诞生于1931年9月18日至1945年8月15日这段艰苦卓绝的斗争生活中的抗战诗歌，是这段历史与中国人民不屈不挠斗争的真实写照。抗战诗歌中所蕴含的中国人民的不屈信念与斗争精神以及对中国共产党领导的全民族抗战的强烈的认同感，由此认同感凝聚起来的全民族的坚强团结，使这一段历史时期的诗歌呈现出来的民族精神空前振奋与昂扬。回顾、重温、学习、继承抗战诗歌中的这种精神，对于我们精神境界的扩展与净化，是有重要意义的。
　　一、因中国抗战的爆发对中国诗人的精神冲击，诞生了抗战诗歌；抗战诗歌又以鲜明的爱憎极大地唤醒着整个民族的觉醒与反抗。抗战诗歌的召唤、警醒、鼓舞与激励作用成为整个抗战进程中政治宣传的重要组成部分，融入到整个抗战的斗争中。自“五四”中国现代诗歌诞生以来，诗歌从来没有像抗战时期那样与民族的命运与社会现实贴得如此紧密
　　从1931年9月18日开始，短短半年多的时间，日寇就一步步侵占了东三省。东北民众在国民党正规军退守关内的形势下，在中国共产党抗日主张的影响与组织下，纷纷奋起反抗。一时间，东北的白山黑水之间抗日义勇军风起云涌，反映这一时期抗日斗争的电影《风云儿女》(1935年拍摄)中，剧作家、诗人田汉为其创作了一首主题歌《义勇军进行曲》，并由作曲家聂耳谱曲，这首被田汉称之为“民族苦难中的产物”的歌曲，词曲完美结合，以雷霆万钧般的气势，表现了中华民族不屈的斗争精神。这首歌曲一经诞生，马上传唱开来，成为当时动员民众抗战的嘹亮号角。这首诞生于民族危难时刻的歌曲，以后成为国歌，这绝不是偶然的。诗结合音乐形成的这首歌曲，因为与民族命运的贴近而永久地记入历史。《义勇军进行曲》也因此成为抗战诗歌中影响最大的一部作品，作品中的长城、炮火、吼声、前进的身影组成了一幅中华民族全民抗战的壮烈画图。
　　比《义勇军进行曲》诞生略早的《大刀进行曲》，取材于1933年的长城抗战。上海青年词曲作家麦新被国民革命军二十九军大刀队英勇的战斗精神所感染，一气呵成写出《大刀进行曲》，歌词本身急促、铿锵的节奏配以音乐，很快就感染了广大民众。这首歌在1937年7月7日卢沟桥全面抗战爆发后，首句改为“全国爱国的同胞们”，更具广泛性，唱遍全国，极大地鼓舞了全国军民的士气。与前面这首诗歌(歌曲)诞生于同一时期的还有一首诞生于白山黑水间的作品《露营之歌》，作者是东北抗日联军的领军人物李兆麟、陈雷、于天放三位将军，三位将军分别写了一段或两段歌词，与前面两首号召性的作品不同，这篇作品(用古曲配乐)生动形象地表现了抗日联军战士艰苦卓绝却又充满自信的精神。作品中表达战斗环境的句子如：“烟火冲空起/蚊吮血透衫”；“草枯金风疾/霜沾火不燃”；“火烤胸前暖，风吹背后寒”，形象、真切却又充满了乐观的战斗精神。而“逐日寇，复东北，天破晓/光华万丈涌”的词句，则将抗联战士的战斗情怀表达得淋漓尽致。
　　在这一时期还有张寒晖作词作曲的歌曲《松花江上》，表现了日寇侵略东北后人民流离失所的情景，更是让人动情。在1936年的北京和西安，东北流亡学生就是唱着这首歌，打动了二十九军和东北军的士兵，推动了宋哲元将军在华北抵抗日寇和张学良将军发动西安事变，促进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成，进而影响了历史进程。
