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中国诗歌一方面是“繁荣”而喧嚣的诗歌现场，另一方面却是诗歌刊物的销量不断走低，大众对诗歌的“圈子化”、“精英化”、“小众化”、“自我窄化”的诸多不满，“诗歌正在离我们远去”的质疑之声犹在耳边。
　　无论诗歌被业内认为多么繁荣和具有重要性，总会有人对诗歌予以批评和无端指责，这就是诗人的“原罪”。诗歌噱头、娱乐事件、“不良”诗歌的新闻炒作都使得诗歌在公众那里缺乏足够的自信和公信力。从“诗人的诗”及其场域来看，我们现在一方面是“繁荣”而喧嚣的诗歌现场——诗刊、诗集、诗选、诗歌朗诵会、大型诗歌节、跨界诗歌的公益活动以及采风、研讨、颁奖等形形色色活动的频繁举办，另一方面却是诗歌刊物的销量不断走低，大众对诗歌的“圈子化”、“精英化”、“小众化”、“自我窄化”的诸多不满，“诗歌正在离我们远去”的质疑之声犹在耳边。



　　自媒体语境下诗歌的新生态


　　移动平台自媒体的出现对诗歌生态产生了不可忽视的影响。尤其是“为你读诗”“读首诗再睡觉”“诗歌是一束光”等数百个诗歌微信平台的出现，对诗歌的大众化、“流行化”以及审美的多元化所起到的作用不容小觑，由此出现的诗歌传播、阅读和评价的新变化已引起关注。微信平台的诗歌更适合高速的城市生活和读屏式的阅读习惯。人们最直观的感受是，诗歌好像正在从圈子里的创作和阅读走进普通人的生活，诗歌开始“流行”起来了。“诗人的诗”借助不断攀升的粉丝数和订阅数，似乎正在变为“大众的诗”。年末，《人民日报》专门谈论新媒体语境下“诗人的诗”和“大众的诗”的交互性对话和转换关系。较之精英化、学院化、小众化、知识化和圈子性的“诗人的诗”，自媒体平台上的“大众的诗”确实更容易为普通读者所接受。以个人微信号为主体的诗歌传播显然与一般意义上的新媒体和大众传媒不同，而是更强调个人性和自由度。微信平台上流传最广的往往是朗诵诗、爱情诗和浪漫主义色彩鲜明、抒情性强的诗歌。尤其是那些抒写亲情、友情、爱情、乡情的诗歌更容易迅速传播。与新的传播方式相应，是诗歌与影视、戏剧、舞蹈、音乐、绘画等艺术领域的跨界传播。由此，出现了诗歌的剧场化、音乐化、广场化、公共化的新现象。此外还有诗歌专题纪录片和诗歌微电影。
　　一定程度上，诗歌借助自媒体平台在公共空间的传播有利于诗歌接受的大众化。但是，自由和开放的以个体为主导的自媒体很容易导致信息泛滥和失衡。微信平台的诗歌传播也面临着危险，那就是由于缺乏必要的监管、筛选、甄别和编辑机制而导致良莠不齐、泥沙俱下(比如对“废话体”、“口水诗”、“乌青体”、“脑残体”诗歌的不良传播)的现象。结果不是让人们离诗歌越来越近，而是越来越远。诗歌的亲和力和它在一定范围内的独立性和纯粹性并不矛盾，它在受欢迎甚至在“流行”的过程中应始终保持来自日常却又高雅的诗意，对诗歌的阅读不能完全置于功利性的目的之上。自媒体平台同样应该营造一个健康的诗歌传播环境，让更多的人读到更多具有正能量的好诗，也让“诗人的诗”和“大众的诗”相互补充、彼此打开、平行发展。



　　诗人与校园：诗歌教育与普及问题



　　习近平总书记在今年的文艺工作座谈会讲话中专门提到传统的诗歌和文化在教育中的重要性。但是自新诗发轫以来，其传播大多局限于诗人和专业读者。以至于有人问，孔子倡导的“不学诗，无以言”的诗教传统今天何以传承？还有人问，新诗产生100年了，为什么想找到一本属于孩子的诗集依然那么困难？新诗创作和阅读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普通人的文化生活？
　　王小妮编选的《给孩子们的诗》、北岛编选的《给孩子的诗》、叶开主编的《这才是中国最好的语文书》(诗歌卷)的热销引发文学界和教育界对诗歌教育与普及问题的反思。适合儿童阅读的诗歌选本以及相应的新诗教育(北岛称之为“新诗蒙学”)问题成为广泛关注的焦点。由此，一些出版社纷纷推出各种诗歌选本、语文教材，企图重建文学教育。此外，诗人与校园的互动在一定程度上推动了诗歌教育和大学校园文化的发展，比如对学生审美能力和写作能力的提升，诗人与教师、学生和批评家形成教学相长。此外，北京师范大学、首都师范大学等实行驻校诗人制度，对提高大学生的诗歌素养有积极意义，同时，大学驻校诗人制度还应该向中小学校园推广，因为诗歌的普及还要从基础教育做起。



