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今天，要认定一部作品是否优秀，仅仅靠新闻宣传显然远远不够，还需要有深度的文学研究进行多方面的阐释和跟踪研究 

●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不可能凭空而出，它一定是强有力地吸取了本民族优秀文学艺术养料，感悟到前辈大师的艺术真谛，把母语的表现力发挥到极致，并从中显现个人的、不同凡响的才华 

●优秀文学的独特品质可能就存在于作品“反常规”之中，或许正是因为这些“反常规”，文学作品才有超出前人和超越平庸的力量 

根本责任是发现优秀作品及其价值 

自上世纪90年代起，中国的文学批评已经发生了相当大的变化，从过去单一的、即时性的当下批评，分化出多层次、多样化的文学批评。现在再用“文学批评”涵盖正在进行的文学研究这门学科已显得捉襟见肘，恰当的做法，是将文学批评归于文学研究。 

上世纪50年代至80年代，即时性的文学批评几乎构成了当代文学研究的全部，直到90年代，当代文学本身的时间跨度加大，才分化出了文学史研究。又因为欧美现代文艺理论的大量译介，文学研究不再只是依照苏联的文艺理论来论说，而是在世界性的现代文艺思潮语境中来讨论文学问题，理论化的文学研究因此有了相当明显的推进。另一方面，随着新闻业的迅猛发展，即时性文学批评的功效也有所减弱。新闻化的文学批评实际上担负了以往文学批评的功能。这就是为什么，人们对“文学批评”作种种不满的指责时，会让当代文学研究者觉得这些指责不近情理，不切实际。文化与学术的发展，必然会走向丰富与深广，更为具体的分化和分工在所难免，这是现代社会及其文化发展的趋势。不了解这样的现状和规则，笼统地来讨论和要求文学批评应该如何，难以奏效。 

其实，不管是当代文学史研究，还是理论化的当代文学研究，或是即时性的当下文学批评，都有一个共同的课题，那就是阐释当代中国文学的价值，发现优秀的作品并使之经典化。正如习近平同志指出的那样：“衡量一个时代的文艺成就最终要看作品。推动文艺繁荣发展，最根本的是要创作生产出无愧于我们这个伟大民族、伟大时代的优秀作品。没有优秀作品，其他事情搞得再热闹、再花哨，那也只是表面文章，是不能真正深入人民精神世界的，是不能触及人的灵魂、引起人民思想共鸣的。”他还指出：“优秀文艺作品反映着一个国家、一个民族的文化创造能力和水平。”习近平同志对时代文艺的阐述，高瞻远瞩地揭示出文学研究的思想高度和根本方向。不管是文学批评还是更广义的文学研究，都是为了发现和守护优秀的文艺作品。 

今天文学批评的根本责任和意义就在于发现优秀作品及其价值。在今天，要认定一部作品是否优秀，仅仅靠新闻宣传显然远远不够，只靠即时性的、快速的短小评论也不够，这类评论就是铺天盖地，在信息化的时代也会迅速被其他的超量信息覆盖。优秀的作品，有必要进一步被社会普遍认可，除了它实实在在的口碑外，还需要有深度的文学研究进行多方面的阐释。通过当代文学史在相当长一段时间内的跟踪研究，才会出现这个时代站得住脚的优秀作品，才会成就被社会和文学界公认的优秀作品。在这一意义上，指责文学批评过于学术化、理论化是不恰当的；要求文学批评投入主要精力只做尖刻的批判也是不全面的。文学批评在大多数的情况下应该是去认识文学作品的丰富性和多样性，去发掘文学创作的新的可能性，给予丰富多样的文学作品以存在的土壤，文艺园地里百花齐放才有春天，万紫千红才能无愧于这个“伟大的时代”。 

要有融通古今中外的文学眼光 

世界文学发展到今天，已经取得了极其丰厚的艺术成就，那么多的世界名著放在文学史上，给后来的作家诗人标示了高度，也提示了难度。比如莫言在2012年获得诺贝尔文学奖，瑞典文学院的颁奖词不只是在民族特色方面，同时也是在世界文学的高度上来肯定莫言的创作。莫言以其几十年的创作积累、被当代文学评论研究充分经典化的成果，获得如此评价也是顺理成章。不管我们在何种意义上、以何种方式来评价莫言的创作和获奖，我们都难以否认它对中国文学走向世界的积极意义。但是，我们却不难看到，即便对莫言的创作成就，在国内也依然存在不同的认识和评价，有些是因为观念差异，有些是刻意为之，但分歧却是客观存在的。这也说明，在今天的中国要认定优秀作家和优秀作品是一项困难的工作。但这并不构成我们放弃这项努力的托词，而是要对文学批评提出更高、更需担当的要求。 