　　抗战初期，另一篇表现中华民族反抗精神与浩瀚情怀的诗与音乐完美结合的鸿篇巨制《黄河大合唱》的诞生，在整个抗战时期起到了轰动性的鼓舞人民打击侵略者的战斗作用。1939年初，25岁的青年诗人光未然(原名张光年)，北赴延安途中，在壶口瀑布附近东渡，他被黄河壮阔的气势与澎湃的声威所震撼，到延安不久，于1939年3月即写出了长达400多行的组诗《黄河大合唱》，并在一次文艺晚会上朗诵了自己的这篇新作，获得了热烈的赞颂。还未等他走下台来，作曲家冼星海便一把夺过诗稿，对他说：“请相信我，一定会为它谱好曲子！”于是冼星海在延安鲁艺的教师宿舍里，用6天时间写完了《黄河大合唱》的全部曲调，几天之后，在鲁艺音乐系的协助下，由抗日演剧队在陕北公学大礼堂公演，这首气势磅礴的大合唱将中国人民抗战的决心与意志演绎得惊天动地，舞台上的怒吼声随音乐传向抗战前线。《黄河大合唱》既有合唱、独唱、对唱，又串联着朗诵，既表现黄河儿女对黄河的热爱，又有对日本侵略者罪行的控诉，既是战斗的号召，又有胜利的自信，其诗意文字与音乐旋律天衣无缝地结合所爆发出来的强烈的艺术冲击力，前所未有。光未然和冼星海这两个艺术家的名字，也随着《黄河大合唱》的传播广为人知。这是中国共产党领导下的抗战文艺的一篇里程碑式的作品，也是中国抗战诗歌创作的高峰。在以后的岁月里， 冼星海与塞克合作，又创作了《救国军歌》，歌中的“枪口对外，不打自己人”成为抗日民族统一战线的形象口号；冼星海与桂涛声合作创作的《在太行山上》，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冼星海与赵启海合作的《到敌人后方去》以昂扬的斗志号召抗日军民建立敌后根据地，成为毛泽东《论持久战》战略思想的形象表述，其作用是人所共知的。冼星海于1938年夏与19岁的诗人、鲁艺女学生莫耶合作创作了《延安颂》：“夕阳照耀着山头的塔影/月色映照着河边的流萤/春风吹遍了坦平的原野/群山结成了坚固的围屏/啊，延安/你这庄严雄伟的古城/到处传遍了抗日的歌声……”这首歌以抒情的笔调，歌颂延安，很受人们喜爱。在抗战期间，多少青年唱着这首歌奔赴延安，又有多少青年唱着这首歌从延安走向各个抗日战场。几乎在同一时期，音乐家贺绿汀作词作曲的《游击队之歌》创作于山西临汾的八路军办事处。这篇作品体现的人民战争思想与游击战的战术原则，随着歌声的传播成为抗日军民的思想武器。1937年11月，由凯丰作词，吕骥作曲的《中国人民抗日军政大学校歌》也到处传唱。抗战时期，无数抗大学员就是唱着这首歌奔赴抗日战场的。1939年10月，诞生了由公木(原名张松如，抗大学员)作词，郑律成(抗大政治部宣传科音乐指导)作曲的《八路军进行曲》。这是我军自1927年8月诞生以来的第一首进行曲，气势磅礴，一往无前，被八路军总部印成小册子，传遍延安，传遍全军，鼓舞着八路军的士气。以后这首歌经过修改变成了《中国人民解放军进行曲》，由总政治部颁布成为军歌。
