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坤初登文坛之时，正值先锋文学退潮、历史讲述崩盘的关口。对于很多人以及文学来说，那是一个很困难的时刻。然而就这一点来说，徐坤又是幸运的——她的文学酝酿与成绩，既得益于此前阶段的各种文学、文化和社会风潮的洗礼，又是对一个即将悄然降临的文学时代的微妙回应。在这个意义上说，徐坤的写作具有相当明显的文学史的症候性，进而，徐坤是一个承前启后的写作者。迄今二十多年的时间里，徐坤一直都是这个时代非常重要的作家。 

这种重要性，在很多时候都被忽视了，或者说被某种可以理解的讨论方法遮蔽了。就徐坤承接了先锋文学的退潮、并在自己的写作中显现出某种程度的先锋文学的解构性而言，人们通常都乐于将徐坤视为“后先锋”的代表之一。同时。由于徐坤的文学调性与语言风格充满了机智、反讽与畅快、彻底，人们又往往以“女王朔”来定义她。这方面，王蒙于1995年对徐坤的描述最为著名：“虽为女流，堪称大‘侃’；虽然年轻，实为老辣；虽为学人，直把学问玩弄于股掌之上；虽为新秀，写起来满不论(读音同‘吝’)，抡起来云山雾罩天昏地暗，如入无人之境”。王蒙先生的这段话，社会影响巨大，几成经典之论。事实上，徐坤也确实具有上述风格，她的《先锋》《鸟粪》《热狗》《白话》等作品，迅速赢得了人们的喜爱与接受，令人记忆深刻。 

但是，细究起来，仅仅以风格等因素讨论徐坤的写作，将其视为王朔的接班人，或者过度着眼于某种解构性而定义她为“后先锋”，都有顾此失彼之虞。徐坤是一个难以归类的作家，尽管她似乎从每一个潮流里获益，但她从来不属于那些潮流。她忠实于自己的观察、感受与认知，在每一次“抡起来云山雾罩天昏地暗，如入无人之境”时，她都小心翼翼地处理着那些表面相似实则别有机杼的经验，进而形成了自己鲜明的文学个性。譬如，王朔与徐坤的小说，都涉及和处理过知识分子题材，都在写作中保持了批判、反讽以及程度不同的消极评价，然而，在王朔那里，知识分子基本不具备社会层面的分析功能，也没有人物的性格感，王朔所能做的，就是站在知识分子这个群体外边，宣泄着一种猛烈而直率的道德方面脸谱化的描写，较多停留在表面。而徐坤，不仅在《先锋》《热狗》等作品中呈现了“五四”以来知识分子启蒙现代性的高蹈与文艺化，更是在她的著名小说《白话》中，对新的社会历史条件下启蒙知识分子的功能，给予了深切的“理解的同情”。徐坤的知识分子题材小说，重在知识分子内部做文章，对这个阶层的道德情感、心理状态以及现实的生存状况，都做出了恰当而精确的描摹。应该说，在徐坤之前，中国当代文学对于知识分子的书写从未达到相应的高度，这是徐坤对当代文学一个了不起的贡献。王朔显然没心情也没能力这样处理知识分子题材，当然，王朔志亦不在此。时至今日，坊间这类书似乎多了起来，以大学教授为题材的小说已经呈现出畅销书的倾向，但此类写作更多流于丑化谩骂，基本上无严肃性可言。到目前为止，也只有阎真的《沧浪之水》与格非的《春尽江南》等几部作品保持着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应有的高度。 

徐坤是一个时代感极端鲜明且对生活严肃负责的写作者。每一个历史拐点，她都试图从中窥见社会与人性变迁的诸种奥秘。从《厨房》到《狗日的足球》，从《春天的二十二个夜晚》到《爱你两周半》，从各类随笔到各种宽泛题材的小说，我们都能看到，徐坤正在努力拓宽自己观察生活的领域。从早期知识分子题材小说，到后来更加复杂的感觉维度，徐坤带着从上个世纪八九十年代形成的文学想象一路走过来，她的写作呈现出一种艰难的开放性和未完成性。她的这种“自讨苦吃”的文学之旅，表明她有了更加宽广和更加沉实的文学思考。长篇小说《八月狂想曲》就是这种不懈努力的丰硕成果。 

也许，很少有人注意到徐坤的知识素养与她的文学写作的内在关联。作为当下中国文坛惟一一个受过正规完整学术训练的女性博士作家，她的文学生涯恰如她的一部引用率甚高的学术专著题目所示：《双调夜行船》。徐坤在女性与知识分子之间，在学术研究与文学创作之间，在文人的优雅与生活的真实之间，乘着文字之舟愉快而自由地穿行着。 

一个诗性、率真、有学问而无学究味道，充满灵气又接地气的写作者徐坤，值得我们期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