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三十年来，作为新诗现代化的典范，有关诗人穆旦的讨论持续不绝，其形象甚至有被过度“消费”之嫌。然而，这并不等于说，穆旦作为一个话题，真的已被穷尽，被穷尽的或许只是讨论的方式、方法，抑或背后关切的问题。比如，王佐良写于一九四六年的文章《一个中国诗人》，在穆旦研究史上起到过奠基作用，诸如西方现代诗人之影响的提出、“用身体思想”之诗艺的概括，以及诗人“非中国”品质的强调等，都确立了后来讨论的框架，但王佐良有一个判断，似乎没有引起来多少关注，这个判断与穆旦的政治意识有关：“一开头，自然，人家把他看作左派，正同每一个有为的中国作家多少总是一个左派。但是他已经超越过这个阶段，而看出了所有口头式政治的庸俗。”在王佐良看来，作为一个作“左派”，穆旦最大的好处恰恰又超越了“左派”，因为他“并不依附任何政治意识”。
具有一定的政治意识与关怀，却超越（外在）于确定的集团、党派立场，这样的“左派”形象无疑吻合现代主义文艺的一般想象。换个角度看，这大概也意味着，此类作者的政治意识，读者可以从道德和美学的层面体认，但毕竟外在（超越）于真实的政治实践，其实不需特别严肃的对待。果真如此吗？我们或许可以追问：一个诗人无党无派的政治意识，只是某种“良知良心”的显现吗？它有无特定的展开前提？又与何种现实诉求相关？类似追问不胜其烦，但新的阅读契机包含其间，不仅涉及诗人的个体评价，更是关联对其代表的写作及文化方式之能性和限度的省察。在一九四七至一九四八年国共内战期间，穆旦恰好写出了一批政治意识相当饱满、甚至尖锐的作品，为上述追问提供了进行下去的可能。
一九四六年下半年，国民党单方面召开“国大”，大举进攻各地解放区，国共内战终于全面爆发。和平的愿望彻底落空，对此曾抱有期待的人士，以各种方式表达了痛切、激愤之情。穆旦作为诗人，同时作为一名报人（此时正在沈阳主持一份“惹祸”的报纸——《新报》），也在诗中做出了回应，自一九四七年春开始，连续写下《时感四首》、《荒村》、《饥饿的中国》、《甘地之死》、《诗四首》等作品，类似于一个连续展开的、动态的政治观察与评论，分别对应于国共和谈失败、内战全面爆发、恶性通货膨胀、“反饥饿、反内战”运动，以及战局逆转、历史走向明朗之后的时事观感。在一九四九年出国前自选的诗集中，这组“内战之作”被他饶有意味地命名为“苦果”。熟悉穆旦诗风的读者，阅读这一“苦果”系列，感觉会有所不同：他没有特别采用擅长的戏剧性手法，去开掘敏感个体与外部历史间的错综纠葛，对现实没有做更多“玄学”提升，一种强烈的时事性、甚至代言性出现在他笔端。

    多谢你们的谋士的机智，先生，
　　我们已为你们的号召感动又感动，
　　我们的心，意志，血汗都可以牺牲，
　　最后的获得原来是工具般的残忍。
    ……
    多谢你们飞来飞去在我们头顶，
　　在幕后高谈，折冲，策动；出来组织
　　用一挥手表示我们必须去死
　　而你们一丝不改：说这是历史和革命。

