周大新是不难了解的人，其宅心仁厚和谦谦君子形象在文学界早成座签，创作成就尤其是近些年作品的出手速度让众多期待者耳目一新，温柔敦厚的朴实文风与其为人处事遥相辉映。但这不意味着成为评价一个优秀作家全部的标准和概念，一个优秀的作家创作首先必须创新，必须超越自己。创新和超越需要作家的个性和清醒自觉，因个性并不可以解读为对适应性的完全突破、既有格式的整体背离和有效叙事的自由跳脱，而清醒自觉则左右着作家从题材到形式对个人创作既有习惯和模式作全面的有意识的成功变轨。周大新新作《曲终人在》完成了在众声喧哗的视阈下叙事视角的多维性变奏。
　　宦海沉浮，仕途功名，各种不确定因素和不为人知、少为人知、难为人道的隐秘性、神秘性决定了这是一个充满变数的异域场景，也决定了作家试图打量此类题材从而进行建构时，必须拥有生活经历的底子或感同身受的心灵震动，才可能进入诡谲的艰难过程并顺利摁下启动键。但即使如此，倘若没有合适的手法和才情管理个人阅历和人生经验，不过是众多官场题材的又一摞纪实文字或者官场笔记。将官场以文学的名义勾勒其复杂难辨，自然不是周大新的原创，明清章回体小说成功的典范和当下畅销书排行榜上的所谓官场小说(其实就是对官场众生相的还原)，都有这种符号意义的文本。但将人称代入近乎全景式的开阔视角进行叙事是周大新的新尝试——周大新似乎通过《曲终人在》走向现实的最深处触碰“零视角”纪实，他没有把官场与看似不可通约的规则作为潜藏压力的执行者、人性善恶的判官、心理畸变最大的刑场。本是一个为谢世的省长欧阳万彤树碑立传的材料，“我”势必深度接触到事关高官的众多采访对象，有妻子、儿子、继女、姑妈、司机、同乡、保姆、前妻、同事、外甥、农民、模特、演员、总裁、工人等等，他们都从个人的视角或爱或恨、或反省或固执、或坦诚或隐匿、或回避或迎合，欧阳万彤的形象也在这种混杂调门与乱象中得以垒起清晰的高度，事件的扑朔迷离渐被抽丝剥茧抵达真相，每一个人似乎都在以不同情绪看似触摸实则丈量、撕裂欧阳万彤的精神领地、思想高地。小说在同样的时间、空间发生同样的事被周大新以这种叙事方式进行了有效处理，尽可能以360度角对欧阳万彤作了彻底的曝光与遮蔽、覆盖与更新、抚摸与暴晒、接受与抗拒。正因为此，读者的或猎奇或取经的心理渐渐退后，关注主人公命运的强烈情感参与进来，以达至顶峰，而“我”从现场一次一次的“走位”，恰恰给了自述者另一个“他述”的迅速打开模式，在观察与讲述别人时自己不自觉已成为了“被观者”“被述者”，叙事的触手伸出、缩回，缩回、伸出，每一个“我”的视线在拉近“他者”时同时放大和披露了“自我”。“我”说“他”，其实“我”也在说我自己，“我”说自己时，便是在说“他”。这样的叙述奇异性构成了上下、左右、前后等等空间方位的多维性立体呈现，使个体被官场龃龉规则所劫持却又一次次不得不做一个本着良知进行反劫持的强者，这显然具备了中国传统好官的基本特质，欧阳万彤无疑是值得尊敬的一位。
