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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徐刚:内心的风景
    • 作者:徐刚 更新时间:2022-07-25 03:23:40 来源:东方文学网 【字号: 】 本条信息浏览人次共有2617

    一直以来,薛忆沩都被视为“中国文坛最迷人的异类”,这当然得益于他在小说世界里建构的“深度模式”。在多数人看来,薛忆沩“不落俗套”接续了先锋文学的余脉,以小说的方式与存在主义哲学暗通款曲。然而,他那迷人的“异类”气质又不仅在于某种单纯的阐释乐趣,其独特魅力恰在其深度本身所蕴含的个人丰富复杂的内心世界,以及这种“内心的风景”所彰显的现实宽广度。 

    当然,这也是一位精英意识浓郁的写作者。他睥睨粗浅和鄙薄,透露出柔弱而坚定的锐意。早期作品中,他意欲别开生面地“重建写作的个人性”,但重建之途因过于急切而不免将这种难得一见的“个人”推到了极致,从而呈现诸多令人费解的文本指向。他的那些简短而晦涩的作品,总是试图咀嚼某种含蓄隽永的哲理性,或者更确切地说,一篇小说就是某句哲学格言的衍生和铺陈。为着这种追求,他甚至有意牺牲了故事情节的连贯与意蕴的晓畅。但事实上,他所执意建构的那些耐人寻味的哲思,有时因过于玄奥而多少显得有些虚张声势。不过好在,这位自诩并不以情节取胜的作者,显然对自己小说所蕴藏的微妙意涵有着充分的自信。 


    “历史外面的历史” 


    在薛忆沩的小说中,“个人”是不变的叙事视点和基本动力,或许在他看来,只有个人才能承载起通往存在的重任,个人与历史之间的冲突与撕扯是其小说一以贯之的主题。在《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里,主人公“X”更多地与历史发生冲撞。小说从“一颗星摇摇晃晃地从冰冷的天空中消逝”开始,始终笼罩在一片令人不安的死亡主调中。在一个物质时代即将拉开序幕的时候,对于往昔的敬意无疑具有别样的意义,而对与小说题目相呼应的“夏天的事”的耿耿于怀,也引发了人物生活方向与心理状况的骤变。作品在压抑、低沉的情绪之中,用现代派的手法展现了现实的难题,所引起的关注很快就超出了文学范围。也正因此,薛忆沩第一次的文学生命被迫中断,直到数年后才卷土重来。 

    现在看来,《一九八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里的“X”或许就是作者自己,面对不愿谈论的“夏天的事”以及疑点重重的那个“改变了一切的夜晚”,那些迷乱的梦境以及不断晚点的列车,共同构成了那个时代的绝妙隐喻。同样是关于“十二月三十一日”,薛忆沩最为经典的作品当属那篇《一九九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小说以20世纪的最后一天作为写作标尺,讲述妻子在那个特殊时间节点因无法容忍“这样的生活”而离奇失踪的故事,这也构成了“我”频繁而意义丰饶的心理活动。小说有意思的地方在于,它始终纠结于那个所谓的“重大历史事件”,并以“梦境中振聋发聩的枪声”表明一种显而易见的创伤感。在此,对黑夜的孤独的恐惧、那些难以名状、躁动不安的欲望以及由此而来的深切的个人主义乃至虚无主义,共同构成了小说漫无边际的心里独白。用作者的话说,生活的奥秘就是没有奥秘,一种深切而绝望与犬儒主义跃然纸上。小说最后,作者借一个时代即将结束的恐惧表达对这“没有来历也去向不明的生活”的质疑,但整个时代转折的讯息也惊人地流露了出来。面对席卷而来的市场化浪潮,令人沮丧的现实不仅在于英雄主义神话的终结和理想的破产,也在80年代结束之后,紧接而来的是一个不得不面对的平庸时代。这一系列的第三部作品《二00九年十二月三十一日》也表达了近乎相似的主题:在那个荒诞透顶的12月31日”,叙事者再次感受到某种历史将尽的悲壮感,也预感到接踵而至的将是一个混乱的时代,而且,“他不可能想到它会如此地混乱”。 
    薛忆沩曾坦言,“个人与历史的冲突是我的文学着力探索的一个主题,而战争为我提供了进入这个主题的特殊通道”。他确实创作了诸多看上去类似战争文学的小说,早期的《老兵》《革命者》等用极短的篇幅对战争和革命进行了反思,后来的《一段被虚构掩盖的家史》《广州暴乱》《通往天堂的最后那一段路程》等,也在不断拓宽其“战争”小说的影响。然而,薛忆沩的写作总是刻意淡化历史,在他笔下,即使那些有着确切名称的战争小说,也极为抽象地蜕化为呈现某种人生处境的“寓言文学”。例如《历史中的一个转折点》里的北伐战争、《两个人的“车站”》里的抗日战争以及《首战告捷》里的解放战争,都并非聚焦于战争的昂扬或残酷,而是借此表达自己的哲学理念。他试图通过“寓言化”的历史转喻,重新审视革命、历史和暴力与个体生命的关联,“一方面试图揭示那常常被遮蔽的战争残酷的初始本性;另一方面,它又试图揭示出战争与理想主义的隐秘联系”。这种寓言的建构,显示出以文学的方式拯救历史的锐意企图,这也使其小说在抽象的历史之外,并没有落空其残存的历史感。 


    “城市里面的城市” 