这两节引自一九四七年二月《时感四首》的第一首，书写了内战爆发后“我们”的社会感受，在特定的历史情境中，“谋士的机智”、“飞来飞去在我们头顶”、“在幕后高谈，折冲，策动”等词句，似乎都有非常具体的时事影射。一九四六年“政协”召开及国共和谈期间，国共双方的代表，马歇尔以及“第三方面”人士来往穿梭，的确十分密集地进行“高谈，折冲，策动”。参与其中的梁漱溟在回顾中，就曾详尽记录了谈判各方“飞来飞去”的信息，当这些信息集中在一处，本身就具有漫画的色彩：“四月三十日，马歇尔飞南京，蒋介石飞西安。五月三日，周恩来飞南京。五月八日，我们民盟也飞上海了。从此以后，和谈就在京沪一带进行。”这些东西南北、聚散分离的飞行，其实已暗示了各方立场的错杂分歧。将梁的回顾和《时感》对读，穆旦有何影射，不难猜想。
上面的诗节中，值得关注的，还有“我们”这个人称的使用，“我们”与“你们”的区分，构成了某种垂直性的紧张：“你们”作为领袖、政客、谋士，飞在天上，以各种堂皇的名义，驱策战争的走向；“我们”只能在地上仰望、挣扎，作为被驱策者，承担战争灾难性的后果。事实上，“我们”这个代言性人称，在穆旦此一阶段的诗中频频出现，而且“我们”与“你们”（“你”）、“他们”（“他”）的区分，也几乎成为一种原则，支配了穆旦四十年代中期以后的写作，如一九四五年抗战结束前的名作《旗》：“我们都在下面，你在高空飘扬”、“战争过后，而你是唯一的完整/我们化成灰，光荣由你留存”。作为历史正义或集体意志的化身，“旗”（“你”）飘扬在“我们”之上；“我们”仰望着“旗”，但只是下面的牺牲者，不能真正将“你”掌握。“旗”和“我们”既联系又分离，胜利的喜悦与历史的忧惧，暧昧交织于垂直的人称张力中。值得注意的是，在这样的人称结构中， “我们”似乎不简单等同于“人民”、“群众”等概念，隐隐约约，“我们”对应了一个承受战争后果，渴望和平与正义，又对历史走向保持忧惧的中间阶层
诗人邵燕祥，是穆旦的“粉丝”之一。据他回忆，《时感四首》“写的就是我们下边的人们，老百姓，都被上边的人在干杯、在觥筹交错之间就决定了我们的命运”，“太受它的影响了。当时我有很多诗受他的影响，这首诗（《失去譬喻的人们》）连思想都受它的影响”。作为当年的读者，邵燕祥也读出了 “上边”与“下边”的垂直区分，而且认为这种上下结构，更为根本地影响到了“思想”。这意味着，“我们”的人称设置，不只是穆旦诗中的形式因素，它本身就包含了社会历史认识的方法论意涵。顺着这一思路，再看《时感》第四首中的一节：

