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梅花逊雪三分白，雪却输梅一段香”，2015年初，当我一再通读浙江作家近期作品，脑海里不自禁浮现出宋代诗人卢梅坡的这一联名句。在过去的半年里，文学浙军坚持以人民为创作中心，成绩斐然，数百篇优秀新作在我的案头堆积如山，有的早已引起了评论的热潮，有的得到了影视人的青睐，社会效益和经济效益相统一。浙江作家们运笔如风，各擅胜场。
　　出入古今，拷问人性
　　赵柏田《买办的女儿》(《十月·长篇小说》2014年第4期)取材于真实的历史事件，以人类历史上死伤最惨烈的一场内战为背景，既有编年史家的严谨又有灵动的想象——上海的钱庄伙计陈小羊爱上了买办之女樟梅，买办却把女儿嫁给了洋人，陈一怒之下去苏州投了太平军，并给心上人发出了七封长信……血与火、情与欲、承诺与背叛，交织成现代性降临前夜的种种曲折和波澜。最后，胜败双方都陷入了反思：刚刚发生的是革命还是噩梦？作家在扎实推进的叙事中拷问人性、关怀救赎，发人深省。而周建新的中篇《昨日豪绅》(《中华文学选刊》2014年第12期)则以曲折的故事写出了坚硬与柔软、爱与恨的对比与转换。
　　何丽萍的长篇小说《在云城》(《江南》2014年第5期)在诗意的题目里包裹着以卢家几代人命运刻就的乱世惊梦般的警示印记。在1949年至改革开放前夕的时间跨度里，卢氏世家徒留残影，少爷、太太们在一次次的荣辱转换、生死跨步与信仰起伏的关键时刻，尽力完成对自己的拯救，让生命葆有尊严。作家强调，她试图展示的是小城艰难的历史进程和百姓的无序生存状态，以及父辈那一代人突兀怪异的命运，还有个人与社会、理想与现实之间的种种冲突。作品针脚绵密，有一种旧时月色般的静谧熨帖。无暇通读长篇的读者假如品咂一下董菊米等主人公的名字，也可咀嚼出些许深长的滋味。而嵇亦工的长篇小说《狂犬病》(《江南》2014年第6期)则再现了从“文革”中走过来的和作家同龄的那代人的友情、爱情和多舛命运：陆小兵、耿宁等经历了复课闹革命、插队干革命、返城大运动、攻文凭、洋插队，以及改革开放后的经济大潮，他们或主动或被动地成了这段历史的样本。如果说何丽萍是在对父辈的回望中摹写历史的肌理，那么嵇亦工则以平实简约的笔墨和生动细微的画面实现了深刻的内省，揭示出那一代人心灵深处残留的“文革”毒素，体现了他作为军人的谨严和犀利，字里行间亦不乏作为诗人的灵光闪耀。
　　而浙江评论家的目光也常停驻在历史题材上，如洪治纲以《传统文化人格的凭吊与重塑》(《文学评论》2014年第6期)为题评论刘醒龙的长篇《蟠虺》，指出作家“将浓郁的历史意识和强烈的现实关怀融为一体，展示了远古青铜重器中所蕴含的传统文化人格”。而高玉则认为阿来的长篇《瞻对：终于融化的铁疙瘩——一个两百年的康巴传奇》是一个历史学体式的文学文本。
　　老作家张廷竹的中篇《后代》(《十月》2014年第4期)老辣圆融。主人公潮儿是旧时代的老爷与佣人所生，在嫡母的冷眼中长大，又被姐妹剥夺了应继承的财产，然后前妻在离婚时拿走了他所有的资产，不得不以开快递公司谋生。李旺高是潮儿的打工仔，乃其母为了延续香火跟丈夫的堂兄“借种”而生，从未得到父爱。围绕这一对同样善良执拗的老板和雇员，引出潮儿的小妹及其前夫和女儿、按摩女黑牡丹等人物的命运纠葛，充满市井气息，或卑微可怜，或卑劣可恨，无不栩栩如生。作品的时间跨度很大，作家举重若轻，以中篇的篇幅承载了长篇的内容，故事脉络清晰，人物立体生动，从旧时代大户人家的生活剪影，到“文革”动乱的残酷、经济大潮中人情的冷漠，还有弱势人群的艰辛酸苦，无不榫卯相扣，呼之欲出。
　　精巧构思，关怀底层
