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化乡愁”是一个带着淡淡忧伤意味的词汇，它是作家对乡土文化进行思索的艺术化结果。这正如学者陈德锦在《中国现代乡土散文史论》中所说的：“日渐衰落的乡土文化，使不少乡土作家产生了矛盾的意识。他们本来并不排拒新思想和新事物，但有见于新的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对乡土文化的威胁，恐怕硕果仅存的农村文化终会消失。他们希望通过某种方式来挽留这失落的文化秩序。”2013年年末中央城镇化工作会议提出了一句令人难忘又启人深思的诗意口号：“让居民望得见山，看得见水，记得住乡愁。”在这样的语境中去解读“文化乡愁”时，它其实变得具有了精神归宿的独特意味。
　　文化乡愁是现代性社会的产物，物质环境的多变性、人口的流动性、生活节奏的快速性都为滋生这一情绪提供了土壤，因此，它终究是忧伤、焦虑而悲壮的。但是，另一方面，它又是现代人精神的重要清醒剂，也为我们守望人性最后的真善美提供着庇护与福佑。关于文化乡愁的书写将时刻提醒我们关注人类的物质生态、精神生态的平衡与洁净，警示我们以人文的力量守住人性的最后高地。因此，在文学作品中书写文化乡愁的内容具有很重要的文化意义，而散文这一具有真实性、自由性、对话性等特征的文体则具有表达文化乡愁的天然优势。


　　一

　　生活在甘肃的裕固族、东乡族、保安族等三个特有少数民族因为地理、文化、文学上的独特性而有着承载文化乡愁书写的特殊便利条件，这些民族的作家在散文创作中对乡愁的母题进行了较深入的思考。他们大多生活在丝绸之路的河西走廊南部、丝绸之路甘肃段南线。他们曾经有过繁华与喧嚣，当昔日盛况渐行渐远时，新的沉寂其实又成为现代人所渴求的“诗意的栖息地”，这种繁华落尽后的“文化乡愁”将以某种安静的力量直抵现代人浮躁的心灵，如何直观地去表现它，成为散文作家的任务。
　　这三个民族的当代文学创作起步较晚，但有一些作家以其优秀之作在少数民族文学界产生了影响，如老作家中的汪玉良、马自祥等，中青年作家中的铁穆尔、达隆东智、钟翔等。他们的散文创作数量不算很多，但也已经初具写作风格，大致形成了两个比较明显的特点：一是迷惘的“苦感”文化意识。在这三个民族作家的写作中，这样的“苦感”情绪随处可见，成因有经济落后、身份焦虑、生态担忧等，文风也因此而显得较为忧郁凝重。二是忧伤的寻根意识。由于这三个特有民族的识别均在解放后完成，而由于文献资料的缺失，关于族群的迁徙史、发展史等问题并未得到完整的记载。这为具有了理性情怀的作家带来了寻根的困难，这样的思绪只能寄托在那些丰富的民间口承资料(如忧伤的古歌、传奇的叙事诗等)中。由于无法系统全面地言说族群和个人的历史，于是，淡淡的忧伤始终挥之不去。
　　总之，“文化乡愁”在这三个民族散文作品中的心理成因可以简单地总结如下：人口较少带来的文化危机感；地域较偏带来的心理孤独感；文字文献缺失带来的历史模糊感；族源争论带来的身份焦虑感。正是在这样的心理原因的支配之下，“文化乡愁”成为他们散文书写的底色，而这样的“文化血液”又恰逢现代性语境的变迁，与现代人共有的“文化乡愁”不期而遇，因此具有了某种时代文化意义。