    我们希望我们能有一个希望，
　　然后再受辱，痛苦，挣扎，死亡，
　　因为在我们明亮的血里奔流着勇敢，
　　可是在勇敢的中心：茫然。

注意第一句“我们希望能有个希望”，这个句式有些缠绕，却带来一种特殊的滚动感：一方面，历史能为“我们”的“希望”推动，即便经历“受辱、痛苦、挣扎、死亡”，仍有不断敞开的可能；但另一方面，“希望”的中心又突然抽空为“茫然”，向前的滚动也一下子终止，内卷为一种封闭的循环。“内战”爆发之前，国共双方打打谈谈，或“以战逼和”，或“以和备战”，“和平”与“战争”的消息交替传来，造成一种普遍焦躁、茫然的社会心理。在这样的背景中，上述辩证展开又不断内卷的句法，同样可以理解为一种特定的认识方法。《时感》发表的当月，袁可嘉就在《大公报•星期文艺》上发表著名的《新诗现代化》一文，全篇引述了这第四首，认为“这首短诗所表达的最现实不过，有良心良知的今日中国人民的沉痛心情”。在希望与绝望的“交互环锁，层层渗透”中，作者“很有把握地把思想感觉糅合为一个诚挚的控诉”。
身为“新诗现代化”的理论吹鼓手，袁可嘉的评论不单指向了穆旦复杂的诗艺，同时指向诗中“最现实不过”的政治感受。这种沉痛感受基于“今日中国人民”的“良知良心”，袁可嘉也暗示，后者并非只是一种抽象态度，恰恰是由“交互环锁、层层渗透”这一强有力的句法糅合而成。借助这样的句法（方法），“内战”不仅作为时事，同时也作为一个紧迫的思想命题，在“层层渗透”中被“层层展开”地提了出来：战争的正义怎样体现？战争的后果又由谁来承担？内战是否是暴力的又一次循环？战争中的历史走向又会如何？要回应这一连串咄咄逼人的提问，仅从“新诗现代化”的层面，重申“现实、象征、玄学的综合”一类风格判定，肯定是远远不够的，有必要重构阅读的历史视野，回到内战时期特定思想、言论情境中。
四十年代，从国共政争到军事对决，在“两大”对峙的前提下，不断有“第三方面”，“第三道路”，“中间路线”，“多数人立场”、乃至“新第三方面”等提法出现。在“民盟”、“民社”等党派，以及通过报刊、媒体自由议政的知识群体之外，如“浩大无边的海洋”、占人口中大多数的中间阶层（中小资产阶级），就是一种潜在的、可观的政治势力。当时有相当多论者，宣称不代表任何党派，只站在“中间”或“多数”的立场说话，由此出发，也很容易得出两个政党、两个政府相争于上，而多数百姓受苦于下的政治判断。譬如，在梁漱溟看来，这样的困局源于中国社会的历史特殊性。由于中国社会的流动性很大，缺乏阶级、种族、宗教、地域之间的严格壁垒，散漫而和平，因而中国内部的分裂乃至革命，从来不是社会与社会之间的对抗，而只是“浮在上面的政府与政府的冲突”。政治分裂于上，社会却散漫统一于下，民国三十年来的政治也没脱离这种逻辑，“因缺乏武力的主体而陷于纷乱”。穆旦笔下的“我们”的人称结构，特别是“上边”与“下边”的垂直张力，与这种政府（政党）/社会的二元论理解，相距并不遥远。
然而，“我们”能否作为一个全称命题来使用，是一个可以辨析问题。那个“汪洋一片”的中间群体，即使处于两个或多个党派之下，仍包含相当复杂的层次，其现实感受和政治诉求并不一致。穆旦诗中表达的焦灼与烦恼，更多存在于城市知识分子，特别是小职员和公教人员身上（他自身所属的阶层），这个群体渴望生活安定，渴望社会进入秩序的轨道，内战持续导致的经济崩溃和通货膨胀，对他们的冲击也最大、也最为直接。穆旦能较为准确地把握这个阶层的“希望”与“绝望”，在盘曲往复的诗行中将其“时感”糅合成“控诉”，但其他社会群体的处境和诉求，穆旦并不一定有更多的把握。在他的诗中，一旦涉及更为底层的农民和劳动者，“他们”这个人称就会出现：与“我们”相比，“他们”是更为卑贱、无名的牺牲者，作为被历史“用完”之后的剩余物，“他们”被分别于“我们”之外，或以“荒村”的风景形式，朝向“原野和城市的来客”（一九四七年《荒村》）。与之相关的是，如果说“汪洋一片”的中间势力，并不是一个同质的存在，所谓“政府分裂于上、社会统一下”的认识框架，也可能是一种相对固化的看法，因为历史急遽的变动与革命实践的不断展开，已在政党与不同阶层之间创造了新的社会矛盾、新的社会关系。在复杂的变动中，所谓“我们”的代言立场、“上边”与“下边”的二元结构，即便出于“良知良心”，都已不再是自明性的，能否有效地揭示“今日中国人民”面对的现实，其实是颇值疑问的。
上下垂直的人称结构之外，为穆旦所特有的“交互环锁，层层渗透”的糅合句法，也可做类似扩展性的讨论。依照唐湜的说法，穆旦也许是中国诗人里最少绝对意识、最多辩证观念的一个。在他四十年代前期具有玄学意味的诗中，辩证展开的句法也具有一定方法论意味，因为它总是与对历史进程、时间进程中人之处境的思考相关：一切是运动的、不断展开的，个体行动不过是“犬牙交错的甬道”中的挣扎、受难，最终永恒自然能回收这一切；在牺牲之后的安宁中，历史正义偶尔也会显出真容。在内战时期的“苦果”系列中，对于人在历史中的位置、处境的关注，仍是他写作隐在的玄学背景，但“交互环锁、层层渗透”的句法，却使辩证的展开失却了运动的进程感，而一次次地“内卷化”，历史似乎堕入一种坏的、不能挣脱的循环之中。一九四八年八月的《诗四首》，是新中国成立前诗人最后的作品，穆旦仍然代“我们”发言，试图对于内战的过往与结局，进行总体的反思和评判：

    迎接新的世纪来临！
　　但世界还是只有一双遗传的手，
　　……
    在人类两手合抱的图案里
　　那永不移动的反复残杀，理想的
　　诞生的死亡，和双重人性：时间从两端流下来
　　带着今天的你：同样双绝，受伤，扭曲！

一九四八年下半年，内战的形势渐趋明朗，历史的“路”只剩下了一条：“迎接新世纪的来临！”穆旦似乎在表达一种新纪元意识。历史翻过沉重的一页，时间即将重新开始，这是抗战胜利之后不少诗人书写过的主题，穆旦显然是在反讽式地挪用：“新世纪”的到来非但不是历史的开始，反而是历史内部人性之恶的再次重现——“一双遗传的手”暗中支配。“新的世纪”背后的集体意志，他没有漠视（“他们太需要信仰，人世的不平/突然一次把他们的意志锁紧”），但集体意志的实施，并没有打破历史内在的封闭，而只是“目前，为了坏的，向更坏争斗，/暴力，它正在兑现小小的成功”。
在穆旦以往的作品中，“战争”、“暴力”的形象并不是单一的，虽然“和平又必须杀戮”，是上帝“计划里有毒害的一环”（《出发》一九四二年），但当民族的立场以及敌我关系十分清晰，“武力”有其确定的使用主体，暴力在穆旦那里有时也会获得必要的合理性。然而，过去两年的“内战”的书写，在一定程度上，却失去了内与外、敌与我之间形成的辩证、开放意识，“暴力”完全脱离了“主体”意图，脱离“计划”，成为历史循环的最终支配者：

