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里的文侠小说是针对武侠小说提出来的。

中国人历来赞美侠客。侠客路见不平拔刀相助，济危扶困替天行道，自然是令人钦佩的，加以歌颂是符合人们的愿望的。因此武侠小说便盛行不衰。据说武侠小说甚至被选入中学文学读本。

但是武侠小说宣扬侠义精神的同时也有对社会不利的副作用。

首先，武侠小说里写的侠客们见义勇为，路见不平拔刀相助，靠的完全是高超的武艺。这自然会潜移默化地使一些读者（也许不是全体，但这类读者的数量我估计是不会少的）得出这样一个结论来：遇事要靠武艺高超的侠客出来伸张正义——《聊斋志异·禽侠》就体现着这种思想：鹳鸟，其雏连续三年被大蛇所吞食，“三年而巢不移，则报仇之计已决”，终于找来禽侠替它报了仇。我想，这大概就是为什么在一个武侠小说盛行的国度里，我们却经常看到这样一些报道：暴徒在光天化日之下横行无忌，观者如堵，却常常无人敢出来制止。

其次是脱离社会现实。在现代的社会，要凭武功替天行道，已根本不可能了。第一，任何武功也抵不过现代化的武器，而且杀完人也不能像武侠小说写的那么容易逍遥法外（虽然古代官府也未必像小说里写的那么无能）。第二，现在社会恃强凌弱者的手段要比古代复杂得多，靠武力根本解决不了问题。如有些官员贪赃枉法，制造冤案，你能靠打打杀杀解决问题吗？再如有些上访的群众被围追堵截，见“青天”难于上青天，疲于奔命，有冤难伸，你能靠打打杀杀帮他们解决问题吗？即使黑社会，也大都有权贵作保护伞，靠个人的武功也难以解决问题。如要用武力去解决问题，那结果只会陷于同整个国家机器为敌的悲惨境地。轻则碰得头破血流，重则会把命搭上。

现代社会，要替天行道，单靠武功是不行了。这个问题，早在17世纪初，西班牙伟大作家塞万提斯就看到了，写了著名的《堂吉诃德》，以喜剧的形式送别了描寫游侠的騎士小說。

1950年代末，《乔老爷上轿》剧本和电影一出来，便引起我的兴趣。乔老爷是个文弱书生，见民女落难，便挺身而出，加以救援。这就是武侠小说里所说的“路见不平拔刀相助的侠义精神”。无以名之，援“武侠”之例，我把他称为“文侠”。这是古代的文侠。

那末，中国当代现实生活里有没有这种文侠呢？

我认为是有的。2009年网上出现的吴保全就是一个。他在青岛工作，当他在电话里得知， 他的朋友康树林的老家鄂尔多斯农村被政府强行征地，低价买进，高价卖出，村民们苦诉无门时，他挺身而出，仗义执言，把此事披露在网上。结果被内蒙警察从青岛抓到鄂尔多斯，在监狱里关了10 天。被放出来以后，他并没有知难而退，继续以他的知识为他不认识的农民呼号奔走。这次他被鄂尔多斯政府派警察抓起来，先被判了一年，他不肯屈服，后来又加了一年。在监狱里，他仍然坚持，并不后悔。他的案子当时轰动了全国，新华网、中新网、人民网、光明网等几乎所有网站都发了许多报道、评论和声援。现在通过Google仍可以搜索到六十多万条相关信息。

再如邓玉娇被逼刺杀淫官一案披露以后，网上报道说，许多网友自费从各地赶到案发地——偏僻的巴东县，冒着种种危险（记者被打、其采访器材被毁便足以证明环境之险恶）密切注视事态发展，及时通过网络为邓玉娇仗义执言。北京的律师夏霖夏楠等也舍弃赚钱的工作和首都的舒适生活奔赴穷乡僻壤的野三官镇，自荐免费担任邓玉娇的代理律师。有许多可敬的记者不顾个人得失，挺身而出，为民请命。我觉得，这些富有正义感的人也都是当代的文侠。

这些当代文侠，没有别人奈何他不得的高超武功，也没有现代社会最强大的武器——权力、金钱或关系网。他们靠的是什么呢？除了侠肝义胆，就是智慧。

我觉得写这种文侠也许比写那些子虚乌有的只凭武力解决问题的武侠有意义一些。首先它可以教给人们如何用勇气和智慧去有效地帮助那些有冤难伸的弱势群体。有冤难申的弱势群体也可以从中学到用法律手段维护自己的合法权利。而且这种文侠对促进社会正义、加强社会安定也是有百利而无一害的。同样宣传侠义精神，为什么不写这种文侠呢？

当然，写文侠小说要比写武侠小说难得多。写武侠小说，远离现实，可以随便编，多么荒诞也不会惹来麻烦。写文侠小说则不然，必须符合现实的生活，写现代文侠小说，还可能涉及某些“敏感”问题或某些领导不希望你触碰的问题。要处理好这些问题，作者必须有很高的思想水平，深刻理解有关的政策。我觉得苏联作家恰科夫斯基的小说《未婚妻》（陈殿兴、刘广琦译，1983年湖南文艺出版社出版）对这些问题处理的比较好。这部小说的主人公瓦丽娅，是师范学院的一个女生，看到自己熟悉的一个青年工人遭人陷害，便挺身而出，匹马单枪去挑战盘根错节的罪恶势力。她跟青年工人非亲非故，为了使自己有合法身份干预此案，她自称是青年工人的“未婚妻”。她战胜重重险阻， 推翻了看似铁证如山的冤案。这部小说之所以能在文网森严的苏联出版而且受到欢迎（1966年出版，1969年就被搬上银幕），我认为是因为作者在写瓦丽亚推翻冤案活动的时候也写了老党员米特罗欣、交警托尔库诺夫等正义人士和州委书记对她的支持。这样，在力量对比上就肯定了“邪不压正”：整个社会是好的，邪恶势力貌似强大，但从全局来看仍然是个别现象。另外，作者还把瓦丽亚的翻案活动提高到维护社会正义和真理的高度。顺便说说，州委书记并没有干预司法工作（他尊重司法独立），只是通过跟有关人员“谈心”，用当事人提供的证言揭露了冤案制造者的丑恶心灵——这样，冤案平反已不可逆转。我想有志于写文侠小说的文友不妨看看，也许能得到一些启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