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上世纪二三十年代的左翼文坛上，太阳社是一个产生过广泛影响的文学社团。其三大将蒋光慈、钱杏邨（阿英）与杨邨人，都是中国共产党党员。大革命失败后，他们相率从武汉撤到上海。其时，杨邨人住在北四川路丰乐里一家裁缝铺子的楼上，蒋光慈则与几个朋友在法租界马浪路租了一间楼房合住着。一天，三人又在丰乐里相聚，一方面大概由于闲着无事，另一方面也为了糊口，再加上眼看着创造社办得红红火火，也都有些眼热，蒋光慈首先提议开一爿书店，然后再办一份杂志。钱、杨二人均表赞同。然而，开书店得有资本，而三人之中，除了蒋光慈尚有300多块大洋外，其余二人都是一文不名的穷光蛋。不过，三个文化人都信心满满，坚信凭着自己的决心与努力，靠卖文招股，书店是一定能够开成功的。经过几次讨论与筹备，1927年秋，在北四川路老靶子路附近，一个新书店便正式开张了。人看到，书店的招牌是用一幅白竹布做的，上面写着“春野”两个很大的美术字，用图书钉钉在门内左边的墙壁上——据说，这还是画家徐迅雷的手笔呢。至于书店取名“春野”的由来，还有一段趣话：那天，他们三人在讨论了开书店的具体步骤后，就谈到了书店的名字，由于彼此间意见不同，争论了好长时间也没法决定。就在大家都有些厌倦时，钱杏邨偶尔翻了翻放在桌上一本新出的期刊，蒋光慈一眼看到里面有“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两句古诗，就高声喊道：“有了，就叫作‘春野’吧。”接着，他又解释道：“从某种积极的意义来说，这‘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正象征着我们目前的情景与将来的前途呢。”钱杏邨与杨邨人都拍手称妙，于是，在哈哈大笑声中，店名便确定了。除了店名，贴在墙上的还有书店的“招股章程”，那上面明明白白地写着：“本店资本额定三千元，分三百股，每股十元，由发起人承担半数。”但是实际上，除了蒋光慈曾掏出一百多元作为开办费外，再多一文也没有。幸亏这三个文化人和各大书店都相当熟悉，他们便分头向亚东书局、泰东书局、光华书局赊来许多新出版的书籍与杂志，井井有序地陈列于玻璃橱子里，居然也是堂哉皇哉的一爿书店了，有谁会想到，他们的资本，仅仅只有一百多元呢！

说也奇怪，这新书店的生意，竟然相当好。而蒋光慈、钱杏邨与杨邨人有了书店这个背景，对外活动也很容易成功：不仅有外来股本源源不断地加入，钱、杨二人还将自己的著作卖给亚东书局，从而获得几百元的稿费，转过来再将这些钱投入书店成为股金。随着书店的资金日益雄厚，他们的“野心”也一天天“膨胀”起来，为了谋求进一步的发展，1928年1月1日，《太阳月刊》正式创刊，钱杏邨与杨邨人都成为该刊的编辑。这也是“太阳社”名称的由来。其实，所谓的“社”，并没有什么组织、职员之类的名目，只不过作为一个发行杂志的机关罢了。

《太阳月刊》出版不久，就受到当时独霸南方文坛的“创造社”的攻击。那时候的上海文坛，还有“文学研究会”等。但所谓的研究会也没有严密的组织，远远没有创造社那样轰轰烈烈的声势。另外，蒋光慈、钱杏邨等过去也与创造社有着一定的联系。到了这个时候，三大将蒋、钱、杨都深深地感觉到：如果不组织一个联合战线、不标明旗帜招募同志以充实力量的话，是不足以迎战对手的。于是，以三大将为核心，正式成立了太阳社。社员除了他们三人之外，还有王艺钟、徐迅雷、洪灵菲、林伯修、楼建南、戴平万等。而在创造社方面，他们对于蒋光慈等这种预备反击的架势，认为是有心作对，就在其出版的《文化批判》杂志上，把太阳社抨击得几乎体无完肤。太阳社自然不甘示弱，立即在《太阳月刊》上猛烈反击。这样一来一往地厮杀着，时间延长到好几个月。到最后，甚至越出文艺批评的范围，无聊地施行着人身攻击。这样一来，不仅使读者大失所望，就连局中人也认为，这样闹下去未免太不像话、太失水准了。于是，由创造社的冯乃超、王独青等出面，邀集了太阳社的三大将，开了一个联席会议，双方终于言归于好。

其实，太阳社之所以愿意与创造社讲和，一方面固然觉得这种论战越来越乏味，另一方面，却是想集中力量以便对付另一个强劲的敌手。原来，此时鲁迅先生也由广州移居于上海，经北新书局老板李小峰之邀，编辑《语丝》杂志，并成为该杂志的核心人物之一，经常在《语丝》上发表文章。他看到太阳社与创造社的那种混战，自然有些不满，就在《语丝》上说了几句。于是太阳社首先出马反击，钱杏邨并在《太阳月刊》1928年3月号发表一篇《死去了的阿Q时代》，指责鲁迅大部分作品的时代性早已过去。创造社则为了和太阳社的联盟关系，也跟着登场，如冯乃超在《文化批判》1928年4月号发表《人道主义者怎样地防卫着自己》一文，说鲁迅“缩入绍兴酒瓮中，依旧讲趣味”等。这就是鲁迅先生后来在编撰《三闲集》时所说的，创造社、太阳社的那些“文豪们的笔尖的围剿”了。

论战往往能使文坛气氛活跃，太阳社经过与创造社乃至与鲁迅先生的大论战后，获得了更为广泛的读者群：凡是他们的出版物，人们都争先恐后地去购买、阅读。例如，蒋光慈的小说《冲出云围的月亮》，在五个月内，竟然重版了六次之多！读者对他们的热情与敬仰，由此可窥一斑。不久，钱杏邨的小说集《革命的故事》、杨邨人的小说集《战线上》、蒋光慈的诗集《哭诉》等也先后出版。然而，福兮祸所伏，好戏连台中，往往也蕴含着厄运将临的征兆。由于受到当时中共党内左倾思潮的影响，太阳社在理论和创作上亦带有过激的偏向。他们所提倡的不很成熟的革命文学理论，颇多言行不能一致之处；而他们过度的热情与招摇，亦引起当局的严重不满。于是，1928年8月，《太阳月刊》与创造社的《创造月刊》，同时遭遇了“勒令停刊”的命运。1929年，春野书店亦被查封；不久，太阳社不得不自动宣告解散。

该说说“三大将”的结局了：蒋光慈因患肺病，于1931年8月病逝于上海同仁医院，年仅31岁。杨邨人于1952年任四川师范学院中文系教授，1955年“肃反”运动时因被审查而跳楼自杀，享年55岁。钱杏邨于1949年后任天津市文化局长、天津文联主席等职，兼任《民间文学》主编，“文革”期间受迫害，于1977年患癌症逝世，享年78岁。

太阳社存在的时间虽然很短暂，可是由于对读者——特别是青年读者的巨大影响，使其仍能列名于民国时期重要的文学社团之中。而作为创始人，“三大将”自然功不可没。



江苏省南通市濠西园84幢601室 沈淦

（南通市教育科学研究中心退休教师，

亦可用笔名“蒲云空”或“吴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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