　　温州小说家王手的短篇《汽车上》(《作家》2014年第7期)以“我”在长途车上偶遇老文艺工作者林老师开篇，借林之口回忆林在雅阳支教的青春片段——短短半年，永难忘却的是“穿了一条蓝白花纹的百褶裙，一件在雅阳乃至B县都很少看到的的确良衬衫”的女孩，和他们之间若有若无有始无终的爱情。然后，“我”展开想象补充故事的下半部分。男女主人公终于久别重逢，发现“除了空气和天色还是旧的，这里真的是面目全非了……”小说的前后两部分一实一虚，似实而虚，似虚而实，勾连巧妙，意蕴丰厚，回味深长，已入选《2014中国短篇小说年选》。哲贵的《酒桌上》与《汽车上》异曲同工，以一场宴请折射人生百态——“信河街的风俗，托人办事后要宴谢。这个宴谢很有讲究，酒店要五星级。包厢号要带8或6。白酒要茅台或五粮液，红酒要原装进口。最主要的是陪酒的人要有质量，又不能抢主宾风头。”“我”目睹了信河街一个城中村的村委会主任孙一克及陪客们在酒桌上的种种丑态，包括他和服务员的冲突。服务员出场很少，但最后对孙的掌掴既出人意料又似在情理之中。而最妙的，窃以为是随之而来的波俏结尾——孙主任“对大家招招手，好像什么事也没发生过，脸上堆满笑容，说：‘喝酒喝酒，大家继续’。”两个短篇的标题和结构技艺属英雄所见，均在一个狭小的时空里展开广阔的叙写，纳须弥于芥子，摹一斑而见全豹。哲贵的另一短篇《契约》(《上海文学》2014年第10期)则在貌似“援交”故事的结穴处，欧·亨利式地收煞全篇，余味悠然。汤汤的《桃子红》(《儿童文学·经典》2014年第9期)让35岁就去世的祖母现身，给孙女以温情的慰藉：“弦儿的奶奶常常烙饼，叶子的奶奶像母鸡，阿铃的奶奶会做花裙子，小麦的奶奶爱变戏法，土豆呢，她每年都能吃到奶奶种的桃子。”
　　巴克的中篇《无处可逃》(《山花》2014年第11期)由三个短篇《逃亡》《同情》《疼痛的心》组成，既独立又关联，核心事件是某街道办主任被查，且因事先得到风声而逃亡。三篇中的人物互相穿插，一篇中的次要人物成为另一篇的主角。关注底层的还有吴伟剑，其中篇《白天的猫头鹰》(《北京文学·中篇小说月报》)以村妇史林华杀死情夫为主线，描写连续两个上门女婿都留不住的主人公喑哑无望的生存状态，和第二任丈夫突然归来给予她的慰藉，以及在守住这份迟到幸福的强烈欲求中萌生的杀机，读来令人唏嘘。
　　散文作家苏沧桑的笔致向以柔中带刚长于哲思著称，其《她用目光抚摸老梨树像抚摸自己》(《散文选刊》下半月2014年第7期)以平实而诗意的纪实笔法刻画了一个普通而伟大的女性——她一个人靠勾头花、织袜子艰辛地赡养婆母、养母和续娘(丈夫前妻的母亲)三位老人，读之令人潸然。而诗人钱利娜的纪实文学《孤独的孩子》(《中国作家》)2014年第8期)以真实生动的细节、流畅纯粹的语言表现智障儿童陆明亮的生活，挖掘特殊教育老师和家长、孩子的人性之美。自称“草根华侨”的阿航在中篇《脸谱面具》(《上海文学》2014年第9期)里将故乡青田称作鹤城，拿自己在非洲和南美洲的苏里南生活时获得的素材加工成这一副当代华侨打拼闯天下的“脸谱”，不失添油加醋后的艺术真实。还有，雷默的短篇《鸡蛋》(《作家》2014年第11期)为“只有时间是富裕的”主人公肖生设置了一个非常极端的处境：父亲病危临终，妻子怀胎临产。为满足妻子吃蛋的愿望，他出门找蛋，从强借高利贷开始，游走于裁缝铺、冥衣铺等，最后被警车带走。他的绝望，恰似一摊碎鸡蛋。
　　东君在短篇《在一条河流般孤寂的大街上》(《山花》2014年第9期)里也将主人公安置在繁华的老街上。围绕着神秘的电器行老板，黑社会头子西门阿大和牙医、电工等依次登场，老板那枚铜币到底意味着什么？作品故意不交代清楚，营造出似有若无、似明若暗的艺术效果。东君认为，小说“可以在原本要说的地方不‘说’……说得太多了，故事讲周全了，恰恰丢失了一些至为重要的东西。”(《小说是什么》，《作家》2014年第10期)无独有偶，杜法在其中篇《寻找小丹》(《钟山》2014年第5期)里，也故意为小丹设置了女教师和金鱼两个身份，主人公曾老四服法后捐献了眼角膜，得到角膜的女人到底是不是小丹，作家含糊其辞，留给读者幽深广阔的延伸阅读空间。还有，为孩子写作多年的冰波在其《九叶草》(《儿童文学·选粹》2014年第7期)里编织了一个野公牛和机械母牛的故事，构思奇异，手段高妙——这是作家十多年前的旧作，但现在读来毫无违和感。
