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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创作是不是越长越好？数量是不是越多越好？
唐代诗人元稹写了不少长篇排律，所写《代曲江老人百韵》即长达千字，与白居易等互相唱酬，争奇竞巧，动辄百韵，少也三十韵，一味铺陈排比，是最没诗意的押韵文字。这种诗在艺术上比不上他那首20字的《行宫》：“寥落古行宫，宫花寂寞红。白头宫女在，闲坐说玄宗。”多少“空白”，几多沧桑！作文就像画竹子，切忌节节而为之，叶叶而累之，剪去繁枝冗节，留出空白，精气神儿才能扬起来。
清代乾隆皇帝写过4万多首吟风弄月之作，有的甚至刻石树碑，如今流传几首？而毛泽东的诗词，收入《诗词集》的才67首。1996年诺贝尔奖得主维斯瓦娃半个世纪也只公开发表过200首。
郑板桥说：“删繁就简三秋树，领异标新二月花。”文学创作不在数量而在质量。
新闻家、杂文家赵超构对“著作等身”不以为然。他说：书不在多而在精，一个文字工作者的理想，不是“著作等身”，而是看自己的著作在身后能否在图书馆书架上占有两寸地位。想想也是，《红楼梦》不过两寸左右，《论语》《道德经》更薄。
以小见大，言近旨远，以少胜多，笔墨精妙才是应该追求的目标。著名作家汪曾祺说：“要管窥一斑，略见全豹。”老作家林斤澜以为写小说要写那些“人人心里所想，人人笔下所无”的东西。
汪曾祺短篇小说曾多次获奖，问其何不写中长篇小说时，他很郑重的说：“我不会写中长篇小说！”
汪老是深明创作之道的！
“和而不同”与“同而不和”
孔子说：“君子和而不同。”“和”就是学习和吸收，但最终要“不同”。宋代朱熹等人则提倡“同而不和”。 “和而不同”就是求大异而存小同，“同而不和”就是求大同存小异。
历史证明，和而不同者兴，同而不和者亡。我国自战国至唐在世界上一直是强大发展的，自宋代始，我们的国家就开始衰落了，退化了。
文学艺术也是如此，如果大都同于别人，也就是“同而不和”，那就必然退化，没有生命力。
艺术大师潘天寿在现代中国画坛占据一席之地，就是因为他的“和而不同”。他曾说：“文章要在四边四角做，才能与众不同，不落俗套。”他的作品的大的块面分割，建筑式的恢弘结构，他的“局部放大”，“造险破险”，出奇制胜，使得他区别于吴昌硕、齐白石、徐悲鸿、黄宾虹、傅抱石、李苦禅、李可染，成为与他们比肩的一代大师。钱锺书、沈从文何尝不是如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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