　　二

　　我想以裕固族作家的创作为例，谈谈目前“文化乡愁”散文的具体特征。新世纪以来，裕固族涌现出了一批有志于散文写作的作家，如铁穆尔、达隆东智、杜曼·扎斯达尔、玛尔简等。值得注意的是，他们与肃南的地域文化、尧熬尔的历史文化、裕固族的民间文化之间的联系已经发生了重构式的改变。在他们的作品中，关注到了人口迁徙、生产方式变化、生态环境破坏、价值标准变化之后给族群文化和个体心理带来的焦虑感，文本中流动着“深情的忧伤”。
　　通观裕固族作家的散文创作，大多数都有着历史文化散文、地域文化散文的混合品质。从叙事内容上看，他们的散文大致可以分为两类：
　　一是从“为族群代言”的立场转向对裕固族发展历史、迁徙历史的追忆。由于历史文献的缺失，这类散文并不依靠确凿的文献，而是以个人的田野经验与调查资料为依托，以传说、民歌民谣为底色，怀揣着一颗火热的为民立言之心，对尧熬尔的族群历史进行了个人化建构。比如，铁穆尔在《星光下的乌拉金》《北方女王》《夏日塔拉的传说》《北望阿尔泰》《狼啸苍天》等散文中，较为成功地塑造了草原母亲形象、族群英雄形象。这类散文多数带有文化寻根意识，在文化碎片的认真拼兑中试图对已经远去了的族群历史进行整体还原，在理性书写中流露着强烈的感情色彩，既有对历史人物的书写，也有对历史空间(辽远牧场、迁徙路途、荒草古道、苍茫群山等)的书写，而人物与空间又被整合在了令作者无法忘怀的族群传统道德的大框架内，总体上呈现出悲情挽悼的心绪，清晰地表达出一种“昨日宁静不再重现”的文化乡愁意识。“尧熬尔子孙”的身份意识成为这种情绪的重要载体，多数作家有着较为强烈的族裔身份意识，而这一血统意识在散文写作中被自觉转化为一种文化身份意识，体现出了新中国成立后裕固族知识分子复杂的文化乡愁意识。
　　二是以个人视角对肃南地域文化进行的“取神忘形”式的地方性叙事。这类散文以裕固族现实的地域文化为书写对象，关注草原上的一草一木、一兽一鸟，视其为家乡地域文化的精神代表，如铁穆尔的《草原挽歌》《花斑乳牛》，达隆东智的《深山漫记》《巴彦察汗腹地》等，这类散文对裕固族游牧生产民俗、狩猎民俗、马文化等作了相对深入的诗性叙事。由于现代性进程的推进，民族地区原有的文化结构被打破，新的文化秩序正在建构之中，这种文化前途的不确定性给抒情主体带来了一种接近于恐惧感受的文化乡愁，客观上反映着裕固族族群整体的变迁“阵痛”，它们构成了这类散文所承载的文化乡愁。“草原”意象成为承载这种文化乡愁的具体而切实的空间，牧人的所有心血与感情都与草原大地脐血相连，它的任何细微变化都必将引起牧人之子的心痛与泪水。达隆东智的书写便明确表达了这一立场：“草原牧人依赖大自然，崇尚和敬畏大自然的一草一木，对强者和掠夺的抗击与蔑视，对弱者的怜悯与无私帮助，都赋予了他们独立不羁的品格。”(《故乡库库杜格牧人》)
　　整体来看，裕固族散文创作已经基本形成了自己的风格，也出现了一些优秀作品，而关于文化乡愁的丰富思考也将在共筑中华民族精神家园的伟大工程中发挥自己的正能量。作家们在书写文化乡愁的文化大散文中可以尝试对裕固族文化进行较为细致的文献记载、影像纪录、细节描摹、情感投入，从而使这类散文发挥其重要的保存文化、传递情感、凝聚人心、共筑多民族文学中国梦的重要作用。


　　三

　　在关于“文化乡愁”的书写上，除了裕固族作家的作品，东乡族、保安族作家的创作也取得了很好成绩。但是，相对于族群文化矿藏量及其在丝绸之路上的独特文化意义，甘肃三个特有民族的散文创作还有许多值得开拓的空间。
　　相对来说，基于这三个民族的地域文化现象而写成的文化散文并不多见，尤其是高质量的作品更为少见。因此，深度地阅读经典并在刻苦的学习中揣摩地域文化在书写文化乡愁方面的重要价值，可能是这三个民族散文作家共同面临的问题。来自异地异族的名家散文对这三个民族的文化现象偶尔能够进行仔细地揣摩、精心地观察，对其文化风格也会有较高的认识水平，但这些文章多数是带着钦佩、悲悯、伤感等“客位”情怀(或他者视角)。因此，也为本民族作家从“主位”角度书写文化乡愁留下了很大的创作空间。这种“主位”式的写作可能应该最本质地体现在对本民族文化的责任感和使命感上。当然，仅有激情是不够的，还需要认真地学习文学经典，克服对族群文化太过熟悉之后带来的“视觉盲点”。
　　保安族作家马祖伟在其散文《情满大河家》中有段话很耐人寻味：“从小生长在大河家的我，真正认识故乡，是读了回族作家张承志先生的散文《大河家》后，才感到我的故乡——大河家有如此少女般含羞娇艳的魅力。”在他者视野的启发下获得了新的发现，这并不是偶然的现象。但愿在学习经典文本和借鉴他者文本的过程中，本民族作家散文创作的“渴望和激情”能够真的熊熊燃烧起来。
　　仅仅停留在文本上是不够的，还需要走向大地，进行田野调查。在田野调查方面，这三个民族的作家有着得天独厚的优势，许多作家已经进行了多番尝试，搜集了大量的资料。但是，仅仅将第一手田野资料囤积在手里是远远不够的。走进田野只是理性书写文化乡愁的第一步，在积累了大量资料之后，散文作家还应该具备文化人类学的理论修养，对族群文化的起源、发展和流变过程作出理性研究。
　　另外，不仅应该熟知本民族的文化情况，还应该具有文化比较的眼光，对其他民族的文化特点有一个大致的了解。也就是说，在走进田野、学习理论的过程中逐渐突破狭小的视野，将现代人精神困境的问题纳入到自己散文思考的范畴，才可能将基于“地方性知识”的文化乡愁淘洗、升华为一种为多数读者(不分民族和地域)所认同的情怀。只有在这样的背景下，才可能完成对文化乡愁的研究式表达，而只有经过研究产生的散文作品，才能以其理性的力量引起读者的共鸣。因此，甘肃三个特有少数民族的散文作家应该是学者型的，只有广博的知识与开阔的胸怀才能对“小地方”进行“大书写”。