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今的新诗界，被不断重复的人名远远比能让人记住的诗行多得多，这一方面可以理解为诗人们的抱团取暖，另一方面也来自严肃批评家的退场。
　　随着自媒体的日益成熟，诗歌主要载体正在发生变化，由此带来一种非常清新的气象，它使得韵律、节奏、语感，以及情绪上的明净，重新成为一些最需要重视的诗歌品质。

　　“时间……崇拜语言”，奥登说。作为一门以时间作为基本要素并凌驾其上的语言技艺，诗歌从本质上是拒绝按照年度来进行划分乃至评判的。因此，就某一年度为界限来考察诗歌，在其最好的意义上，也不过是从长河中随手取一瓢自饮。


　　小于一和ABC


　　2014年秋天的时候，我在报纸上看见一段有关新诗的话，觉得特别好：“在现代传播业和大众媒体泛滥的时代，不断重复一些人的名字，意味着将这些人临时经典化，还可能意味着稀奇古怪的荣誉地位和市场利益，这与衡量一个真正诗人的标准相去甚远，对冀求能够深度体验作品的真正读者而言，也是无关紧要的。”(殷实：《新诗如何继续生长——对几份文学期刊诗歌作品的抽样观察》)如今的新诗界，被不断重复的人名远远比能让人记住的诗行要多得多，这一方面可以理解为在一个新时代里诗人们的抱团取暖，另一方面，却也来自严肃批评家的纷纷退场。我们现在很难找到像李振声《季节轮换》那样细致恳切地面对当下诗歌现场的本土诗学著作，诗歌批评家要么退回文学史中去，要么就在浮躁和寂寞中成为庞德建议抛弃的那类批评家——“我建议我们抛开所有使用模糊概括词语的批评家。不仅是那些因为太过无知而没办法拥有一种意思才使用模糊词语的；更包括那些使用模糊词语来掩盖他们的意思的，以及那样的一类批评家，他们使用的词语模糊到让读者可以认为他同意他们或赞成他们的主张，而其实却并非如此”。
　　诗歌翻译，作为汉语新诗的重要哺育，这些年一直都很热闹，2014年又有很多不错的译本出现，如程佳译《R.S。托马斯晚年诗选》、王家新译《新年问候：茨维塔耶娃诗选》、胡桑译《我曾这样寂寞生活：辛波斯卡诗选2》、张芸译《宁静的激情：狄金森诗歌书信选》等。但相应的注重文本细读的诗论翻译一直都太少，以至于过去有段时间汉译本的海德格尔竟成了阅读现代诗的启蒙教材。而要准确感受一位其他语种的现代诗人，单靠原作和现有的翻译是徒劳的，靠半通不懂的诗化哲学汉译也只能是“以己昏昏使人昭昭”，更踏实地能够起到帮助作用的，是诗人本人论诗的散文著述(如果有的话)，以及借助另一位和他同语种诗人的眼睛和耳朵。在这样的背景下，我愿意把布罗茨基《小于一》和埃兹拉·庞德《阅读ABC》这两部诗人文论的中译本出版，视为2014年度最为重要并且对新诗今后发展影响深远的诗歌事件。因为每一个喜欢现代诗的普通读者，从此都可以借助这两部平实而有力的书，把它们作为试金石，自己去检验一首诗、一篇诗论，进而去检验自己对于诗歌的认识程度。这是两个截然不同的现代诗人，但他们对于现代诗的某些基本认识，比如对音律和节奏的强调，对古典素养的重视，对诗歌语言特质上的凝练、准确和新鲜的追求等等，却取得了惊人的一致。他们很好地展示了什么叫做对于诗歌的严肃谈论，这种严肃谈论探讨的不是急功近利的题材设定、抽象空洞的理念情怀、廉价肤浅的政治指向，而是具体的、一个词与另一个词的关系，以及如作曲一般的微妙精细的调性变化。他们很好地展示了，诗人是一门语言赖以生存的人。
　　2014年文学期刊上的诗歌和前几年并无大异，它依旧是一种写作门槛和难度非常低的文体存在，这是相当令人匪夷所思的事情。绵软无力的口语叙事腔，遁入油滑的玄学表演腔，以及陈腐矫揉的浪漫抒情腔，依旧占据主导地位。由于缺乏“小于一”的自我认知和“ABC”的诗学教养，很多诗人的诗歌抱负和实际写作之间存在着落差。相对而言，今年《山花》上的诗歌品质似乎稍显突出一些，其中，孙文波的《长途汽车上的笔记》、阿翔的《恣意诗》、朵渔的《危险的中年》组诗，都有让人眼前一亮之处。臧棣的《潜水史和预防针》，在气息上也比他那些不痛不痒的丛书诗和协会诗要诚挚动人很多，也许正如他自己所写下的，“一个人同时走在两条路上，是可能的”。


