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曾祺先生曾有一个说法：如果一个国家的散文不发达，就很难说这个国家的文学是发达的。
　　不能不说，俄罗斯是一个“散文大国”。
　　一代代俄罗斯诗人、作家、思想家、政论家、传记作家……用各种风格的文笔，试验了散文写作的各种可能。
　　康·帕乌斯托夫斯基不仅用优美的散文写出了《金蔷薇》《面向秋野》这样的文学评论集，还用同样优美的散文文笔，完成了六卷本自传体长篇小说《一生的故事》。
　　白银时代的思想家、作家洛扎诺夫，写过一册题名为《落叶集》的奇书，书中文字全部由一些零散的随想录和短小的札记片段构成，有的片段甚至只有一行文字，例如：
　　“人们像花儿一样枯萎，凋零。”
　　“欧洲文明将毁于恻隐之心。”
　　有的片段只是几个单词，或者一个闪念，例如：
　　“活得高尚吧。”
　　“看啊，想啊，吃啊。”
　　“甚至没有意思……”
　　这册《落叶集》分为两部，洛扎诺夫把它们分别命名为第一筐、第二筐。
　　我很喜欢这册包罗万象的散文集，它有着贾植芳翻译的那本《契诃夫手记》的意味。然而，洛扎诺夫并不是把《落叶集》视为散文集，而是当作一部“札记体”长篇小说创作的。
　　1998年，上海、云南的出版社同时出版过《白银时代俄国文丛》《俄罗斯白银时代文化丛书》两套书。抛开人类群星闪耀时的那种璀璨的思想光华不说，这两套书也像是展开了俄罗斯散文的两片原野，让我们看到了俄罗斯欢欣岁月里斑斓多姿的散文形式和异常丰茂的散文生态。
　　出生于1918年、早已著作等身的俄罗斯老作家达·亚·格拉宁，写过一部名为《探索者》的长篇小说。在散文领域里，他也真的称得上是一位永不疲倦的“探索者”。
　　20世纪80年代里，我们这一代读者，大都读过他写的一本传记体小说《奇特的一生》。但格拉宁不认为他写的是“小说”，他说他写的是“文献散文”。
　　在谈到《奇特的一生》的创作时，他这样说道：
　　文献散文越来越引起我的兴趣，创作使我厌烦了。您知道，创作归根到底在一定程度上是不真实的，情节归根到底全是想出来的。这一切似乎很自然，是文学中大家通用的方法，近来却使我烦躁，我开始寻找另外的方法来描写生活中最本质的东西。
　　这本书的主人公柳比歇夫，是一位有着博大精深的专业学问的生物学家，同时又是一位知识面极其广博的“杂家”，是一位一直在思考生命的真谛和人生的意义的思想家、哲学家。
　　格拉宁是怎样来写这位生物学家“奇特的一生”的呢？
　　他说：“我不打算通俗地阐述他的思想或衡量他的贡献。我感兴趣的是另一个问题：他，我们同时代的人，一生干了那么多事，产生了那么多思想，这是用什么方法达到的？……柳比歇夫对我最有吸引力的精粹、核心正是这个方法。他的工作方法是一个创举，不问他其余的工作和研究如何，这种工作方法是独立存在的。”
　　在这本书中，柳比歇夫通过他的“时间统计法”，对自己进行了研究和试验，试验在读、写、听、思、工作等各方面，一生到底能做多少事情？怎么去做？如何让自己力能胜任，而且从容不迫……
　　生命是由一分一秒、一个个小时、一天天、一月月、一年年……构成的。时间统计，成了柳比歇夫生活的“骨架”。这不仅保证了他最高的工作效率，并且保证了他最旺盛的生命创造力。
　　与其说，格拉宁写的是一本生物科学家的传记，不如说，他写的是一本探索生命效率的科学著作。因此，这本书在文体形式上，也充满了奇特的“试验”风格，让我们明白了什么是“文献散文”。
