阳明学的引佛入儒


　　格非在《雪隐鹭鸶》第二卷里，并没有急于给出他对《金瓶梅》一书思想的见解，而是意味深长地与读者回溯了晚明时期阳明学派对程朱理学的反动。
　　他们的初衷、做法以及由此引发的深远影响，具体到一句话，便是阳明学派在意识到以往的记诵之学已不足以应对崩坏的社会道统时，采取了“引佛入儒”的做法，然而收效甚微，甚至走向了重组社会伦理秩序这一初衷的反面。
　　格非对阳明学派的评价颇具见地，他认为王阳明引佛入儒，本义在对程朱理学取而代之，而目的则与前者无异。从这个角度入手，王阳明便根本不是反体制或反君臣一元化的思想家，譬如王船山沿其脉络道出的那句“人欲之大公即天理之至正”，也仍是矫枉过正的曲解。我们不妨进一步判定：从天理走向人欲这一理路的种子，自阳明发端即存乎其中，因此又不仅是自然，甚至是必然的了。
　　这必然性何在？在引佛入道的做法里。阳明学派甚至李贽等人在明末的复杂社会谱系里目睹了伪善之恶，并且意识到这伪善来自于程朱理学内部对善恶的僵化界定。格非据此分析了他们由以反动的心理动机：要想有效地应对这一现实，挽救善恶混乱、伪善涌动的局面，惟一的办法，似乎就是重建一种全新的价值系统来处理善恶问题。
　　原书在后面引用了西蒙娜·波伏娃的一个术语：“伦理学的暗夜”。这个人们身处其中急欲重估价值的社会，也必然是一个旧的价值混沌不清的社会。在当时三教合流的环境里，可资参照的惟有佛与道两种思想，因此阳明学派比附佛教(尤其是禅宗)的义理自是题中之义。
　　日本学者荒木见悟在《中国佛教基本性格的演变》一文中认为儒家与佛教都根植于一种“本来主义”，儒家的本来主义是善恶之分，佛教的本来主义是真妄之分。荒木由此判定二者具有相通之处。
　　不管如何，王阳明“引佛入道”的终极目标放在了以“真妄”取代“善恶”之上。作者又提到花间草这段公案，其或可见佛教本身与阳明学之间的端倪：“佛氏着在无善无恶上，便一切都不管，不可以治天下。圣人无善无恶，只是无有作好，无有作恶。”质而言之，后者有现实关怀，前者则无。但它们的一致倒真的都是真妄之分。
　　格非写道：无善无恶，本是佛家(特别是禅宗义理)的真髓所在。……当然，这并不是说禅宗要故意模糊世俗善恶的界限，而是将善和恶都看成是“执念”的两端。行恶固然是罪恶，执著于所谓的“善”，亦于性命了无干涉。简言之，让生命活泼的真机，从善恶是非的执限中超脱出来，达到本来无物的空寂与真知，从而在一个更高的纬度上担负起生命的自觉，才是禅宗的根本要义所在。
　　这种极端的相对主义，对于太平盛世的人自然是没什么吸引力，但如若夹在善恶不分的昏聩世间，其诱惑可想而知。“无善无恶”虽是“真妄之分”的极端表述，但这个意义亦本来蕴含于真妄之分，如今一说出来，就清楚地看到佛道与儒家的对立了，而“无善无恶”最终成为欲望时代的洪流注脚。嫉伪的强烈心理固然使得伪善不被提倡，但善也随之一并废除。以真妄取代善恶的结果，就是真恶取代了伪善。伪善尚且有所忌惮，但真恶则无所畏惧。这就是连阳明学派也难以解释亦无法处理的内部矛盾。