　　站在青春的桥头


　　相对于诗歌江湖上的山头林立和好大喜功，校园诗歌以及围绕在校园周边的年轻诗人，一直是汉语诗坛上一种值得珍视的、相对清新和纯粹的存在。2014年，这种存在似乎尤为醒目。
　　在上海，4月份有“星丛诗系”出版，收有胡桑《赋形者》、茱萸《仪式的焦虑》等六种，9月，复旦诗人肖水也出版诗集《艾草》。和那些大学毕业工作之后就匆匆罢笔的上一代校园诗人不同，这几位诗人有幸长年在学院里生活，或工作或读书，而这几本诗集也均是他们各自近10年以来的自选集，从中可以清晰地看到校园诗歌在写作者日趋成熟之后可能呈现出的新风貌。11月，《上海文学》杂志推出“新人场”专辑，刊发一批“90后”校园诗人的诗作，也颇可观。大体说来，他们的诗歌都比较讲究字句的锤炼、意象的丰润，以及情绪上的沉静，肖水的《便利店》：“面包由如下成分组成：雪，沙砾，石头的嫩枝，适量带边锋的语言，朝两三点钟方向摇摆的梦。”吴盐的《午间土豆》：“细雨中沉默的人，生长出鹿角。”
　　而在北方，《诗刊》的下半月刊集中刊发年轻诗人作品，并组织锋芒毕露、坦诚相见的诗歌讨论会，显得颇有生气，比如丛治辰在针对戴潍娜作品的研讨会上就直言不讳，“我们这一票人可能都背离了诗歌技艺最基本的东西，就是准确。表演性的东西占了上风，看起来丰富，但恰恰失去了准确”。我想，这种准确可能会包括很多具体指向，但最终都会落实在用词的准确上，而正是这些准确的用词，才使得一个诗人有可能区别于另一个诗人。在批量化生产、同质化严重的诗歌现场，这样对于“准确”的反省弥足珍贵。9月，第30届青春诗会召开，随之出版了15种青年诗人的诗集。10月，北京的一些年轻诗人策划举办了主题为“桥与门”的北京青年诗会，他们明确地宣称，“今天在北京从事写作的诗人，我们惊叹于他们的创造能力和生产规模，这里并非冷清寂寥，而是写出的作品太多了。我们宁可诗人们少写一点，多想一点。因此我们更倾向于提出‘一次性’的概念，把每一次写作都当作第一次，把每一次写作也都当作最后一次”。这，是新一代写诗者的清醒和抱负。
　　就诗风而言，北方的年轻诗人烟火气似乎更浓烈一些，句法上也显得更加放纵多变。比如李宏伟的《有关可能生活的十种想象》：“有些男人试图拧紧你的发条，有些则要免费你的肉身，你一面挡住绝望，一面对撞上来的废墟传神写照、随物赋形。”黄茜的《室内乐》：“它们结伴而来，抽象的弧线的系列，饱满的光的花序，浪花里缠斗的健硕的孩子”。


