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位老人，他出生于1918年，足足走过了将近百年的岁月。这一百年，正是中华民族从水深火热的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历经土地革命、抗日战争、解放战争，走向独立、自主，又通过改革开放走向富强、民主、文明，并向着实现民族复兴的“中国梦”努力前行的沧桑巨变的一百年。这百年的历史进程，他都是亲历者和见证者，他的青春是在太行山革命根据地的抗战岁月中度过的，他一生著述500万言，几乎都是书写太行的历史人物和故事。这位老人就是长篇小说《太行风云》的作者、作家刘江。
　　在历史的洪流中成长
　　初夏时节，我来到刘老雅致的书房进行采访。刘老昂然一副革命岁月练就的高大铁身板，苍颜白发，说话中气十足，握手时力道很大，一口气说了两个小时，几乎轮不上我插话。我带了一本新著《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向他请教。知道这部书是从红军东征山西写起，描述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过程，到中共和阎锡山在太原合作成立“牺牲救国同盟会”结束，刘老手抚封面，陷入回忆，话题便从他1936年11月参加“牺盟会”讲起。语调的慷慨激昂和眼里依然燃烧的激情，让我深深地感受到那段峥嵘岁月在他的百年人生和文艺创作中注入的无限活力。
　　刘江的个人命运，从一开始就被历史的潮流所挟裹。1930年蒋、冯、阎中原大战，社会动荡，导致这个12岁的读书少年失学，不得已回家放羊，后来又到和顺县粮税局当了小杂役，干活、做饭、倒夜壶，成为了劳苦大众的一员。1936年2月，中国人民红军抗日先锋军东征山西，从太原到各个县城都气氛紧张起来，天天能够听到红军打到何处的消息，当官的都卷铺盖跑路了，19岁的刘江只好再次回到村里务农。
　　我在《中国战场之共赴国难》里对这一时期的山西政治局面做了详细描写，尤其阎锡山用成立反共保卫团等措施，辅以铺天盖地的反共宣传，像刘江这样的青年农民更是防共保卫团的洗脑对象。但他学过文化知识，对自己的人生道路和信仰选择有了很强的自觉性。东征红军西渡回陕后，中共和阎锡山通过“牺盟会”的形式开始公开合作抗日，1936年11月，“牺盟会”组织一批临时村政协助员进入山西农村，向各阶层进行宣传工作，唤起群众的爱国热情。在刘江所在的二三百户人口的小村庄，有6个农民参加了“牺盟会”，刘江就在其中。他们填写表格，然后接受培训。1937年10月，刘江加入中国共产党。同年11月，太原沦陷，作为有政治觉悟、抗日情绪高、有文化的优秀青年，刘江受训后被派回村里宣传抗日，并担任村长，负责组织自卫队和民兵。
　　到最需要的地方去
　　“我是革命一块砖，哪里需要哪里搬。”这句话非常适合作为早年参加革命的刘江的写照。1938年初，20岁的刘江正在和顺县城的“牺盟会”小学教员集训班学习，组织找他谈话，要调他到县委机关工作。原来当时晋冀特委驻地在和顺，特委书记陶希晋为了更好地在太行山区宣传革命、发动群众，决定办张报纸，需要调一些学过文化的党员缮写报纸或者做通讯员。5月，太行战地快报《胜利报》创刊，刘江奉命来到编辑部，被分配到缮写组写报纸，月薪两块钱。这个活儿很辛苦，并且不如当小学教员待遇好，积极性不高的人不断地离开，但刘江党性强，他留了下来。太行山上条件艰苦，能找到的纸都被用来印了报纸，写报纸用的纸、墨和小毛笔都需要去太原采购，想找一张四条腿全乎的桌子都不容易，找张平整的桌面就更困难，写错一个字整张报纸就得重来，动不动就会在版面上留下手纹。常常是，缮写人员写着报纸，印刷工人在一边提醒：“先生们，老爷们，把你们的‘爪爪儿’拿开些哇！”就是在这样的艰苦条件下，记者和通讯员们把采访稿交回来，刘江他们缮写组的再把稿子写到报纸上。报纸就在大山里印刷，印出来后用骡子驮到山口，分拣成小捆，改为人力用扁担担着走，每五六十里地设一个发行站，再由发行站往各个村落里发行。