　　抗战初期诞生于战斗中的抗战诗歌的显著特点是：作品同民族的命运和国家的安危紧密结合；作品中充溢着强烈的爱国精神和反抗信念，直抵群众和爱国士兵的内心；诗人们主动与民众与士兵站成一条战线；诗中强烈的爱国色彩与抗战信念和音乐快速结合形成抗战诗歌的经典。就这一点来说，诗人将创作触角深入到战斗中去，去号召、去唤醒、去鼓舞、去激励，使这一时期的诗歌(歌曲)作品与民族共命运，与人民共呼吸，与斗争共律动，从作品的字里行间可以看到中国共产党抗日民族统一战线政策的影响，每篇作品都深深地打上了时代与战争的烙印。抗战诗歌使中国现代诗歌的立足点移到了国家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的高度上，使中国现代诗歌从缠绵悱恻的个人情感与心理的小圈子中解放出来，形成宏大与壮阔的抒情与叙事风格，成为中国现代诗歌发展的一座高大的里程碑。
　　二、抗战诗歌用广大群众(尤其是农村群众)喜闻乐见的方式与通俗易懂的语言，伴之以随处可见、易于接受的传播方式抵达群众的内心，使抗战诗歌的感染力与震撼力充分发挥出来，是抗战诗歌的创作方式、表述方式与传播方式在战争环境下向贴近群众、贴近战争、贴近战士的方向转变。与抗战诗歌内容一样，这种转变是抗战诗歌的一个显著的外部特征，在一定程度上影响并决定抗战诗歌的内容与形式
　　1937年7月，中国的全面抗战爆发后，年轻的诗人与作家响应党的号召走到抗战第一线与战士和群众(主要是农民群众)亲密接触，共同战斗与生活，进而创作出大量短小易懂、号召力强、警醒作用明显的诗歌作品。在敌后抗日根据地随处可见抗战诗歌(诗传单)与抗日的标语刷在墙上、山崖上、道路两边的树干上，起到了十分巨大的鼓舞士气的作用。在这方面作出成就进而产生极大影响的要数诗人田间。田间创作了大量诗传单这一诞生在晋察冀根据地独有的诗歌样式。他的主要创作活动是1938年后在晋察冀抗日根据地。他创作的《假使我们不去打仗》一诗，在根据地起到了深刻的动员与教育作用。这首诗在根据地动员青年当兵时被广泛刷写和朗诵，许多农家子弟就是看到这首诗和为这首诗配的木刻画后，参加抗日队伍的。在抗战时期的每个抗日根据地，也包括国统区，无人不知田间的诗，田间也成为抗战诗歌创作中的代表性诗人，是拥有农民和士兵读者最多的诗人。抗战时期另一位有影响的诗人，要数魏巍，他创作的抗战诗歌也同田间一样，受到根据地军民的欢迎。《游击队部的夜》《伏击》《叩门》《蝈蝈，你喊起他们吧》等诗，其构思特点是抓住战士与百姓战斗生活的一个片段、一个细节展开叙述与抒情，战士与老百姓听得明白，记得住。应该说魏巍在抗战时期，开创了战士叙事的写作先河，这些诗，即使现在读来，仍然让人心头热热的，可见其魅力之大。在晋察冀根据地，像陈辉的《献诗——为伊甸园而歌》：“我的血肉/它将化作芬芳的花朵/开在你的路上/那花儿呀——红的是忠贞/黄的是纯洁/白的是爱情/绿的是幸福/紫的是坚强”；像孙犁的《儿童团长》：“小金子/闭上一会儿眼/身上紧接着/来了几阵寒战/但是一个念想，像一条火绳/闪耀在他眼前/我是在抗日呵……”晋察冀根据地的诗人在斗争中创作的这些抗战诗歌，通过刷墙、出版(报纸和杂志)、朗诵会，开会前或战前宣读等战士和百姓易于接受的方式，在根据地传播，产生了强烈的鼓舞人民、教育人民、打击敌人的作用。仅1984年再版的《晋察冀诗抄》(魏巍主编)一书中，就收入了38位诗人的223首诗(当然，这还不是当时诗歌的全部)。随着抗日战争胜利进程的加快，诗人队伍也不断壮大，形成了可观的文艺工作者队伍。今天，回顾先辈们创作的抗战诗歌，内中有许多值得我们今天思考的东西：诗人走到群众中去，与群众共同生活、共同战斗；用群众熟悉的语言创作，用群众乐于接受的方式传播；与抗战共命运、同步调；在战斗中发现，在战斗中创作，在战斗中进步，这些应该是我们学习、研究抗战诗歌的精神传承时要学习和实践的。