　　才学兼备的新气象


　　严羽《沧浪诗话》里有名的句子：“诗有别才，非关书也。诗有别趣，非关理也。”有很多诗人常会津津于此，却忘了这只是原文里的半截话，后面还有半截话作为补充：“读书破万卷，下笔如有神；贯穿百万众，出入由咫尺。此得力于后天者，学力也。非才无以广学，非学无以运才，两者均不可废。有才而无学，是绝代佳人唱《莲花落》也；有学而无才，是长安乞儿着宫锦袍也。”一种重才轻学的空疏倾向，曾长久笼罩诗坛，以至于有些年长一点的新诗作者，直到如今对于古典依旧存在一种源自无知的极其轻薄的态度和大而无当的傲慢。他们对于古典诗和古典诗人的谈论，每每令人喷饭。
　　但这种状况近年来也正在逐步好转。越来越多的诗人开始自觉地向着中西古典传统深入，而不仅仅满足于拿着屈原、陶渊明、杜甫发发诗兴。限于篇幅，我在这里抱歉只能挂一漏万地略微提两个人，一个是北京的王炜，一个是上海的朱琺。
　　2014年，王炜开始撰写诗论随笔集《近代作者》，计划对拜伦、海涅、莱蒙托夫、普希金等十余位19世纪诗人进行重读和评述，从已经问世的几篇来看，结合他自己的长诗和诗剧实践，他正在有意识地构建自己的写作谱系，同时也正在呈现出更为强力的综合作者的自我形象。如他在《大陆桥未来史·献辞》中所说：“于是我访问被迫停止工作的人/整理敌意的历史。/在冻土与军管各省/安扎语言营帐，它将包含/几种粗率的样式：/对话、叙事诗和散文。”
　　与田野工作出身的王炜所具有的强烈实践感相比，在上海高校教书的朱琺走的是博古通今的趣味书斋之路。他真正令我吃惊之处，是他的那些尚未完成的诗经今译。2014年他自印《一个人的诗经2》，收入《国风·召南》的今译14篇，在那些诗里面，源自古典的绵绵深意，转化成一种强劲新鲜的现代汉语语感，如《召南·草虫》：“去往南山只是一个借口/我顺手摘下薇和蕨的叶子/草丛不再奏鸣，草虫/都停下来看我。”


　　朝向未知


　　尽管诸如“为你读诗”和“读首诗再睡觉”这样的微信公众号2013年就开始出现，但真正的微信诗歌热可以说是从2014年开始的。除了上述两家更加火热外，“中国诗歌学会”是2014年涌现出来的诗歌公众号中给我印象最深刻的，另外一些个人凭兴趣开设的诗歌公号如“红杏出墙人民艺术广播”，或语音或文字，定期推送他们喜欢的诗人诗作、译诗及相关诗论，在品质上也远胜于传统诗歌刊物和大多数民刊。随着微博、微信、豆瓣乃至荔枝电台等自媒体的形成和日益成熟，诗歌主要载体正在发生变化，由此带来一种非常清新的气象，它使得韵律、节奏、语感，以及情绪上的明净，重新成为一些最需要重视的诗歌品质。诗歌，开始重新意味着一首首具体的、依靠文本自身在口耳和手指间流转的诗，而不是局限在小圈子里面的自娱自乐。诗人们仿佛正慢慢地尝试要从私密的小房间里偶尔走出来，但并不是要像上世纪80年代那样回到广场，而是走到朝向街道的阳台上。无论对于诗人还是对于诗歌本身，这都会是一个有益的空间，因为其中蕴藏着未知和考验。
　　每一年都有一些诗人离开我们，走向更广袤的时间。也许我们还应该谈一谈他们。但对诗人而言，死亡其实只是一个开始，而不是结束，我们或许没有必要那么心急地给他们盖上封印，仿佛要赶在新年到来前甩掉他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