那个晚上，华灯初上，顶着哭花的脸，我走在街上，不管是不是有人在看、在议论，我始终无法释怀那种深入骨髓的疼，心里像压着石块，沉沉地无法喘息。我索性站立在商场的橱窗前，背对着熙攘的人流和车流，心里想着那个几近呆滞瘦若丝骨的老人，让泪水尽情地流。眼泪真的能包含一切情感吗？一个下午，我坐在这个抱起来绵软似一团云朵的老人身边，尽量忘记自己踏寻而来的目的，没有从包中取出笔、本子和相机。如果此刻我还记录，还拿着相机对着她沧桑的脸和浑浊的眼泪拍照，我都不能原谅自己的麻木和冷血。那一刻，我所有的想法就是能为这个在小小蜗居里的老人做点什么？事后证明，我的想法多么单纯幼稚：这个瘫软在床、名叫何元秀的老人让我明白，什么是血火磨砺的刀锋战士，什么样的人心中有青山溪水和炽爱。她让我看见一生从未见过的最深痛的苦难、最厚重的包容、最坚韧的守望、最安详的沉静、最简洁的幸福。
　　此前的好些日子，在这个黄河穿城而过的城市里，有目标却又找不到目的地的我，突然感觉到这座城市不老也不年轻，虽然生活多年却还是有这么多陌生的大街小巷和市井景象。我的心在寻找的过程中不断地被洗涤被锻造。那是采访一位住在临夏山村的西路军老战士，因为寻找了好长时间终于有了消息，我在激动中匆匆成行，没有任何准备，钻进那个几乎没有什么家具的矮屋时，我突然发现自己犯了一个错误：应该给老人带些必需的生活用品。老人的手很黑很瘦很粗糙，她颤颤悠悠地从一个木头架子上取出一个漆皮剥落、看不出颜色、爬满苍蝇的搪瓷碗，结结实实抓了一把东西塞给我说，“吃吧，姑娘。这是今早才煮的新鲜黄豆。”这就是她招待客人的最好食物。走时，我将口袋里的一点钱塞给她，她却慌张又有些羞涩地说，“这怎么能行？我也做不了饭给你吃，不行不行！”我说这就是买一点面和油的钱，老人才眼泪汪汪地拿上了。那一天，我含着眼泪吃了那一把黄豆，心中充满愧疚与歉意。此后采访，我都提前做好充足准备。每次，老人都是由衷地感动，说谢谢组织还记得我这个老战士。可以感觉到，老战士的身份和称谓在她们心中沉甸甸的分量，组织在她们心中依然那么神圣崇高。我知道自己代表不了组织，但那一刻我们彼此的心中都有一份满足和荣耀。我更加清楚，这种所谓的帮助，其实是给自己心灵的一种慰藉。
　　《向东找太阳》一书从开始采访到出版，用了5年时间。那时我还在杂志社工作，只能利用休假和所有可以利用的时间，搭乘各种交通工具，甚至拖拉机，先后到甘肃、青海、宁夏、陕西、北京等地采访了西路军健在老战士及部分后代和研究人员。老战士们大多生活在农村，好不容易打探到有些人的住处，刚赶去，老人却在我到达之前离世了；有些老人在我采访不久后撒手人寰。两年多来的每一次采访对我都是一次心灵震动和涤荡，在我无法触目的战火硝烟中，悲壮和惨烈的命运交响曲，渴望归队和失望被拒的灵魂独语，历经苦难和执著追求的生命之旅，让我的身心都经受了一种难言的拷问。其后的写作又用了一年多时间，在写了六七万字的时候，我的包和电脑在采访途中一同被小偷盗走。我的灰心和失望可想而知。每每此刻我眼前晃动和脑海中闪现的都是他们的面容，以及他们常说的那句话：“活着就是胜利”。是的，我不能放下，也舍不得放下。
　　写作此书，不是创作而是写作——因为没有创造和虚构，只是努力记叙这一支曾经被俘被辱、流落民间的队伍中，这些女兵个体的人生与命运。其实，我是在为自己的灵魂写作，为自己找寻理想中火热与鲜红的印记。这些红军女战士失去了很多作为女人最重要的东西，比如幸福的婚姻，比如生育能力，比如正常女人的生活状态等，但她们在屈辱、苦难、绝望中坚守、追寻，自始至终没有丢失对党的坚定信念、挚诚热爱和无限忠诚。虽然她们身处黑暗，但她们以人性最坚硬的韧度、厚度和宽度，向往光明、追求光明、感恩光明，因为她们的梦想从未泯灭，她们身上凝聚着一个民族最坚韧的品质。她们的这种坚守不仅激励我的写作，也改变着我对人生的态度。作为一名军旅作家，特别是同为女性军人，也曾随部队参加过赴滇轮战的我，试着读懂她们的内心世界，走进她们的精神殿堂。传颂她们，是我们这个时代和社会的需要；用爱国主义情怀去影响和争取更多的读者，让主旋律在现今这个社会成为大众旋律，是作家应该承担的责任。有幸的是，我成为这场薪火相传不绝如缕的一个传递者和受益者。曾记得这样一段影响我的文字：如果我们总是以我们是少数几个有着延续文明史的国家而骄傲，那我们就不能“选择”和“裁剪”历史，更不能割断历史。否则，我们就永远不会有真正的“国史”，因而也不可能有真正现代化的“爱国主义”，中国需要的是一个基于公民身份的爱国主义(换言之就是一个公民对国家和人民的忠诚热爱)。英雄的意义就是会使一个坚韧的民族重燃斗志并迸发出强大的力量。
　　寻找她们，灿烂我生命的航程。
　　讲述她们，辽阔我看世间的胸襟。
　　她们，是我的祖母我的母亲我的姐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