　　《金瓶梅》的佛眼


　　作者认为，《金瓶梅》与阳明学派的共同点首先表现在：它们大致生活于同一个时代，却以各自不同的方式对这个时代现实状况的混乱、矛盾乃至巨大变革作出反应。但显而易见，如果说阳明学派尚且是引佛入儒，那么在《金瓶梅》里占据制高地位的则全然是佛教的眼光，所谓“佛眼”。
　　在《雪隐鹭鸶》一书的序言里，格非直言《金瓶梅》是一部激愤之书，也是一部悲悯之书。通读一过全书，我们就会理解这激愤的结束之处与悲悯的开始之点，都在于“佛眼”之中。
　　对于激愤，作者这样解释：《金瓶梅》是一部激愤之书。由于作者对当时的社会政治过于绝望，对社会生活和人情洞察过于峻厉，对人性的理解又过于透彻，因此，他所构建的政治批判、社会批判和道德批判，终于走到了一个十分危险的境地。换句话说，作者在作品中所要批判、揭露乃至全面否定的，不仅仅是政治、经济与法律，也包括颓败的道德、虚伪的人情以及装腔作势的伦理纲常。一言以蔽之，作者对社会的否定是全方位的，没有保留的。这种思想意识和观念的呈现，在中国文学史上是石破天惊的第一次，具有强烈的“晚明色彩”。
　　就中提到的“十分危险的境地”，即指虚无主义。《金瓶梅》的作者在创作之初或许已预料到了传统价值的不堪一击(也预料到新价值诞生之前将有“缝隙”弥漫世间)，于是用佛家眼光来收束全书端的为此(可见比阳明学派他看得更远)。这里的含义全在超越二字。当然，超越也体现于绣像本对词话本修改这一点上。
　　格非在仔细对比了词话本(万历本)与绣像本(崇祯本)之后，得出如下结论：《金瓶梅词话》的作者虽然以勘破人情伦理的虚妄为己任，但作者通过议论或诗词，也进行了不厌其烦的道德说教。这种说教大部分浅显质朴，有时甚至沉闷乏味，但它毕竟在质疑道德的同时，构筑了道德保护……但绣像本(崇祯本)的作者，在“反道德”的立场上要比词话本激进得多。他将《金瓶梅词话》中的道德说教进行了大量删除，代之以驴唇不对马嘴的“艳情诗词”，同时也“别有用心”地删改了部分文字的内容。
　　绣像本的内在矛盾是它一方面有着强烈的“去道德化”以至虚无主义的冲动，一方面又将佛道作为可以取代儒家伦理纲常的思想，意图在于救世。简而言之，一面是彻底的绝望：虚妄的无所不在——价值意义的废除，一面是微薄的希望：佛道的草灰蛇线——重建价值体系。重建虽削弱了批判的彻底性。但是无论如何，绣像本皆要比词话本深刻，这可能是作者更为激赏绣像本的原因。
　　批判在被削弱的同时，也在昭示着《金瓶梅》作者的深层心理：他起于悲愤，却不甘心结于同样的悲愤；起于破坏，但还念念在兹重建。因为悲愤与攻击的意涵都是空洞的，而我们已经知道《金瓶梅》作者因此前置了一个视角，那个佛眼就是要避免空洞出现。于是有了悲悯。
　　格非对悲悯予以了这样的解说：作者对明代中后期的社会失控和欲望横流所感到的深切绝望，迫使他寻找能解释并安慰这种生存和文化绝望的超越性价值系统。在基督教传入中国之前，他所能找到的或许只有佛教与道教，即透过“佛眼”来打量并批判尘世的欲望。由于慈悲和哀怜，这个“佛眼”预先就宽宥了人世中的欲望和罪恶，并将人降低到“众生”的地位，一律予以同情。这就造成了一个悖论：欲望和恶，周流于世间，给社会生活的人情伦理造成了巨大的威胁和破坏，而它又是事先被原谅和宽恕的。
　　我们当然不可轻率地评价阳明学派与《金瓶梅》面对佛道态度的不同，尤其是论断它们孰优孰劣。首先应当指出——格非在《阳明学的投影》里就开门见山地写道：“由于他们所目睹的是同一个社会现实，《金瓶梅》的这种小说化呈现方式，与阳明学的思辨方式恰好构成了互文关系。”在这一论断里，如果将它们视为两种对时代本身的回应，那么互文成立；但很明显前者的峻厉是绝望虚无，后者的峻厉则救世心切；后者要针砭浊世，前者却似乎是要对旧世道予以彻底意义的解决。它们的回应态度是根本不同的。
　　其次，在引佛入儒之初，阳明学派毋宁是忽视了“善恶”与“真妄”的不相容、不对等：善恶犹在价值体系之内，真妄则是对前一个价值体系的否定与超越，所以阳明学派“引佛入儒”的初衷最终导向的是“以佛反儒”的结果，这恐怕自不待言。虽然我不同意作者将王阳明救世的欲望与社会体制的瓦解联系在一起，因为崩溃的与其说是社会体制，不如说是旧的价值系统，思想远没有那么大的威力。
　　格非在这书里虽然没有明确指出阳明一派“引佛反儒”的结果，但他提到了《金瓶梅》一书“以佛反佛”的现象，不过这看似矛盾，却是立足于禅宗义理“空”的超越性立场，对世俗欲望(包括这种欲望向民间信仰的渗透)进行尖锐批判和否定罢了。
　　合而观之，佛眼的俯瞰既让《金瓶梅》的批判有了动力，也在某种进度上规定了它的尺度，以至最终取消批判，并且为此一中断提供归宿。于是，《金瓶梅》作者意图恢复佛教“源始意义”、本来面目的倾向，最终使得这本书起于激愤，结于悲悯。



