某个周末，我和几个同学同游后海，初秋的北京和风习习，后海一派安然，岸上扶柳依依。在那周围，有多个名字发散着民间古趣的老北京胡同，胡同里藏匿着好玩的好吃的；一溜溜载着中外游客的黄包车，以及着中装操京话揽客的车夫，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一不留神儿还能遇见碧瓦红墙的高门大院，里面古木森郁，透着幽幽的神秘和庄严的皇都遗韵。在那个暖洋洋的午后，我初到鲁院的巨大幸福感宛若闪着白银亮光的后海，宽阔而温柔，秋天美妙如斯。我当然不会想到，那附近有一处宁静温馨的小院，日后自己能走进去，和我喜爱的叶梅老师共度一段美好时光。
　　我第一次见叶梅老师，是2010年10月，在丹东举办的“全国满族当代文学论坛暨《满族文学》创刊30周年”的会上，那天她穿件白色小西装，内衬宝蓝色小衫，温婉端庄，干练优雅，从女人的审美角度出发，我一下子就喜欢上她了。时隔3年整，与她再次相遇，真是个一想起来就偷着乐的事儿。
　　鲁院给每个学员都选配一名导师，被请到的导师不是作家就是评论家，反正都是大腕级别。至于学员究竟能拜在谁的门下，就身不由己了，鲁院的办法很简单，就是抓阄。不过由于每一届班上都会有若干少数民族学员，所以我听说以往的做法是，直接把几个少数民族学员打包送给叶梅老师。我也是少数民族一份子，是满族，自然第一心愿是跟着叶梅老师，偏偏这次鲁院没那么做，一律实行抓阄。抓阄那天，叶梅老师没来，听说她出差在外地，我也没被她的替身抓上，心里非常失望(不过抓到我的那位导师也非常之好)。尤其是后来，听鲁院老师说叶梅老师对门下弟子特别用心，对她不吝赞誉之词，我就更加痛心了。想不到过了些日子，归在叶梅老师门下的广西壮族作家潘小楼对我说：“等叶梅老师约见我们小组，我叫上你一起去。”我大喜过望，嘿，不信天上能掉馅饼吗？
　　在鼓楼站下车，走过银锭桥，沿着残荷疏影的后海走一小段，就到了新疆坎儿井，往里一拐就是《民族文学》杂志社。这是个整齐的三合院，干净极了，一如那天明亮湛蓝的北京天空。那天是周六，显然叶梅老师是忙得排不开时间，我们在她引导下，与杂志社其他几位老师一一相见，之后就在她办公室围坐，听她评析潘小楼等弟子的小说和散文作品。之前她们已经把各自的代表作给了叶梅老师，而我，还有藏族学员尼玛次仁、扎西东主都是临时加入，没拿稿子。叶梅老师的评点非常细致，有赞许和期望也有批评和鼓励，无论是作者本人还是旁听者皆有收获，心有欢喜。我尤其记着她提到当下创作成绩不错的某位女作家，她说：“当初她来鲁院时还写得懵懵懂懂的呢！”她的话给了我极大的安慰和信心，心想我不也是懵懵懂懂的吗？
　　很快到了午饭时间，杂志社安老师等已经把饺子煮好，大家在餐桌边或坐或站，捞饺子、分碟子，一切自然亲切随和，仿佛已经熟悉了许久，亲密得跟家人似的。我们已经离家一个半多月了，在这里又找到了家的感觉。吃过热乎乎的饺子，叶梅老师向我们赠书《大翔凤》。《大翔凤》是她的散文集，她在扉页上一一写下赠言并签名。等轮到我时，她给我写下“海清”二字时，她立即发现笔误，犹豫片刻，她舒笔写下的却是：
　　海清有水
　　海青阳明
　　我差点惊呼了。
　　临别时，在院子里，我们反复跟叶梅老师照相，腻腻歪歪的，就是不舍得离开，直到走出大门口，已经走出几步，又转回身跟她拥在一起，拍了一个合影。那张照片上，叶梅老师的手搭在我肩上，看起来就是我们的姐姐。我记得那天后海的风又长又饱满，阳光像金丝线一缕一缕地披在身上。我们在后海岸边流连了一阵子，心中万千感慨，竟是默默无言。
　　回来后翻读叶梅老师的集子，第一篇正是《大翔凤与老地方》，里面写道：“那年春上我来到北京，服务于《民族文学》。上班是在后海的一条胡同里，这胡同的名字很好听，叫做大翔凤。由于紧邻过去的恭王府，是依靠王府围墙而形成的胡同，所以旧称为大墙缝胡同。后来不知为何叫做了让人心生欢喜的大翔凤。”