　　主弦律、正能量、中国梦


　　2014年内涌现出大量的弘扬主旋律、传播正能量、高唱中国梦的诗作，主要集中于叙事长诗、长篇政治抒情诗以及组歌。
　　《诗刊》从2014年2月号开设“诗意中国梦”栏目，推出李瑛等老中青诗人讴歌时代、赞美生活的富有艺术感染力的力作。2014年是中央政府援藏20周年，《诗刊》还推出专题“忠诚”，刊发援藏青年诗人陈人杰的组歌《极地放歌》，抒写西藏和援藏干部的艰苦生活，在真切抒写中国梦的同时通过组歌这种利于大众传播、接受的方式，让读者重新认知边关对人的挑战以及军人的强大精神和正能量的感染力。诗与歌的融合不仅体现了时代精神，而且接续了诗歌和音乐一体的传统。
　　本年度带有宏大叙事的诗歌在抒写重大主题和为人民抒怀的同时，在诗歌的构架、想象力、修辞和语言上较为讲究并具有一定的探索性和突破。与此同时，同类题材的诗歌也存在着挖掘不深、空泛议论、浮夸抒情、缺乏生命体验的弊端。江苏少儿文化艺术促进会推出的“百首弘扬核心价值观新童谣”活动“以境融理、以事蕴德、以趣扬荣”的特点产生广泛影响。此外还有中华诗词学会推出的“中国梦”2014中华诗词演唱会、“天佑德杯中国梦”诗歌大赛等。
　　2014年度，以抗战为题材的主旋律诗歌以及以“中国梦·强军梦”为主题的军旅诗出现了可喜的态势。军旅诗歌如何突破一般意义上的战争题材和模式化的宏大历史叙事是其写作的难题。中青年军旅诗人对个人与民族、存在与死亡、当下生活和历史记忆的重新定位与思考使得这一类型的诗歌在呈现个体真实的同时也实现了想象的真实、军旅生活的真实以及历史的真实，在表现时代主旋律和宏大主题的同时携带着生命体温、情感热度、思想深度、人文情怀和社会观照。这些中青年军旅诗人在诗歌意境、思想纵深和诗歌美学方面也实现了一定的拓展。当然，军旅诗歌创作也出现了一些“短板”。军旅诗人刘立云在《铁马冰河入梦来》中指出，当下一些军旅诗歌缺乏锐气和担当，缺乏有写作难度和精神难度的、以爱国主义和英雄主义为宗旨、与社会主义核心价值观一致的撼动人心的大作品。



　　“诗歌与现实”的话题讨论持续升温


　　进入新世纪，诗人与现实之间的紧密关系使得诗歌的现实感、人文关怀、及物性都得到了很大程度的提升。与此同时，诗歌过于明显的题材化、伦理化、道德化和新闻化也使得诗歌的思想深度、想象力和提升能力受到了挑战。深入探讨文学与现实的关系对于深入研究和解决当下诗歌写作中出现的种种切实问题，进一步引导现代新诗的健康发展，引领诗歌写作的先声，都有着重要的现实意义、社会价值和诗学建设性。2014年“诗歌与现实”这一话题在整个文学场域中全面展开，相关评论从诗人的写作身份、姿态、历史意识、现实立场以及现实生活和新媒体的挑战强调了讲述中国故事的困窘和难度。诗人如何在场而又离场，如何本土而又世界，成为文学的美学问题，也成为重要的历史问题。
　　在第三届中国新诗论坛上，与会评论家就“诗歌与现实”的话题进行讨论。一部分学者认为，诗歌不能硬性而直接地与社会生活和公共空间发生关系，而应该保持其独立性和纯粹性。另一部分学者则认为，新世纪以来的社会现实以及新媒体的发展对写作和评论的“现实性”提供了新的课题和挑战，写作的现实性成为不可回避的话题。在第四届中国诗歌节诗歌论坛上，来自大陆以及台港澳地区的诗人和评论家紧紧围绕“梦想与现实”这一主题讨论新的历史条件下诗歌与当下和现实的关系，诗歌如何反映时代、承担现实、深入生活。第八届天问诗歌艺术节以“让诗歌发出真正的声音”为主题，研讨当下的诗歌生态、诗人面对社会现实的责任感。此外，诗学专著《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新世纪诗歌精神考察》《阅读的姿势：当代诗歌批评札记》《当代诗坛“刀锋”透视》《自由的诗》都对诗歌与现实的问题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学理思辨和现象分析。欧阳江河认为，诗歌不应该像其他“媒体写作”一样被文化和现实、市场等消费而成为“风格化景观”，应该具有痛感、尖锐性和现实性，应该对时代做出更复杂的观照，诗歌写作应该有宽广性和深度。吉狄马加在《诗歌在当下现实中的作用与诗人的使命》中认为，全球化时代语境下，诗人担负着建设人类精神家园、抚慰人类干枯绝望心灵的重要作用和使命，诗人是民族和时代的良心。在复杂的社会现实面前应该做一个行动的诗人。
　　在关注新近诗歌写作与现实关系的同时，诗歌理论和批评研究主要集中于对新诗评价体系和评价标准如何能够取得公信力和大众共识度的问题。当下诗歌写作和诗歌批评出现了“两张皮”的现象。一方面是乡村写作和城市写作的等量齐观，关注现实题材的诗歌大量涌现，并引起社会广泛的认知度，但也因为缺乏对现实的深入理解和诗歌的转化能力而导致类型、平面和浮泛。另一方面是诗歌批评和理论研究的自说自话，缺乏对当下诗歌写作现象的深入透彻的梳理、反思和总结，空泛地谈论诗歌美学，套用西方文论，对诗歌历史的掉书袋式的研究。2014年突然辞世的陈超的最后一本专著《个人化历史想象力的生成》强调，诗歌研究应该对现实问题予以关注和介入。在陈超看来，诗歌批评和诗歌写作一样都应该深入当代、介入当下的“噬心主题”，而深入当代和介入当下的方法则是“个人化的历史想象力”和“求真意志”。