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997年初，我在广东省文联理论部工作，办《广东文艺界》杂志。我的同事胡先生，之前是欧阳山老人的秘书，我常和他讨论欧阳老的作品，但他个性内敛，话不多，每次讨论都无法展开；向他打听老人的情况，他更是缄口不语。那时候，欧阳山是广东省文联的名誉主席，曾经在1994年5月23日毛主席延安文艺座谈会讲话52周年纪念日，以86岁高龄当选广东现代革命作家研究学会会长，并主持了 “主旋律与多样化”座谈会。
　　“主旋律与多样化”是20世纪90年代文艺界的重要话题，自1994年末，纪念梅兰芳、周信芳诞辰100周年座谈会，江泽民在讲话中提出包括“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在内的三条文化工作方针，至 1997年9月“弘扬主旋律，提倡多样化” 第一次正式写进党的十五大报告，而后，关于“主旋律与多样化”的实践和讨论延续了近20年，并扩展到文艺领域以外，“唱响主旋律”，成为文艺工作者和社会主流的口号，文艺被分成主旋律的和非主旋律的两种，被视为主旋律的文艺作品，往往政治色彩鲜明。
　　而早在江泽民的讲话之前，欧阳山就在“开风气之先”的南方主持开展了关于“主旋律与多样化”的研讨座谈，不能不说，老人思想上的积极创新和目光的敏锐，丝毫不受年龄影响，令人佩服。
　　那些年，欧阳老在写杂文。他永远肩负着人民文学家的历史使命，这些杂文述及内容，事大事小，都是他的正义感和使命感驱使。他写《当代文学八病》，发表在魏巍主办的臧否时政的杂志《中流》上。他的许多文章都发表在《中流》以及当时程代熙任主编的《文艺理论与批评》上。他还写过一篇《贺程代熙入党》，写过《论主旋律作家》《老夫无悔》等等。
　　至他逝世前半年，2000年的3月，他参加华南文学艺术学院建校50周年纪念会，还写了《一悲一喜》。
　　他对共产党和人民群众饱含深情，胸有普世关怀，尤其憎恨那些与鲁迅思想和精神相悖逆的人，憎恨那些没有理想的、与人民没有感情的人，担心新一代年轻人受这样的人的影响和蛊惑。
　　在文学上，他尤其憎恨那些感情不真诚、思想软弱无力、内容假大空的东西。他的杂文十分精短，文风犀利，爱憎分明，宛如鲁迅个性。而他文章里的那些歌颂与赞美，亦真诚纯粹。
　　这些文章，是在梅花村36号，在后来的秘书王志的协助下完成的。
　　我一共见过欧阳老四次，第一次是1997年的5月，广东省文联和南海黄岐政府一起，为老作家梵杨召开作品研讨会，我第一次见到欧阳山老人，89岁的他，身材高大，在我眼里，不仅是文学的巨人，也是现实世界的巨人！
　　他的脸上总有温和的笑容，虽然拄着拐杖，但依然十分硬朗，尽量不要身边人搀扶。我想扶他，他说：“小鬼，不用，我行！”我惶恐地退后。
　　会上，他一说话，不少人热泪盈眶。我也是。他的话不多，语句短，但声音有力，话语既坚硬又温暖。
　　严肃而温和，坚硬又温暖。这是我对这位人民艺术家的感受。会后，我写了一个较长的综述发表在《广东文艺界》杂志上。
　　第二次见欧阳山老人，是在1998年的元月7号，广东省文联为刘斯奋《白门柳》获第四届茅盾文学奖举办庆祝大会，老人在王志的搀扶下来到。那时广东省文联还在文德路的文德大厦里办公，那个会议室很小，大概不到20平方，领导们进去后，其他人都只能站到门外走廊里，根本没有问候老人的机会。
　　第三次，是1998年12月11日，欧阳山老人九十华诞，时任广东省委常委、宣传部部长于幼军带队，广东省文联、广东现代革命作家研究学会等人士前往梅花村36号庆贺。
　　梅花村，著名的“岭南第一村”，位于广州越秀区中山一路的东段，绿树环绕鲜花盛开，清幽雅致，十分静谧。我们给老人献花，还写了精美的贺卡，和他的外孙女田海蓝刚出版的《艰难的磨砺——〈三家巷〉人物评传》一起，放在客厅他的铜像面前。那真是个好天气，我还记得，36号院子里种满了鲜花，大家在阳光明媚的院子里合影，老人告诉我们，他虽然几乎看不见了，但有时候还给花儿们浇浇水。说这话的时候，他微眯着眼，微微笑。城市的车流声好像去了远方，空气澄明而且膨胀，一草一木都有吉祥快乐的模样。
　　至今，我仿佛仍然听见那客厅和院子里，回响着老人爽朗又亲切的声音。
