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漫长的阅读史中，我们总是会错过一些本不该错过的作家。而最遗憾的错过，莫过于已经与某些人、某些作品相遇了，却由于迟钝、忙碌或者美学兴奋点的错位，而未能及时地识别并预见其价值。从《汉家女》开始，我陆续接触了一些周大新的作品。2006年的《湖光山色》直接切入时代病灶，构思凝练而放达，女主人公暖暖从资本与权力的合谋中艰难突围的形象，难得地透出一股鲜活的乡村新人气息。更让我感到震撼的是《第二十幕》，这部耗时10年完成的近百万字的长篇三部曲堪称20世纪民族丝织业的史诗，它以东方化的哀歌与赞歌相交织的和声，对尚家四代人的追梦历程进行了沉郁、漫长的咏叹，其平缓、细致入微的笔触，黏附于人性、世事和历史的地质层蜿蜒伸展，尚达志、盛云纬、尚昌盛、宁贞、卓月等系列人物结实、饱满，他们身上承载着气节、意志强度和文化底蕴。
　　2008年对周大新是不幸之年，爱子周宁英年夭折，白发人送黑发人，周大新跌入了人生最黑暗的日子。长歌当哭之时，有什么东西能够慰藉一颗浸泡在痛苦里的心？卡夫卡有言，“诗和祈祷是伸向黑夜的手”，也许，对于一个拿笔的父亲来说，只有倾吐，只有通过语言把无尽的悲恸、忏悔、哀思、寻觅、希冀、幻想塑造成形，解脱的那一刻才会抵临。4年后，凄婉奇谲、感天动地的《安魂》从天而降，熟悉周大新的朋友、读者一下子惊住了，原来，在这个腼腆的寡言少语的南阳汉子身上，竟凝聚着如此深沉、坚韧的力量。
　　《安魂》是以阴阳暌隔的父子对话结构全书的，从愤懑于命运不公的约伯式诘难，到打开天窗放飞轻盈的灵魂，从稠密得令人心碎的共同生活记忆，到宁儿的天国游历和生、死、善、恶探讨。周大新的小说脱胎换骨，变得酷烈、浩茫而超拔，但其叙事的气息、风骨则一如既往地温婉细腻、至柔至刚。《安魂》紧贴人生苦谛，也紧贴天下父母、子女的情思，语言那样揪心，又那样从容、安详。可以料想，面对古往今来的生死之谜，要成就这么一部属于现代人的“度亡经”，作者要付出的究竟是什么。
　　把《安魂》与《我的丁一之旅》放在一起比较，的确能引发一些有意思的话题。比如，时间与空间的不同设置、情性与智性的比例安排、口语与书面语的各自侧重、父子对话与自我对话的差别等，均可带来一些有深度的文学思考。同样是招魂，同样是亡灵叙事，同样是探索生命的足迹与奥秘，与史铁生深邃、玄远、自由无羁的“心游”相比，周大新的叙事显然呈现了完全不同的风貌。
　　周大新是极为体贴之人，“体贴”也是周大新式的现实主义创作特色，其要旨在于缩短、弥合甚至消除距离。早在本世纪初，通过长篇小说《21大厦》，周大新完整地演绎和展示过“距离”的产生、消弭或再产生过程。如何面对和料理到处存在的“距离”，可说是《21大厦》的隐性主题。这距离对叙述人“我”来讲，既是现代建筑横竖分隔的空间单元，也是人与人之间信任感的急剧降低；既是保安、清洁工与高管、总裁、画家、官员、科学家、演员的巨大差别，也是心与心的隔膜、误解及欲望的无限膨胀和人心的脆弱；既是自由的天空和壁画上跃跃欲飞的鸟，也是回望远去的老屋、庄稼地、村边小河的时间与怀想……小说以退役侦察兵“我”在21大厦当保安的换岗经历为主线，分别讲述了4层、58层、32层、43层、地下2层各类住户和勤杂员工的隐秘故事。从旁观到走近，从无奈介入到赢得信任，“我”正是凭着体贴，凭着一份不那么自在的同情和简简单单的善意，开启了一扇扇紧闭的“门”，从而打破了横亘于人心的距离与隔膜，成为各种人生际遇的倾听者、知情者，同时，也成了善与恶、罪与罚、仇恨与报复、恐惧与忏悔、升腾与坠落的见证者、讲述者。
　　我们看到，在这部文体上有点冒险的小说里，体贴构成了一切“相遇”的前提。无论面对的事情如何不堪，无论“我”的感受、选择如何纠结，体贴都能创造性地提供动力、契机、转折，从而使“我”的角色、位置发生从被动到主动的颠覆性变化，使“我”最终成了一个可信赖的人。
　　“我”与“21大厦”的关系，形象地转喻了周大新与他人、与语言、与世界的关系。一个不可忽略的现象是，在周大新的小说里，叙述人的身份或位置总是被摆得比较低，叙述的视角也比较节制、受限，但就是这么一位平凡的、声音不那么大的叙述人，却能一视同仁地对待出现在故事里的每一个人物、场景。它有尊严却不傲慢，饱含同情又固执于某种戒律、尺度，不管遇到什么样的人，不管他们做了什么样的事，都尽可能地去加以理解，不仅关切他们怎么样，而且关切他们何以会成为这个样。