　　对真的重估


　　读这本书时，一面是为《金瓶梅》中人情的峻急湍流而心惊，一面是想起了格非《隐身衣》这篇小说。在我看来，《隐身衣》与这部《金瓶梅》的解读之作实为互文关系，譬如小说里主人公说：“不论是人还是事情，最好的东西往往只有表面薄薄的一层，这是我们的安身立命之所。任何东西都有它的底子，但你最好不要去碰它。”想来也多半来自作者对后者的深切认识。
　　等到通读一过全书，我却发现自己关注的中心转移了：从善恶的隐微书写转移到真妄的显白道出了。事实上，《金瓶梅》之于以往的古典小说的倒转也正在于此。但我关心的是：这种转移真的具有足够的合理性吗？它能否经得住作为前提的批判——如同当初对善恶之分那样力度的反思？善恶即便是腐朽的落伍的不合时宜的划分，真妄就一定是合理的取代标准吗？这种关心也不妨说是对真诚本身的警惕。
　　格非在书中引用了莱昂内尔·特里林的话：所谓的“诚”，指的是“公开表示的感情和实际的感情之间的一致性”。也就是说，不管这个人具体的道德状况如何，他(她)都应该将其自我忠实地袒露在世人面前，而不是通过欺诈的面具文过饰非，给别人制造“善”的假象。不过，这样一种把自己的真实状况不加掩饰地暴露出来的倾向，往往是通过“恶”的形象加以呈现的。并且进一步得出了结论：文学作者对“恶”的回护与同情，并非表明他们屈从于恶行或者公开地宣扬“恶”，而是在全新的社会条件下对道德的辩证和反思，从而抒发自我在面对不断变化的社会道德时形成的分裂和痛苦，并重构“自我”与“自由”的关系。
　　因此，我认为阳明学派的最终影响甚至还不是“引佛反儒”，而是为“真恶”取代“伪善”，为天理走向人欲，铺平了道路。善的内核虽则可以被替换，但伪善犹藏于善的假面之下——伪善之徒尚且有所忌惮，亦不敢胡作非为。再来看真：真是可以附加任何事物的，真善是真，真恶亦是真，它只是强化了它指向的任何一种意义。真字空无一物。
　　倘若一面贬低善恶，一面拔高真伪——无论前者如何庸俗，后者如何超越——它们都必须被固定在文本的世界。这个道理，就是《金瓶梅》与阳明学派最为深刻的分际：小说非圣无法犹可，而置身现实的思想必须谨慎。无论起初动机是何，都不足以解释结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