　　写心写情，深入“故乡”
　　小说家钟求是认为“一部作品的写作，其实就是写作者以孤单之身踏上回故乡之路……对一个作家而言，所有远去的日子都是故乡，往这故乡深处走进去，就能找到熟悉的气味、熟悉的情感和熟悉的朋友。”其新作《我的对手》(《收获》2014年第6期)的主人公“我”先是特工后为作家，暗合了作家本人的经历。“我”难耐枯寂，伪造情报而立功受奖，不久被逐出情报部门。又因为寂寞，他再次伪造情报，让自己卷入神秘谍战。钟求是相信自己精心搭建的文学之梯可以引导孤独的读者通向往日，重新获得内心的安宁，而这也应是其谍战小说从一开始就不以离奇的情节取胜而重在写心写情的深层原因。
　　畀愚的《新记》(《小说月报》2014年第12期)讲述了一段日本侵华前的上海滩传奇，风格绝似其《邮递员》，枝桠繁茂而脉络清晰，故事惊心动魄，荣获2014年度“人民文学奖”。畀愚强调：“构思瑞香这个人物之初，她的结局就已经注定。她会在最后说，我的一生都在找寻我的故乡。”在张忌的短篇《素人》(《收获》2014年第4期，《新华文摘》转载)里，公务员赵一新选择了跟苏老师学习古琴，成为淡泊名利的素人。而在王安林的短篇《小畜生》(《山花》2014年第7期)里，代替古琴的，是一只猫——这只猫，到了韦陇笔下，叫作《永恒的位置》(《青年文学》2014年第9期)。
　　金岳清的《远距离欣赏》(《人民文学》2014年第9期)和詹政伟的《路径》(《江南》2014年第4期)都选择了目前日常生活中极其常见的题材，前者是出轨，后者是失独。有钱的男人遇到漂亮女人，出轨似乎并不奇怪。篇名《远距离欣赏》泄漏了作家的心态密码——世俗社会中的普通男人理智地不希望有小三在身边，远远地欣赏就足够了。在小说绵密细致的叙写中，读者可以听到作家对凡俗现实的敏锐感知，以及无奈的叹息。而《路径》里因突发事件失去独子的陈家夫妇，惟一的希望是儿子女友清丽腹中的胎儿，于是，求她不要流产成为头等大事。这个孩子，生还是不生？清丽的难题，其实也是作家、读者和全社会共同的难题。
　　当然，作为女性读者，我始终认为，从古至今，论写心写情之细腻婉约、烛照幽微，尤其是刻画女性内心，往往是女作家更擅胜场。在方格子的笔下，当代人在外部世界的压迫下倍感无力，主人公冬青没有能够等到她满心盼望的男人所许诺的那摇滚之后舒缓的二胡乐声。小说的时间跨度较长，淋漓尽致地体现了生命之重(《谁在那里自言自语》，《小说月报》2014年第10期)。舟卉的中篇《枕边人》(《钟山》2014年第5期)以正、侧两条线索分别描述一对闺蜜沈艾和陈嘉凡的情感心路，细节丰富，情节抓人，显然具备影视改编的良好底子，亦隐现了作者的编剧身份。
　　帕蒂古丽近来创作呈井喷之势，其《被语言争夺的舌头》(《人民文学》2014年第7期)荣获2014年“人民文学奖”，其魅力在于“通过个体民族语言记忆记录一个时代的文化选择”，呈现出“语言选择与文化精神传承间隐秘而悠远的勾连，在飞逝的时光中体认语言是灵魂的阐释者，从而赋予文字宏阔的文化意蕴”(授奖辞)。当我随意问起古丽的旅迹，她的答案如此简明，“我所有的假期都用来回新疆了”，透出她背后那决不简明的精神文化密码。《散文选刊》去年7月刊发的《帕蒂古丽散文特辑》均是其代表作，如《词语带我们回到喀什噶尔》《诵经声里的外婆》。
　　干亚群也喜欢从自己的过往截取素材，以清新雅淡的文字组成江南农村生活的水墨长卷，带有陶渊明的情味，可亲可喜。其《我们的世界在它的眼睛里》(《散文选刊》2014年第7期)生动描述农人与耕牛的亲厚，视角虽旧，但动人心怀。《梯子的眼睛》(《散文》2014年第9期)则借一架楝树做的梯子描摹村庄里淳朴的邻里关系，感怀母亲的朴实善良和淳厚。“眼睛”这一词在亚群的笔底化为活脱脱的清纯少女，带着江南水乡的粼粼波纹，清而静，轻而柔，慧而黠，又分明装载着沉甸甸的怀旧和挥之不去的乡愁，可咀嚼，可怀思。与之异曲同工的是叶丽隽的诗歌《果园》(《十月》2014年第5期)，都是适合推荐给中学生的佳作。同样受到孩子们青睐的还有发表在《儿童文学》上的赵海虹的《爸爸的眼睛》、毛芦芦的《捉“鹅”》、常立的《到你肚子里躲一躲》、慈琪的《给我起名的陌生人》和《叔叔的影子》、孙昱的《暮色中的小矮人》等等。