　　就周大新而言，体贴不过是一种自然而然的做人、为文方式。在他笔下，体贴首先是仁慈、宽恕与感恩。《湖光山色》里的村支书詹石磴曾摆布、侮辱过暖暖一家，但在其失势、中风并遭到残忍报复时，暖暖却挺身而出施以援手。当暖暖因举报邪欲膨胀的前夫遭致暴打而卧床不起时，詹石磴被他弟弟背着进了屋，“那哥俩却什么也没说，詹石磴是说不出来，詹石梯是低了头把嘴闭着，只有一包东西从詹石磴那只尚能活动的手里掉在了暖暖的床上，之后，那哥俩就像来时那样悄无声息地很快走了出去”。这是个令人难忘的细节，掉在床上的是一包晒干了的红枣，升起在楚王庄上空的，却是一抹黄昏时分的人性余晖。周大新的叙述一般是柔和的、宽容的，但并不缺乏批判的尖锐性，有时正相反，由于与困境、与艰难、与丑陋贴得太近，体贴叙事往往更具有刺痛感。比如《第二十幕》里，年轻轻就在京做了处长的尚穹，没为尚氏创业出过一分力，却利欲熏心置亲情于不顾，从贪占、勒索转而找借口、打官司，企图拆分叔父创办的企业，为阻止这一无良丑剧，其瘫痪在床的生父竟咬住其手指死死不放，实在让人唏嘘不已。还有，《银饰》里为情欲错乱而死的碧兰、吕道景、小银匠，《向上的台阶》里被权力崇拜扭曲的廖老七、怀宝父子，作为欲望逻辑和蒙昧文化的牺牲品，其命运轨迹被刻画得丝丝入扣，读来让人五味杂陈，仿佛远去的历史烟尘忽然回头响起了闷雷。如文火炖肉，周大新的体贴还表现为语言上的耐心。以反恐长篇《预警》为例：一个严格自律、极为谨慎的核部队作战局长，先后挺过了美色关、金钱关、诬告关，却因轻信昔日战友之情，最终落入了对手精心设置的“留学”圈套，把女儿、妻子送往国外而沦为间谍团伙的人质。小说的“上阕”有惊无险、云淡风轻，“下阕”则狂风巨浪、步步惊心，但每过一坎，作者总是控制着情节推进的速度，并随时叠加心理交锋的层次、频率。因此，主人公孔德武身上的人性弱点和军人底线，才有充分现实感和强劲说服力，方韵、金满、金盈等反社会力量卷入情报生意的触因和各自说服自己干下去的理由，才抽丝剥茧地呈现出不同人格被残酷现实形塑的内在过程。一场严峻较量之所以被写得如此回环、往复、迟疑，时而果决，时而延宕，应不单单是为了发出一声“危险就在身边”的预警，也许，对世态、人性之畸变给予具体探究并作出精准把握才是这部作品的重心。
　　千年中国的德性文化、情性文化是周大新体贴叙事的起源与落点。他的语言贴心、接地气，不造作、不透支、不把玩，行云流水，随物赋形，水一般清雅，又土一般朴厚，读起来充满质感，隽永而绵实。方言、土地、先人，劳作、手艺、勤俭、敬畏、孝慈、礼数，已是融化在他血液里的亲切存在。天道人伦、两极互生、阴阳冲和、体用不二的中华智慧，潜移默化地塑造了他的思维形式和情感伦理取向。他小心地翻弄历史，摸索人性，常常能出乎意料地进入生活的暧昧地带，并及时回应着时代的焦虑。菩萨心、烟火气、小人物是周大新作品里随手可触的意象，他的目光习惯于朝下，心气却始终是向上的。心灵与土地的结合、抒情与叙事的结合、大叙事与小叙事的结合，这也是消弭文体“距离”的方式，他塑造的一系列可感知的伦理——美学形体，都不是观念化的产物，而具有扎实的生存、人性和文化依据。在打动今日读者的同时，周大新也向历史和传统表达了自己的敬意。
　　与建立在“观看”基础上的西方美学、叙事学相比，“体贴”的无距离感、非对象化、情理一体性，无疑值得当代文学实践给予激活。曾记得，在真理或美感的生成机制上，古人一向强调交感、会通、互涵、无间，强调内外冥合，身心不二，即所谓“以体悟道”。以体悟道是中国哲学的一大方法论，也是历代文化人致思、立言的传统功夫，如果说汉语中的体知、体认、体证、体现、体究等偏于认识论，那么体味、体察、体会、体恤、体谅就带有浓重的美学、伦理学意味了。周大新深谙以体悟道的精髓，他的小说从不缺乏交流感，在他的意识里，审美、认知、伦理也从来没有绝然分明的界限，他的体贴叙事是浑然统一的。
　　也许在有些人看来，这种贴着生活、贴着人物的写作方式业已过时。但请别忘了，资本、符号、景观所汇成的“同一化”过程，已催生出一种非常专断的力量，这股力量正在通过把个人变为一种符号、一种工具、一个部件来“消灭个人”。这也是今天叙事文学所遭遇的危机：人的类化使人们丧失了经验的独特性，生活的碎片化打断了记忆的连续性，私人性缩减、阻碍和扭曲了我们的交往方式与表达能力。这一切，正意味着我们每个人都可能丧失自己的历史，或者说，各种片段的凌乱记忆、感受、观念，因无法聚合为自我认同和社会认同，人类也许将不再拥有“故事”。而从传统中汲取抵抗这一非人化趋势的力量，正是周大新创作的价值和他带给我们的启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