全球化背景下的文学创作，即立足于全球范围内的文化、宗教、政治制度、生活方式等相互影响和吸收的趋势，生活于具体地域范围和文化环境下的作家，以更加开阔的视野和更加敏锐的体验和观察，形象而准确地叙述置身于这一重要历史进程的当代人的命运。这一背景，当然也是民族作家的创作不仅不能回避，而且应该加以重视和思考的时代环境。结合藏族作家近几年的作品，我以为“强化”和“介入”或许是值得参考的一种策略。
　　“强化”是强化民族特色，如地域特色、日常生活的独特风貌、宗教生活、历史传说，乃至于独特的对汉语言的使用方式，等等。各种民族文化应当秉持对民族文化的自信和热爱，自觉弘扬本民族的优秀传统。民族文学作为民族文化的重要内容和传播、建设、发扬民族文化的重要手段，也应自觉肩负起这一责任，这是全球化背景下民族文学创作的叙事伦理。这一叙事伦理层面上提出的“强化”，也是作家自身的使命和责任。民族作家的创作，对民族作家而言，应该是具有自我认同、自我确证价值的艺术实践。民族作家作为民族的一员，理应通过自己的文本表达对民族的归宿感，表达对自己所归属群体的认知和与其他群体的差异性的认知，表达自我民族身份所带来的情感体验和价值。
　　文化的发展与经济的发展一样，本来就存在不同地区、不同民族、不同历史条件下的不平衡，全球化对不同的文化带来的影响和结果，并不是均衡和一致的，不同民族文化在影响力和辐射范围等等多方面都有差异，强势文化和弱势文化在文化发展中一直存在。在全球化进程中，个体和民族的文化在与他人或他民族的互动交往中，会使原有的民族特色变化、迷失，甚至消解、同化。因此，维护民族自我特质，身份特征和民族特色，关系到民族文化的生存和发展。在多种文化的交流碰撞、影响、融合中，只有更好地彰显了民族文化特色，才可能赢得与其他文化的竞争。文学也是如此。对民族文学创作来说，这是一项义不容辞的义务，只有坚持强化特色和特色魅力，在全球化进程中才能彰显民族的命运、性格、情感，也才能与其他民族文学一同发展。万马才旦的《乌金的牙齿》为我们提供了一个“强化”的例子。小说写“我”的儿时伙伴乌金，虽然成绩不好，小学未能毕业，但有一天成了活佛，并在20岁的时候圆寂了。为纪念乌金，寺院为乌金建造了佛塔，并收集了跟乌金有关的东西，包括58颗牙齿。显然一个人不可能有58颗牙齿，这其中有许多儿时伙伴扔在乌金家屋顶的乳牙。小说写的当然不是牙齿，而是真诚。小说通过三个细节抵达民族文化的深处，一个是乌金抄“我”的作业，当“我”做作业的时候，乌金无比耐心地等候在旁边，当“我”做完作业出去玩耍的时候，乌金开始一丝不苟地抄作业。他因为抄得认真、工整，经常受到老师表扬。一个是乌金在沙地里发现一条鱼，固执地跑了很远的路程，把鱼放回黄河。我们都劝他，路途太远，即使送到河里，鱼也活不了，但他依然不放弃。一个是多年以后，我问乌金为什么不上学，数学作业不会做可以抄“我”的。但乌金说，每当抄“我”的作业都有一种罪恶感，他不想让罪恶感继续下去，因此干脆不上学了。从这三个细节折射出的乌金的真诚，是一个民族的性格，是亘古流淌在一个民族血管中的信仰。小说的结尾，作家简单而不经意的介绍，即，尽管佛塔里的牙齿，有一部分不是乌金的，但并不妨碍信众的膜拜，让读者再次感受到一种阔大的信仰。尽管“我”一直怀疑人的牙齿数量，一直在思考这么多牙齿的来历，但无数的信众从来没有怀疑，也没有在膜拜的时候犹豫。这些都共同强化了作品的民族文化氛围、民族特色，也传达着一种基于身份认同的价值和意义。与此类似的还有扎西才让的《消失的阿旺》。
　　“介入”是指直面全球化进程中民族文化、民族文学面临的挑战。汤因比认为，每个民族的文化就是该民族对其所生成环境所面对的挑战的一种回应。也就是说， 每个民族的生存环境对其文化的产生与发展有重大的作用。换一句话说，一个民族的文化便是该民族长期应对挑战的历史积淀。我们现在所认识、感知、接受的民族文化，是该民族在历史发展中不断应对生存环境对其提出的挑战的结果。从未来向当下反观，今天，各个民族面对生存环境所作出的回应，也会成为民族文化系列的一环或者一部分。因此，敢于面对多元文化的挑战，积极介入多元文化的影响、交流、竞争，是既合乎历史发展理性也遵循文化发展内在逻辑的选择。
　　在强大的全球化潮流中，每个民族都不可能置身之外，都必须正面面对这一挑战，介入、参与是最好的回应。在多元文化的挑战中，盲目的固守和被动的同化，都不是积极的介入姿态。对民族文学创作而言，积极介入意味着在宏观的视野下理性客观认识本民族在现代化背景下所历经的挑战、变化、发展；在细微的尺度下，则意味着聚焦单个的民族成员在当下的实践、创造和丰富多彩的生活，书写他们的冷暖人生；在更深入的思考和体验中，书写一个民族在文化环境剧烈变化的时代所凸显的矛盾与彷徨、坚韧与自信、撕裂与重构、梦想与现实等等复杂、纷繁的精神历程。扎西才让的《欢喜》在当下背景中刻画了一个渴望走进寺院的“父亲”形象，这是一个典型的积极介入的尝试。在现代化进程中，小说所写的村子已经发生了巨大的变化，有的建了三层楼房、有的买了液晶彩电，“父亲”的大儿子当了干部，村子里的生活像藏金莲一样热烈开放，但此时的父亲突然提出不想在家里了，要去寺院当“阿克”(和尚)，原因是过去当队长时作恶很多，心里苦、难受，想赎罪。作品把现代化发展对村子带来的变化与对“父亲”带来的心理影响微妙地交织叙述。在通常的思维中，既然生活越来越红火，“父亲”应该越来越幸福和安宁，但意味深长的是“他”为过去的所作所为不安，他坚持要赎罪。通过对“父亲”排除阻力出家的过程，呈现出现代化进程中一个普通藏民的良知、信仰和诚恳。这是全球化背景下，一个具体的民族成员的精神和心路历程。严英秀的中篇《雨一直下》，借助藏区泥石流灾难，医生“龙珠旺姆”在失去亲人之后参与救灾，并申请援藏，最后在医患冲突中意外身亡，将北京大都市生活与藏区生活、将“龙珠旺姆”的事业与爱情同“龙珠旺姆”父母的婚姻爱情穿插叙述，既有藏民族的民族心理和文化，也有现代化、国际化的元素，成功地介入了当代生活及其对藏民族传统生活的影响。
　　当然，全球化背景下的民族文学创作是一个复杂的话题，由于所处地域的差异，由于历史条件的不同，各个民族的经济发展和文化发展水平不一，不同的民族受现代化进程的影响不同。因此，在不同的民族文化基因中生活和成长起来的作家，所面临的叙事挑战不一定相同。每个民族都有独自的生存智慧和应对环境的策略，每个民族作家也有自己独立的书写当代生活的创作理念。但如何坚持写出民族特色特质、弘扬民族文化魅力，积极正面参与多种文化的竞争发展、融合创新，共同繁荣多民族的文学世界，是每个民族作家都应不断探索和思考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