　　三、党对抗战文艺的坚强领导作用以及党的高级领导人身体力行的示范作用，是抗战诗歌兴起与发展的重要动力，是理性思维借助形象思维传播抗战理念与政策、意志的成功范例，也为以后党领导文艺工作积累了经验
　　抗战时期，许多作家、诗人、艺术家及青年受到感召，纷纷奔赴延安，参加到全民族抗战的行列中。对于作家、艺术家、诗人，党在延安成立以鲁迅名字命名的鲁迅艺术学院，即著名的延安鲁艺，请他们担任教学与辅导工作，像从国统区来的周扬、艾思奇、何其芳、吕骥、冼星海、塞克、马可等一大批著名作家，艺术家，都满腔热情地投入到了培养文艺人才的工作中去。而像贺敬之、刘炽、莫耶等这样一大批青年学生，则成为鲁艺的学员，在学习中成长，以后都成长为著名的作家、艺术家。如果拉一个名单，新中国成立后文艺战线的生力军主要是从延安鲁艺走出来的。而在当时，这些人在鲁艺毕业后又都成为抗日文艺工作的骨干，起到了重要的作用。
　　在全面抗战开始后，朱德、彭德怀率八路军总部开赴华北抗日前线，在戎马之余，也写下许多首抗战诗歌，其中《出太行》写道：“群峰壁立太行头/天险黄河一望收/两岸烽烟红似火/此行当可慰同仇”；朱德还写了一首《赠友人》：“北华收复赖群雄/猛士如云唱大风/自信挥戈能退日/河山依旧战旗红。”这两首诗表达了将军抗日的决心与自信，在华北抗日前线很快传开，极大地鼓舞了抗日军民的士气，应当是整个抗战诗歌中最为著名的两首诗。当时在延安中央军委任参谋长的叶剑英，读到朱总司令这两首诗后，兴致所至，马上和诗一首：“将军莫唱大刀头/沦陷河山寸寸收/勒马太行烟雾外/伊谁与我唱同仇”。两位抗日将军，两首诗，抒怀写志，鼓舞军心，一时传为佳话。与两位将军诗怀相通的还有在江南坚持抗战的陈毅将军，他于1937年9月写了一首《闻八路军大捷》的诗：“抗日旌旗战局开/大军东出薄燕台/南方豪杰风雷动/团结救亡下山来”。抗日激情溢于字里行间。不久陈毅、粟裕率新四军在江苏镇江打响了新四军江南抗日第一枪，陈毅兴奋地写下《卫岗初战》一诗：“弯弓射日到江南，终夜喧呼敌胆寒/镇江城下初遭遇/脱手斩得小楼兰”。新四军这一战全歼日寇80多人，与八路军的平型关大捷，一北一南，互奏凯歌，极大地振奋了抗日军心。陈毅在八年抗战中。写有诗词38首，记载了抗战的历程与战斗情怀，如能全读，则其整个抗战时期的足迹、历程、情怀、思考都可浏览。真可谓 “一柱江南百战身，将军本色是诗人”(郭沫若语)。
　　全面抗战期间，一些爱国人士也写出了表达民族情感的抗战诗歌。如国民党元老于右任在成吉思汗陵写了一首《天净沙·谒成吉思汗陵》：“兴隆山畔高歌/曾瞻无敌金戈/遗诏焚香读过/大王问我/几时收复山河？”爱国情怀，字字可见。另一位爱国将领续范亭参观西湖岳坟后，写了一首诗：“堂堂庙貌接忠坟/民族英雄盖世勋/东海狂涛响霹雳/而今谁是岳家军？”此诗借岳飞自励，表现了昂扬的抗战精神。续范亭将军在全面抗战爆发后，率先接受八路军领导，在山西打击日寇，用实际行动回答了“而今谁是岳家军”的设问。