　　格拉宁说：“文献散文，往往会遇到材料成灾的问题。周围事实那么多，一本本的笔记本都记满了，使你陷入事实的汪洋大海，来不及深入研究，也无法站开一点，从远处通观全貌。文献散文与特写有区别，当然二者之间的界线是相对的，但总有一个界线。文献散文必须是散文，是文学，这一点很重要。文献散文的情节不是设计出来的，不是想出来的，而应当从材料内部去发现它、看到它。主人公也不能简单地加以临摹……”
　　毫无疑问，这种“文献散文”比我们通常所认识的传记文学，更具难度和探索意义。
　　尼采曾经说过：阅读一本书时，从一些句子的“步态”，就可以看出这个作者是否疲倦了。
　　2009年，格拉宁先生90岁时，又出版了一本新书《我记忆中的光怪陆离片段》。令人惊奇的是，如此高龄的老作家了，从他的散文步态里，我们竟然看不出他有丝毫的“疲倦”之意，他对散文文体的试验与探索，仍然是那样的兴致勃勃、充满好奇之心。
　　这部用短小的片段构成的长篇回忆之书，与洛扎诺夫的《落叶集》可谓一脉相承。只是，格拉宁为每一组“片段”都加了个小标题。
　　我们且引出一些“片段”，以窥“全豹”。
　　关于“幸福”，他写道：
　　我习惯于认为：今天——是我一生中最幸福的一天，因为我们度过了大半生，回忆往事美好的居多，瞻望未来寄希望更加美好。
　　一个人无论多么幸福——回首往事总不免发出一声叹息。
　　在题为《预言》的一个片段里，他是这样写的：
　　赫鲁晓夫对尼克松说：
　　“你们的孙辈将生活在共产主义的美国。”
　　尼克松回答说：
　　“不，我认为你们的孙辈将生活在资本主义的俄国。”
　　当时是1959年。
　　种瓜得瓜，种豆得豆！
　　有许多片段，又如一段段文笔优美的散文诗。例如《秋色》《椴树》《旋律》等等。且看《旋律》这个小片段：
　　窗外，亮晶晶的雨点滴答滴答地响着，它不单调，很有节奏，构成某种旋律，是的，是旋律。它时而出现，时而消失，非常和谐。听！它的速度在加快，越来越快，突然，舒缓，寂静下来。像音乐中的休止符，这意味着，在蓄积力量。令人迷惑的寂静啊，似在喘息，抑或瞬间沉思。我躺着，听着。这样美的享受，并非在每个音乐会上都能够获得。
　　还有一些片段，由生活的细节与瞬间触发的感受，而谈到了他的文学经验，兼及社会批评。例如《适度》这个片段：
　　俄国人的餐桌上琳琅满目，应有尽有：馅饼，沙拉，白菜肉卷，大鱼，大肉。在其他各个方面我们也都一样不知分寸，不懂适度。我教育我的女儿要学会古希腊的规矩：凡事要把握分寸。艺术和文学一向遵循适度。
　　在诸如《作家》《浪子》这样的片段里，他写的是他的文学观和艺术观，有时是以一些文坛掌故生发开来的。例如《作家》中的一段：
　　歌德的秘书艾克曼跟随歌德并记下他说的每一句话，最终，出版了一本很厚的书。歌德知道这一点并且帮助他，把自己的思想说出来。与此同时，艾克曼还不停地提出各种问题，歌德不得不回答，从中梳理出自己的观点。艾克曼不仅记录，同时还设法挖掘他的思想，歌德说呀说的，跟随他的不是保镖，而是拿着记事本的秘书。他边走边说。我想：如果有更多的艾克曼，也将会有更多的歌德……重要的是，这不单是被疏漏的话语，而是那些能够引起人们关注和期待的思想。
　　《我记忆中的光怪陆离片段》这本书的扉页上，写着这样的阅读提示：“本书不属于任何文学体裁……书中以短小的形式，时而尖刻时而委婉的表达，展现了20世纪30年代末至今的社会现实、人的命运……”
　　如此看来，这也不仅仅是一部风格独特的散文，而是又一部《落叶集》式的“札记体”长篇小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