　　叙人叙史，苍润平实
　　文史随笔是新时期以来颇受关注的文体之一，浙江作家中颇有几位此中高手，如赵柏田的《南方庭院》(《江南》2014年第4期)以私家园林为中心，还原了计成等筑园大师和祁彪佳等园林主人的人生片段，灵动而不失严谨，是散文形散而神不散的最好注脚。其中，最令我动容的是祁彪佳的妻子商景兰，这位明清之际最有代表性的女诗人在丈夫从容自沉殉国后毅然扛起家国重担，“她在《悼亡》诗中如此这般自坦心迹：‘公自成千古，吾犹恋一生。君臣原大节，儿女亦人情’”，其人生再无涓滴欢乐可言，而祁家的寓园不仅承载着以她为首的女性文学社团的活跃，更承载着国破家亡的刻骨之痛。而商景兰这样创作秀雅朴茂、品格端雅坚韧的女性文学前辈兆示着浙江女性文学的日益繁盛。赵柏田还有一篇《九烟》(《中华文学选刊》2014年第10期)，亦是传记，好玩好看，发人深省，其主人公是黄周星，一个我们在明清史料里经常会看到的名字。还有，施立松的《永恒之女性》(《散文》2014年第9期)选择近代传奇女性吕碧城作为速写对象，激赏中带着悲悯；《时代的寻梦人》(《散文》2014年第7期)的主人公则是上世纪二三十年代中国思想文化界的风云人物张竞生。而笔者最喜欢的则是黄亚洲笔下那位《台北，大隐隐于市的余光中先生》(《美文》上半月2014年第9期)——余先生没有在居所的二层楼之间安装内部楼梯，因为“我们这个年纪了，总是要走的，房子可以分着留给后代，她们是不愿意上下打通的”。
　　另一类大散文是家族记忆式的，临摹先辈形象，追忆家族历史，同样厚重而不乏历史的沧桑感。如金学种的《族长》(《钟山》2014年第4期)、蔡恭的《一个名门望族的兴衰》(《江南》2014年第4期)和朱文豪的《往事如浪扑心头》。袁明华的《我们曾经新浪微博》(《江南》2014年第4期)则是以微博的形式记录游踪，形式新颖。还有，特别值得强调的是马叙《溯江而上，顺流而下》(《江南》2014年第5期)，为钱塘江作传，细节丰富鲜活，文字动感质朴，全景式地呈现了这条浙江母亲河的斑斓诗意与人文历史，大气厚重而不乏诗意，恰可与张巧慧的诗歌《与大江书》(《诗刊》上半月2014年第12期)、陆原的散文《一洗心尘》(《青年文学》2014年第12期)相参看。
　　与大散文形成鲜明对比的是精巧的短诗。荣荣的《小馄饨》(《花城》2014年第5期)以江南最常见的小点心为题，平实中蕴含着直击人心的巨大力量，很江南，很写实，生活的烟火气之后，是诗人敏锐睿智的哲思，笔者几乎过目可诵：
　　“不烂锅里也会烂胃里。”
　　一份普通的早餐 一个不抱怨的男人

　　他完全醒了 而门外的世界
　　醒得更早 有几句争吵似乎想挤进来
　　我想，这个人，也许就是张敏华笔下那位78岁的老父亲：“他悄悄告诉我/他三本存折的密码——/都是我的生日”(《生日，和父亲一起洗澡》，《星星》2014年第10期)。或者是郁颜诗中那位“想用纸写一封信，用饭粒封口”(《寄远》，《诗刊》下半月2014年第8期)的主人公，抑或是芦苇岸的《晚景》(《人民文学》2014年第12期)中那位“挎着篮子的村妇”，“她的篮子里/早上装着数颗鸡蛋，几把香椿、野葱/现在空篮子装着落霞/装着傍晚的小风/也装着她的如释重负”。而王自亮的《钟表馆》(《诗刊》2014年第9期)里，“许多钟表在沉睡”。
　　总之，2014年下半年，浙江作家创作势头强健，特色鲜明。小说、散文仍占主体，儿童文学收获颇丰，诗歌、评论的数量质量也在不断提高，老中青三代作家手挽手一起迈进全新的201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