    幻想，灯光，效果，都已集中，
　　“必然”已经登场，让我们听它的剧情——
　　呵人性不变的表格，虽然填上新名字，
　　行动的还占有行动，权力驻进迫害和不容忍，

无疑，上面的诗句仍充满了修辞的强度，也将革命与暴力的关系问题“糅合成了一个控诉”，穆旦特有的开放性敏感却似乎丧失了。对“新的世纪”的展望，甩脱了“希望”与“绝望”之间“交互环锁”的辩证性，变成对未来“极权”单调、甚至有点刺耳的抗辩。
事实上，在“两个中国之命运”决战时刻，如何判断历史的走向，使用何种思想资源去回应时代人心的巨变，是各方人士都需要面对的问题。穆旦表达的焦灼感、历史循环感，在他所属的“圈子”里，在有“良心良知”的知识分子中并不鲜见，如“革命必循环不已，流血也必循环不已”（萧乾《自由主义者的信念》），如历史“近乎周期性的悲剧夙命”（沈从文《一个传奇的本事》）。这些基于直观的时代意识，在不同程度上，都触及到某种缠绕在中国内部的历史困局。简言之，在民国政治的展开中，无论有怎样良好的政治构想，武力似乎是任何协商、设计的出发点与最终依据。以武力完成的统一，由于缺乏充分的合法性以及与社会的紧密关联（即“武力的无主体”的状态），也会很快陷入内部的纷争之中。借用黄炎培的说法，以“武力”为始终的政治逻辑，是否同样构成了一种难以挣脱的“周期率”？而国共内战是否又是这一“周期率”的再度显现——“为了坏的，向更坏的斗争”？抑或开辟了另一种可能，即用一场“好”的战争去结束“坏”的战争，彻底打破“周期率”，终结暴力的蔓延？除了和平的呼吁或立场的抉择，相关人士也试图在历史和理论的层面去回应这一困局。历史学家杨人楩在一九四八年就在《观察》杂志上连续发表文章，将“内战”作为一个命题进行讨论。与一般的反战论者不同，杨人楩在一定程度上认可所谓“内战本质论”的看法，即“内战”可能是一场“好”的战争，是一次必须彻底完成的革命；他所忧虑的是内战的“长期化”，长期化难免会使革命及新生政权异化，造成武人专政的局面。这似乎仍是出于对历史“周期率”的习惯性忧惧。
在某种更长历史脉络中去理解“内战”的性质、走向，这大概是内战时期一种常见的思想方式，穆旦的写作并非因只是一个诗人表述，就外在于这种方式。问题是，基于历史纵深的考察，恰恰有可能受制于历史的纵深，封闭思考的进一步展开。胡绳在回应一九四八年初《大公报》的自由主义社论时，就指出了这一点：“难道‘历史的变动’（封建专制时代的王朝易代）就是现代意义的革命么？”将“革命”纳入到“历史的变动”中去认识，在胡绳看来，这种说法具有混淆的作用。他进一步阐述了“革命”和“改造”的关系，提醒“每天发生着的新的事实正在教育着人们改变着人们的旧的思想习惯”，这包括扫除旧的国家机构，实行耕者有其田的政策，做到政治民主与经济平等，把党的工作和每一个党员摆在人民大众的监督之下。当然，这只是“新的世纪”的蓝图，不一定完全等同于历史实际的展开，但至少说明，“新的世纪”的到来，并非只是一份人性的“表格”填上新的名字，历史的“必然”也并非一种客观的铁律，而是来自创造性的政治与文化实践，涉及社会生活的各个领域，乃至世道人心以及思想方法的转换。
在四十年代末“天地玄黄”的时刻，大小自由知识分子的进退与选择，自然是一个相当老套的话题。但是否抉择，怎样抉择，只是问题的一方面，另一方面，“天地玄黄”的时刻也是一个开放的时刻，能否主动站在变动的历史内部，而非挪用固化的感受方式、认识方式，去把握变动的契机，形成多层次的视野，其实检验着自由思想的历史可能性。一九四七年十月，穆旦写下了另一首名作《我歌颂肉体》，这首看似“非政治”的自然主义诗歌，包含了强烈的政治抗辩性：“我歌颂肉体：因为它是岩石/在我们的不肯定中肯定的岛屿”，“那压制着它的是它的敌人：思想”。为了抗拒外在思想、语言、历史的压制，“肉体”作为一个直观的领域，被当作一块最后立足的“岩石”，远离一切，在丰富的黑暗中独在。这块最后的“岩石”，与“良心良知”一样，或许正是历史大变动中穆旦们所执着的立场。上世纪八十年代以后，穆旦的写作不断被经“特权化”，不仅与其强劲的现代主义诗风有关，同时也包含了对最后“岩石”之上独立、自主立场的激赏。而这块“岩石”之上，诗人遭遇到的困境，或许更值得耐心梳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