年身上的。
这种天然的美,不是逃离世间的隐逸,那是与恶的存在对峙的抒怀。他们在困苦里表现的不安与抗争,也是鲁迅心以为然的。萧红的作品,除了对世道的冷嘲外,有生命自身的困境。她对内在矛盾的敏感超出了一般作家。中国的激进文人抱怨别人的时候,将自己洗得干干净净,似乎黑暗与自己无关。萧红是一个迷茫的女子。她在最冷静的时候,依然清晰自己的无力感。在到青岛、上海、西北抗战的途中,她显得纤弱和痛楚,一直被爱情纠缠和困扰。当一些作家苦于无法写作,或写不出满意的作品时,萧红却没有那些问题。所有的日常生活都可以入文,这样的生命状态,使她身边的许多男性作家显得轻浮。在意识形态里,又不仅仅属于它们,不凡的文人往往就在这样的空隙里诞生的。
萧红的可爱,在于对自己的失败感的无余的倾诉,以及在绝境里可怜地求索的真的目光。其实,在她身后,人们谈及最多的是她与萧军的爱情。这对作家的分分合合,有人间难言的隐含。萧红是现代女性作家中有着不断受难感的人,她在爱情上的失败,纠缠了现代女性的苦运。她对于爱情的态度,充满了理想主义色彩,这使她不轻易屈服于传统的压力,而选择中表现出罕见的大胆。但不能够从中自拔的她,过于依附男子,在男权力量过大的时候,自己便被无力感包围了。
鲁迅博物馆至今还藏有她的多首失恋诗,这些作品都是为自己而写,并无发表的冲动。由此可以看见她的生活之苦。《苦杯》是与萧军发生冲突后的一首真挚的、哀婉的吟唱。读着它,会感到一个受伤的女子的哀戚。当萧军粗暴地向她挥动着拳头,并且把情感转向别人的时候,她的爱的甜梦消失了。觉得自己重新沦入早年被父亲施威的险境中。爱情是什么?人间有永恒的恋情么?她在自己的选择中,看到了婚姻的不可理喻性。1937年,当她流浪在日本的时候,曾深切地反省过自己的情感生活。在被极度的忧虑折磨之后,她猛然感到,自己是无法挣脱情感生活的人,生命的欲求,偏偏与苦楚为伍,是与生俱来的宿命么?那首作于东京的诗作《沙粒》有这样的句子:
理想的白马骑不得,
梦中的爱人爱不得。
……
我本一无所恋,
但又觉得到处皆有所恋。
这烦乱的情绪呀!
我诅咒着你,
好像诅咒着恶魔那么诅咒。
这好像既清醒又迷离的情感。她好像什么都清楚,又什么都不清楚,几乎是带着泪地喊着:
只要那感情是真诚的,
那怕就带着点罪恶,
我也接受了。
这几乎是对上苍的乞求,自己的羸弱之躯就那么无力地受着折磨。人无法摆脱自设的陷阱,埋葬自己的,恰是自己所爱的什物。在她的叙述里,可以看出以下的情形:写作对于萧红而言,不是炫耀之舞,亦非智慧的探寻。对于一个永远在路上漂泊的她而言,那是一个温暖之家的寻觅,是自我的救赎。她发现了自己的可怜,发现了故土上的人们的可怜。大家都被一个个看不到的亡灵所缚,不能超度到明亮的彼岸。无论是写自己还是写他人,都被一种出离苦海的冲动所召唤。她把对象世界自我化的表达,其实完成了一次审美的跨越。
没有完美的生命,可能开启我们寻找完美的路程。萧红的写作,乃民国女子动人的一章。她在黑夜里睁大的眼睛,流出黎明的光泽,那是一代人动人的闪烁。她没有孤傲之情,也不低垂着头。在无望之中所放出的词语之光,那么高远而神秘,指示着智性的高度。在她的视角里,自然、社会、谣俗,是交织在一起的。作者时常在混沌的画面,释放出灿烂的意象,并把精神从凡俗里解脱出来。那些作品奇异的感觉的碎片,融进了其生命迷人的色彩。存在、爱情、死亡,是生命不可分割的乐章。萧红以自己奇异的感知方式,弹奏起这多声部的旋律。后人从这里所感的,大概不仅仅是爱情的困惑,这其中,包容了太多的人生的困惑,以及走出这个困惑的渴念。在这个意义上说,小说家与诗人还有另一种存在的理由:不幸的存在,乃寻美的表达的理由。萧红不仅用文学,也用生命,书写了这样的理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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