　　好官自古以来都需要承担更多的时代压力和理想期望值，他们是人性矛盾最集中的承担者、社会体制力量的剧烈调控者，如西门豹、狄仁杰、包拯、海瑞等等无一例外，都要从属于历史政治规划和制度利益之间关系的斗争，其中争执、碾压、修正、算计、陷阱、失败、借力、遮掩、恐惧、报复等纠缠和触目惊心的更替登场，均从欧阳万彤这一人物身上附着、重现。更重要的是，他为官一任，惊险无数，因常人难以理解和无法理解的其中况味，他注定是孤独的，这种孤独的氤氲恰是对非正常官场生态生发的苍凉感的焦灼，让人立刻聚集当下的反腐形势。欧阳万彤给原市纪委书记汪茫浒说：“我们都是从权力台阶上走过来的人，我们都有体会，当你担任一个单位的第二、第三把手的时候，你手中的权力还多少受点限制，一旦当了一把手，就基本上没人限制你了。这不行，倘若不为它设定边界，它随时会膨胀起来，从而伤及自身，甚至把好人变成坏人，把坏人变成更坏的人。”洪钟震耳，惊醒梦人，必须“把权力关进制度的笼子里”的清醒何等必要。这恰是周大新关照当下、贴近现实的可贵之处，清醒探明官场权力和人性深层逻辑关系的深刻所在，基本可以断定正是作家写作的意图给了小说文本的叙述动力。这也是我们很轻易感受得到真切的热点敏感新闻事件在小说中铺开的原点，从魏昌山、简谦延到丰润韵等等人物，都可以从新闻中找到对应。但新闻的热与浅是显而易见的，许多细节的呈现和挖掘仅有街谈巷议和新闻高频词远远不够，周大新的高明之处在于以文学的纵深性掌控着由“我”的近端带动“他”的远端、由“他”的长焦距放大了“我”的分解动作，尽可能回到新闻现场对事件真相作纤毫毕现地还原、抵达和层层剥离，文学的特长此时不错地承担了最重要的部分，从内在人文到外在叙述，勾勒、想象、对冲、强化、生长、联想、补入等可逆与不可逆手段的交织，读者便会不太困难地完成二次创作，达成心灵同频共振。这是叙事视角多维性对新闻痼疾的平复与利用，免除了单视角叙事的同质化、扁平化梦魇。
　　当然，欧阳万彤之所以能够“平安着陆”，即使在殡葬时有那些不和谐杂音的侵入，却仍在强硬地传达与官场困境、悖论抵消下不竭的善意、神祗属性，价值的确立与自我颠覆的较量在对党的忠诚、国家的责任上，因信念、使命和人心所向最终抵御了权力风暴、灰色行刑。应该说这种阳光照进式的结尾不仅仅是周大新的一厢情愿，在于它完全能够照得见当下正在节节胜利的凯歌光亮，在丑恶的镜像面前正义必然翻转，这是支撑人类进步和前进的必然的温暖力量。所以，欧阳万彤极为清醒自觉地认识到：“我们这些走上仕途的人，在任乡、县级官员的时候，把为官作为谋生的手段，遇事为个人、为家庭考虑得多一点，还勉强可以理解；在任地、厅、司、局、市级的官员时，把为官作为一种光宗耀祖、个人成功的标志，还多少可以容忍；如果在任省、部一级官员时，仍然脱不开个人和家庭的束缚，仍然在想着为个人和家庭谋名谋利，想不到国家和民族，那就是一个罪人。”与其说他在忧虑各级官员的心理杂质和精神污染，不如说这是他个人的经验性认同、内心家国情怀和使命感的强烈外化。周大新用颇有力量和技巧的文学手段切入时代浆果的内核，让汁液汩汩流出，或渗入地下化为养分，或壁立时代成为被反复提及的公序良俗。这是《曲终人在》一书写作的匠心。
　　初读时除了对它打破小说固有套路印象深刻外，其语言风格延续了惯常的周氏口吻，但更为精练和细致，让我十分惊讶，他现在的写法自在自如程度轻易解构了囿于题材需展示的官场复杂、晦暗性，这是周大新式的语言狂欢和趣旨，在小说中攻城略地、高歌猛进。
　　小说文本在充分展示叙事视角的优势而呈现其多维性变奏方面是成功的，但这也会在打开人物内心和事件真相被层层剥落时过于关照细碎的部分，在某些新闻热点的铺陈和取舍上有迎合部分读者的猎奇心理和市场需要的嫌疑，这是不容忽视的存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