    薛忆沩总是试图描摹一个具有普遍意义的现代都市世界,这也是一个“去历史化”的抽象世界。薛忆沩笔下的深圳犹如乔伊斯笔下的都柏林,都是容易使人迷失的所在。那些平淡无奇的市民生活,那些衰败颓朽、急速碎片化的都市经验,那些局促不安、随时可能崩塌的信念和希望,都散佚在随处开始却看不到结局的繁复叙事之中。而薛忆沩以强烈的自我意识竭力捕捉生命中“稍纵即逝”的情绪或无足轻重的臆想。《母亲》里的“母亲”为了一个性幻想而决定不送父亲去边境上班;《父亲》里的“父亲”则在婚礼后的第5天,悲剧性遭逢了婚姻带给他的巨大羞耻;《女秘书》中的“女秘书”只是将与老板在一起的私生活简单地视为她工作的一部分;《同居者》里,他与她因“迷惘是生命的本质”而同居,又因永远无法对彼此敞开内心的“黑洞”而最终离婚。 

    薛忆沩小说的现代主义色彩十分鲜明,他往往只抓取人物生活的片段,通过回忆和内心活动来扩展小说的叙事空间。因而他的小说并非在社会见闻的意义上书写城市,而是以类似本雅明“城市寓言”的方式建构小说的独特意义。那些敏感而孤独的“闲逛者”,在《女秘书》《剧作家》《物理老师》《同居者》等小说中渐次呈现,他们在城市里恋爱、追逐,最终黯然离去,由此不断诠释着“年轻的城市”里漂泊无依的边缘体验。这种孤独感的极致,体现在《出租车司机》中。这篇小说只写了出租车司机上完最后一天班,坐在意大利薄饼店里回想因车祸去世的妻女的场景。面对突然的噩耗,他因过度悲伤而无法继续工作,只得提前辞职。他决定回到家乡去,寻找“需要的宁静”。与此同时,他变成了一个细心的人,在最后岁月里漫无目的地观察着周遭的一切,想象每个人可能的悲苦过往。小说以节制的语言表现巨大的伤痛,并借此隐喻“看不见”的城市的普遍命运,从而呈现出这种诗性启示的现实意义。 
    值得一提的还有《小贩》,这是薛忆沩为数不多的叙事流畅、容易把握内涵的小说。这个小说在某种程度上也是其战争小说的延续,但更多还是在借人物的命运思考城市的本质。故事里的小贩是一位令人心酸的老兵,他来自乡村,参与过历史,却发现自己在都市化的浪潮中被城市无情抛弃。这种被遗弃感是薛忆沩小说一以贯之的主题,但小说在此却试图以不死的“小贩”作为城市创伤的见证,借此透露出城市繁荣表象背后内在的粗鄙和残酷。 


    从《遗弃》到《空巢》 


    确切地说,薛忆沩是以《遗弃》开始自己在文学中“没有终点的旅行”的。1988年夏天,他完成了这部带有那个时代特有写作痕迹的长篇小说。而后,他不断修改,直到2012年,《遗弃》“升级版”顺利出版,作为“等待共鸣的奇观”而被中国知识精英们“重新发现”。小说以日记体的方式展开,呈现了主人公铁林(或图林)一年中的挣扎与困顿,体现其思想的激烈交锋与行动的延宕。小说借这位业余哲学家的所思所想呈现了一个孤独存在主义者的自我选择,也展现了“一个深受西方思想影响的年轻人在剧烈变革前夕的中国留下的个人生活与思想的记录”。铁林的日记既是一部真知灼见的哲学史,又是一个时代的副本。这里没有从容流畅的故事,没有轰轰烈烈的情思,只是执著地穿越日常生活的纷繁表象,苦寻生活之意义。小说显示出主人公与周遭世界的龃龉、摩擦与格格不入,那些漠然和无趣,困惑与迷茫,彰显的是个体刻骨的孤独以及不可遏制地向虚无的滑落。 

    在薛忆沩的作品中,特别值得注意的是长篇新作《空巢》。这部小说的独特之处在于,它从极为表象化的现实事件入手,切入到时代及其个人的精神肌理之中,触及的恰恰是当代中国人日常生活中潜藏的“不安定因素”。小说讲述“空巢老人”这个流行的话题,从电信诈骗这个司空见惯的新闻故事入手,引出人物背后发人深思的东西。作者从常见表象和现实片段出发,表达现实背后人们难以察觉的内心世界。小说在一天的叙事时间内,不断穿插主人公的记忆和个人独白,打开无穷的叙事维度。仔细读来可以发现,小说其实写的不是具体的事件,而是活生生的人:一个群体的症候、一代人的内心状态以及一种刻骨的孤独与隔膜。在此,现实的表象只是一种呈现人物丰富内心世界的契机,小说巧妙地将一种无法排遣、无处寄托的孤独体验落实到一个极为流行的社会议题上,从容自然地传达出寻常事件不同寻常的悲剧意义。 

    在这个意义上,《空巢》尽管是一部贴近现实的作品,但它关心的不是浅表的外部现实,而是个体生命的更为内在的真相。与其说这是一部虚构的“他者”故事,不如说是作者对自我的重新书写。换言之,小说名义上是献给“所有像我母亲那样遭受过电信诈骗的空巢老人”,但它又何尝不是薛忆沩写给自己的人生箴言?就像他的作品所一再呈现的,那些无地自容的羞辱,尊严丧尽而又心有不甘的挣扎,不正是每个孤独个体面对这个巨大空旷的世界时的真实写照吗?在这个意义上,薛忆沩的小说恰是自我的重建,是个体内心风景的见证。就像他借用佩索阿的话所自我言说的,“我在很大程度上就是我写的作品。我将自己在句子和段落中展开,我给自己加上标点。”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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