　　也就是这一年，欧阳山老人考虑广东涌现了《蔡廷锴》《冯白驹传》《情满关山——关山月传》《赖少其传》等一批优秀作品和传记文学作家，建议成立华南传记文学学会。广东省文联开展筹备工作，拟由欧阳山担任名誉会长。后因老人不幸逝世，筹备工作一度搁浅。直到2000年，经广东省文联批准和广东省民间组织管理局核准登记，广东省传记文学学会正式成立，创会会长由欧阳山的好朋友、老作家贺朗(本名王有钦，北大中文系毕业，乐黛云学生)担任。我作为省文联工作人员，任副会长兼秘书长。后来我调省作协工作，辞去秘书长职务，只任副会长。
　　这一年我萌生了为欧阳山老人写传记的想法，但考虑到有那么多著名的本土前辈作家，自己来自外省且笔力稚弱……念头藏下。恰逢曾任延安中央管弦乐团团员、华北军政大学文工团副团长兼创作室主任的原作协广东分会副主席、广东省音协主席周国瑾先生，请我为他写传记，我得知周国瑾先生是欧阳山的老朋友，在采访中我特意向他了解欧阳山的事迹。
　　周国瑾告诉我，他在延安时期就认识了欧阳山。新中国成立后，欧阳山先回到广州，任华南文联主席。周国瑾稍后回，任广州市文联专职副主席。1953年，按照中央的指示，文联的牌子挂到文化局，成立文学、音乐、美术、戏剧和舞蹈协会。而广州作家协会是在中央还没有成立全国性的各种协会之前就成立的，管辖联系的范围包括广东、广西和香港等地的作家，欧阳山任主席，周国瑾任副主席。到1956年，全国四大协会(音、美、戏、舞)成立后，广州作家协会改为中国作协广东分会，周国瑾按省委指示任广东音协主席兼党组书记。
　　“文革”开始，文联和各协会被砸烂，并进行犁庭扫穴。有一天，一群红卫兵冲进作协，见人就打，发现欧阳山，叫他低头，他看着他们，一动不动，他们按他低头，他把头更加昂起来，他们骂他打他，他不回应。他们要他跪下，他也不理。周国瑾也被打，周国瑾对欧阳山说：“你就是硬汉子，好！”
　　1972年，欧阳山从英德茶山劳改场回广州治病，住在文艺招待所一间8平米的阴暗潮湿的小房里，周国瑾去看他，两人手拉手，默默流泪。
　　1980年，他们一起设宴招待香港AMA乐团以及中国音协的吕骥、贺绿汀一行。
　　1999年春，广东省文联的新春茶话会隆重举办，欧阳山出席并讲了话。
　　这是我第四次见到老人。秘书王志寸步不离，老人高大的身材在人群中依然瞩目，看起来也依然硬朗。
　　老人讲完话回到座位上后，文艺演出开始，我注意到他很安静，是听而不是在看，因为当时他的视力已经没有了。临散会，我陪着周国瑾老人朝他走去，周国瑾站在他面前问：“你能看见我吗？”他说看不清了。周国瑾又说：“你听我的声音！”他说听不出来。老作家梵杨赶紧说：“是周国瑾！”他“哦”了一声，问：“你的声音怎么这么低沉？”周国瑾说：“我也老了！”
　　1999年4月，我写的周国瑾传记以《著名艺术家周国瑾访谈录》为书名，由香港惠理出版社出版，我与周国瑾先生协商，将他关于欧阳山的一些回忆收入书中，他同意了。该书第二辑的第一篇，就是“广东文艺界第一号人物欧阳山”。这个标题蕴含了周周国瑾先生对欧阳山的爱戴之情、战友之情。
　　欧阳山老人走了几年，比他年轻10多岁的周国瑾先生也因病辞世了。时光带走了他们，我很悲伤。只有回忆，将他们永远留在我们的精神世界里。
　　2008年，广东省作协和中国作协准备在京举办“百年欧阳山”纪念活动，而我正好已经从广东省文联调到省作协工作，全力操办相关事项。为出版《欧阳山文集》，王志陪着我，再次走进梅花村36号。这个老人住了20多年的地方，已经改为欧阳山纪念馆。王志虽然回到了省委上班，但老人身后的诸多事宜，仍然是他打理。多年来，我与他，与代娜、纳嘉大姐以及海蓝老师结下了深厚的情谊。
　　欧阳山纪念馆，房间空旷，安宁洁净，一切物件整齐，在它们该在的位置。老人的铜像在，照片在，作品在，他读过的书，都在，老人的目光依然严肃又慈祥，宽厚而执著。我在他的像前鞠躬，低下生者脆弱的头颅，倾听他不朽的声音。喧嚣大都市的背后，时间在这里停止，老人一生的经历，他伟大的创作和精神，得以永恒。
　　我感到平和，感到安慰，感到激情不息。一种可以称为力量的东西，再次为一茬茬新的生命，为创造不止的生命，注入活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