今天的文学批评要认定优秀的作品，面对的首要难题是如何处理既定传统与当下创新的矛盾。今天要在浩瀚如海的文学现象中发现优秀之作，既要经受既定的文学传统的比照检验，又要揭示创新的特征与品质。事实上，发现作品的创新潜质是有难度的，并不是套用既定的文学标准，或沿用个人习惯的文学趣味就可以做到的，而是要有一种超常的艺术敏感。发现创新的文学作品，感悟到文学作品的创新性品质，也是一项创造，既涵盖又超越通行的文学标准和当下的文学潮流，这显然需要叶燮所说的“才、胆、识、力”那种批评素质才可能有所作为。 

发现和阐释优秀作品，无疑需要有历史的和民族的眼光。优秀的文学艺术作品不可能凭空而出，它一定是强有力地吸取了本民族文学史上的优秀作品艺术养料，感悟到前辈大师的艺术真谛，把母语的表现力发挥到极致，并从中显现个人的不同凡响的才华。在这方面，莫言、贾平凹、铁凝、王安忆、张炜、刘震云、阿来、苏童、格非、余华等作家的优秀之作莫不如此。在寻求文学变革突破的时代潮流中，如何看待文学创新与传统元素之间的关系，并非一个简单自明的问题。有些创作是活的运用，激活传统；有些则只是因袭传统，了无创造。这就不仅需要传统的素养，更需要批评的眼光和辨析的能力，要求我们在传统与当下的创新对话中揭示真正有生命力的那些元素。 

发现和阐释优秀作品，还需要有世界文学和现代文学的眼光。习近平同志指出：“我们社会主义文艺要繁荣发展起来，必须认真学习借鉴世界各国人民创造的优秀文艺。只有坚持洋为中用、开拓创新，做到中西合璧、融会贯通，我国文艺才能更好发展繁荣起来。”毫无疑问，今天的中国文学作品，无论诗还是小说，都是现代的产物，也是借鉴世界优秀文学成果的产物。中国文学通过白话文学运动完成了现代转型，才获得新的历史机遇和巨大深远的发展。鲁迅借助了外来小说的影响，现代新诗的成就有着更为鲜明的世界文学经验。现代汉语文学发展至今，历经百年的风云变幻，或受苏俄古典和革命文学的影响，或受欧美古典和现代主义的影响，融入中华民族传统的巨流，成就了今天的辉煌，成为世界文学的有机组成，也为世界文学贡献了中国经验。文学批评阐释和评价文学作品，有必要了解世界文学在今天的发展状况。尽管文学的民族经验和本土经验极其重要，但世界文学经验同样重要。如果不能吸收世界优秀文学的成果，本土经验和民族经验就会陷入单一和重复，传统的当代发展就失却了活力，传统也会变成僵化的体系。文学批评应该鼓励和倡导对世界优秀文学成果广泛而深入的吸收，这才会形成气象万千的中国文学。这就要求从事文学批评工作的人，广泛阅读和研究世界各国的优秀文学作品，不只是古典时代，还必须关注现代主义以来的文学经验。事实上，自上世纪80年代后期以来，中国文学界不管是创作还是理论批评，对世界文学经验的关注已经有些淡漠，远不如80年代那么鲜明和主动。反观当今那些成气候、有气象的中国当代作家，大多在80年代吸收了优秀世界文学，尤其是欧美和拉美现代主义文学的影响。 

批评家无疑要有自己坚定的美学观念和理想性的文学标准，但切不可将其固定化和单一化，否则就无法认识文学创作本身的丰富性和复杂性。歌德的话人们都耳熟能详：“理论是灰色的，而生命之树常绿。”但在批评实践中，能尊重创作并且发现作品的新的特质并非易事。美国耶鲁大学文学教授希尔斯·米勒说：“文学的特征和它的奇妙之处在于，每部作品所具有的震撼读者心灵的魅力都意味着文学能连续不断地打破批评家预备套在它头上的种种程式和理论。文学作品的形式有着潜在的多样性，这一假设具有启发性的意义，它可使读者做好心理准备来正视一部特定小说中的种种奇特古怪之处，正视其中‘不得体’的因素。”读者需要理解作品可能出现的“不得体”的因素，批评家更需要正视这些反常规的因素。文学的创新性，优秀作品的独特品质可能就存在于这些“不得体”的因素中，或许也是因为这些“不得体”，文学作品才有超出前人和超出常规的力量。也就是说，好小说有时并不一定就是以完整、有机和统一的形式出现的。文学批评能在作品的独特性、唯一性甚至反常规的面目中看到创新的和优秀的特质，这需要眼光、敏锐的判断力，同时需要容纳文学多样性的胸怀。 

今天，因为大学教育、出版和传播的发达，文学批评和文学研究已经成为一项容易参与的行业，也因此，它又是很难做好的专业。今天，抨击和标榜都显得轻而易举，苛刻和偏见也最容易流行。但如果我们承认批评最重要的职责是发现优秀的作品，批评最困难的承担是在中国文学传统的脉络里，在世界文学的视野中，在当代中国精神生活的深处阐释作品的真正优异之处，那么，批评的位置、目标和方法，也都变得清晰明了起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