　　在党的统一战线政策的指引与影响下，周恩来团结国统区的文艺工作者，组织他们成立战地服务团，奔赴各个战区，向国民党士兵宣传抗日主张，激励他们的抗战决心，起到了鼓舞士气，团结抗日的作用，也诞生了一些抗日诗歌作品。像由胡风主办的抗日文化刊物《七月》，就团结了一大批诗人，刊发了许多好的抗战诗歌作品，像艾青的《雪落在中国的土地上》《反侵略》《挺进》等，都产生了极好的社会影响。
　　诗歌在特殊的历史时期，由于形势使然，必然会摆脱无病呻吟以及卿卿我我的情感走向，用宏大的叙事与抒情表现民族的意志。
　　四、中国共产党和其领导下的八路军、新四军以及各个抗日根据地人民进行的武装斗争和根据地民主政权建设，成为抗战诗歌表现的主要内容，中国共产党在抗战中的中流砥柱作用，经过抗战诗歌具体、形象、艺术的表述，逐渐深入人心，成为共识。抗战诗歌的艺术认同强化并推动了人民的政治认同，使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人民军队与民主政权在人民中的形象空前高大与清晰
　　全面抗战的八年，中国共产党通过领导根据地的武装斗争与抗日民主政权的建设，获得了人民群众和各个阶层人士广泛的支持。抗战诗歌在表述这些内容时，因为说出了根据地群众的心里话，因而更贴近群众，更深入人心。这从根据地广泛流传的民歌中体现的更为深刻。如《太阳不落照太行》：“如今来了共产党/撵走黑暗亮堂堂/太阳不落照太行”；如《八路军》：“生产并习武/战斗如猛虎/官兵同甘苦/爱民若父母”；如：《日头花》：“晋察冀百姓千千万/千千万万人一条心/一心朝向共产党/永远跟着共产党走”，等等。根据地百姓发出的这些心声，表达了他们对共产党领导抗战作用的强烈认同。晋察冀诗人在表述这一点上，也有很多很好的作品，如曼晴的《我们选举得很好》：“只有他们/才配当我们的代表/没有人看不起/他说着，笑着/显出无限的快意/哼着歌/回自己的家去”，用农民自己的语言表达对民主选举的认同，形象而又亲切；如徐敏明的《民主》：“民主像一阵风/把痛苦与寒冷/吹得无影无踪/太行山人民的生活/像春天的花/开得又香又红”……共产党用自己领导抗战与民主政权建设的实际行动，赢得了老百姓的认同与拥护。从鲁艺毕业的青年诗人贺敬之写有一首题为《太阳在心头》的诗：“张三牵着老黄牛/他在地坢慢慢走/眼看太阳落西山/他倒有另一个太阳在心头/因为有了毛泽东/温暖的太阳照心头/天上的星星眨眼笑/他看见：光明的大路在前头”。贺敬之这首诗写于1941年9月，正是抗日战争最艰难的时候，而从这首诗的主人公农民张三的语言中，看出了广大农民对共产党对毛主席的充分信任。
　　经过八年的全面抗战，中国共产党及其领导下的武装力量在全中国老百姓心中，在全国各个阶层的人士心中获得了空前的信任与拥护。而正是这种信任与拥护，使其在以后与国民党政权与军队的较量中占据了民心这块精神高地，可以居高临下，横扫千军如卷席。与中国最广泛的老百姓贴近，代表他们、服务他们是中国共产党及其军队的胜利之源，也是抗战诗歌得以最广泛传播、获取民心的主要原因。诗人，无论在什么样的历史形势下，都不要忘了人民，都不要脱离人民，都不要脱离现实，都不要自视清高，要在与人民一起奋斗中获得灵感，写出代表民族意志与信念的作品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