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年初一，初中时的班主任杨老师来看我，闲谈之间说起了我的同班同学余运芳。
一个模模糊糊的影子慢慢地清晰了起来，二十多年没有变，依然是那个样子，矮矮胖胖，说话慢条斯理，口齿不是那么伶俐，永远好像含着一个李子，有时一心急便唾沫横飞，时不时还要拍两下桌子，与人争得面红耳赤，走起路来始终就像一只鸭子，两手前后划拉，一摇一摆，活脱脱的鸭儿浮水姿势。还记得他学着朱自清写了一篇《父亲的背影》，很是感人。
这些都不是很重要，关键是他成绩很牛，基本上每次考试都是年级第一，即使偶有失误，起码也在前三名之列，这在我们那个年代的农村娃中确实少见，老师看重他，班主任看重他，学校领导也看重他，大家都决心把他向中师中专培养来给学校撑门面（我们那时是优等生考中师中专，中等生考高中读大学，不像现在掉了一转，而且当时各学校还要以每年考取了多少中师中专来排名次定优劣），规格很是高。
按部就班考学校跳出农门应该是没有多大悬念的，问题出在他那个家庭，家庭环境注定了他的悲剧人生。
依稀记得他那个家，父亲瘦高瘦高腿脚有点残疾，母亲佝偻着背不是很利索，有一个年龄相当的哥哥辍学在家，仍然顶不上别人一个全劳力，住的是茅草房，也不是很结实那种，每一两年都需要翻修一次，拖拖拉拉有时要折腾五六天，点的是煤油灯，现在想起日子真的是惨淡，没有一件像样的家具，可以说是真真正正的家徒四壁。
“屋漏偏逢连夜雨”，临近中考时，他哥哥好像又得了什么病，现在想起不知他当时是怎样的心情，只知道每天他都是红红的双眼，而且出现少见的上课打瞌睡。
七月份中考揭榜，二三流的学生都已上线，唯独他，老师最看好的，班主任最看好的，学校领导最看好的好学生竟然没上高中线更别说中师中专，当时我们大家都沉浸在喜乐之中，也没有人去注意他。
说到这里，杨老师开始泪眼浸浸，“他是我的学生，当时我应该关心他一下，也许就不会有以后”。
毕业回家后就是秋收，一天父亲给了他三十元钱上街，让割肉买菜回家招待帮忙打谷子的邻居，谁知到了该吃午饭时大家回家，发现还是清锅冷灶没有他的人影子，大家不知道他发生了什么事，赶快但织全生产队的人上街寻找，找来找去，直到傍黑却发现他躲在新华书店的石梯旁看书入了迷，身上仅有的三十元钱早就买成了七八本世界名著，用来买菜的背蒌被撂在了一边。
后来就开始神经失灵，有时在山顶上骂，有时在大街上跳，有时也到学校里去，最文雅是在学校里，通常要喊一声报告，才轻轻推开钟校长的门，找校长都是为一件事，要求钟校长收他当学生。
次数多了，大家就烦了，杨老师说:“我都亲自送他回去过好几次，不像是疯的，而且认识我，还与我争论三国演义里谁是真正的英雄。”不知道后来发生了什么，反正他就开始甩石头砸玻璃，砸门，砸老师门的办公桌，有一条，他绝对不砸钟校长与杨老师的。
为了学校的安全，学校选择了报警，警察抓他走的那天，他的嚎叫是声撕裂肺地动山摇，而且是又踢又咬。
说到这里，杨老师己是声音哽咽泪流满面，“再也没有见过他”“据说被他父亲用铁链子锁在门外大树上，就这样就死了”。
杨老师不停地自责，“要是现在，他有可能是一个人才” ，“要说不是那样的家庭，他肯定会是一个优秀的大学生”“那时要是我不是泥菩萨过河，帮他一下那该多好，也不至于后来那样”“要是像现在能请一个心理医生疏导一下那又该有多好”
我理解一个老师的心情，他们会为自已的学生设计千万条好路子。
好不容易劝走了杨老师，在这大年初一里我第一次心情难以释怀，陷入了深深的沉思，改革开放以来社会的确是一种进步，一种了不起的进步，社会的进步也确实是一件多么好的事情。





胡涂（周忠斌）
记于2015年农历大年初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