　　抗战岁月里，行军、作战、转移、背粮食、反扫荡，往往在一个村子里住不了几天，就要打起背包转移。碰上反扫荡，几天几夜不能休息，但报纸照样得按时出版。在长期的缮写工作中，刘江很用心地学习着写作知识和技能，比如首席记者李庄对刘伯承司令员的专访，就是他缮写的，作为第一读者，他倍受鼓舞，并渐渐萌发了当记者的念头。1941年底，晋冀特委《胜利报》和华北《新华日报》合并，发行范围扩大到整个晋冀鲁豫全区，晋冀鲁豫边区政府以《胜利报》的发行网和人员为基础建立了交通总局。报纸也改为铅印技术，把刘江从缮写工作中解放出来。他是个能文能武的人才，放下笔背起枪就是报社的战斗队员，每次战斗，他都积极打前锋，或者组织大家突围。1942年5月，日军对太行抗日根据地发动 “大扫荡”， 出动大兵团突袭八路军前敌指挥部，左权将军负责断后，指挥部队掩护中共中央北方局和八路军总部等机关突围转移，其中就包括华北《新华日报》社的编辑、记者们。
　　刘江深情地回忆起5月25日左权将军牺牲的情景：那天天刚亮，头上日军的飞机像蝗虫一样遮住了天空，四面都有机关枪的火舌在扫射，掩护部队和报社人员在左权将军指挥下进行突围，在辽县十字岭激烈的突围战斗中，左权不幸被炮弹弹片击中头部牺牲，包括总编辑何云在内的《新华日报》40余名骨干同时牺牲。部队化整为零，背着枪的校对科人员刘江带领报社残余人员向着深山里转移，突围后他被授予“战斗模范”称号。毛泽东在抗日战争时期的《左权军事文选》里说：“左权他吃的洋面包都消化了，这个人硬是个‘两杆子’都硬的将才。”左权是年轻的刘江一直崇拜的笔杆子、枪杆子都硬的抗日英雄。
　　创作始于战火中
　　1943年，刘江如愿以偿地从校对员成为记者，实现了自己的梦想，足迹踏遍太行抗日根据地，采访报道了无数抗日英雄的事迹。这也为他以后的文学创作打下了厚实的生活基础。4年后的1947年3月，胡宗南进攻延安，党中央从延安战略性撤离后，密电晋冀鲁豫边区成立邯郸广播电台，以新华广播电台的名义继续播报。刘江作为新闻战线的骨干，又被从《新华日报》抽调到广播电台去当编辑。“巧妇难为无米之炊”，就在太行人为没有大功率无线电台发愁的时候，一架国民党飞机错降到解放区的河南焦作，被人民解放军缴获，把飞机里面的三台收发报机拆下来给了广播电台，由工程师王士光把一台350瓦功率的收发报机改装成了短波无线电台。就在胡宗南占领延安的第二天，国民政府正在举国欢庆的时候，太行山上发出了“陕北新华广播电台……”的台号呼叫和播音，使国民党和胡宗南如坠五里雾中。这段历史，后来被改编成电影《永不消逝的电波》。
　　最珍贵的青春和热血澎湃的岁月都是在太行山革命根据地度过的，这对刘江的一生都是至关重要的宝贵财富，也成为他一生书写不尽的文学素材。正是在“陕北新华广播”重新在太行山上发声后，刘江开始了他的文学创作，尝试着在根据地的《太行文艺》上发表小说了。
　　解放初，刘江先后担任《太原日报》总编辑、山西人民广播电台台长兼总编辑、山西省广播电视局局长，业务、政务繁忙，然而，太行山的烽火岁月一直在他的脑海之中挥之不去。1958年“山药蛋派”领军人物赵树理从北京归来，和时任山西第一省委书记陶鲁笳还有刘江座谈，刘江谈了自己打算创作一部描写太行革命风云的长篇小说的构想，得到了赵树理的鼓励。转年就是新中国成立十周年，为了向国庆献礼，刘江利用每个星期天的休息时间开始了创作。同年他当选为山西省文联副主席。其后他又先后担任山西省新闻出版界局长、山西省文化厅厅长、山西省委宣传部副部长等行政职务，然而始终笔耕不辍，在半个多世纪的文学生涯中写出了《太行风云》《烽火摇篮曲》等500多万字反映当年太行革命历史风云的作品。
　　在中国人民抗日战争暨世界反法西斯战争胜利70周年到来之际，这个见证了中国由积贫积弱到国强民富的沧桑巨变的世纪老人，依然葆有充沛的生命力量，他每天写文章、练书法，还在力所能及地参加着文化活动，那段峥嵘岁月炼就的青春活力依然在他的身体里激情燃烧着。听着他的动情讲述，抗日战争的硝烟仿佛还没有散尽，我们要铭记那些为了中华民族的救亡图存奋斗牺牲的先烈们，永远铭记他们的不朽功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