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就提示了研究中“语境”意识的重要，也就是马克思主义常说的要历史地、具体地、辩证地看问题。对于任何研究对象，都要放到当时当地的具体环境中考察，才能有正确的理解，切忌用此时的感受、认知和观念，或某种所谓“普世”、“永恒”的标准来对历史上发生的事情横加臧否。在阅读和研究过程中，我逐渐认识到世界上并没有或很少有“普世”价值这种东西，或者说没有或很少有“放之四海而皆准”的真理，所有一切都要“具体情况具体分析”——即如西方式一人一票的“民主”，在中产阶级已成为社会主体，各方利益平衡已基本固定的国度，作为一种“游戏”玩一玩并无大碍，但在大多数人还有衣食之虞，各种民族的、宗教的、阶级的利益冲突还很激烈的地方，强行推行很容易造成社会的大规模动乱——由此我才理解，为何诸如文学“与抗战无关”之类说法，其文学应与现实政治保持距离的实际意思，现在看来颇符合当今文坛的主流认知，但在抗日烽火连天、战士浴血奋战、诗人们正用手中的笔写着粗糙的怒吼式的抗战诗句的当时，却遭到人们普遍的唾弃；也才理解胡风为何批评林语堂忘记了在食不裹腹衣不蔽体的人们中间提倡闲适、赞美个性是怎样一个绝大的“幽默”，钟理和也在其日记中称林语堂是看到有人上吊他却说是在荡秋千。张爱玲也有类似情况。承平时代、衣食无忧、不无小资情调的我们也许会很喜欢张爱玲重在人性描写的作品，但20世纪三四十年代的人们却大多更喜欢鲁迅而不是张爱玲。此外，对于“左派”、“右派”的定义和观感，两岸也有很大区别，甚至截然相反。因此，回到对象所在的具体语境中，设身处地、将心比心地接近对象的世界，才能得出较准确的结论，也才不会产生诸如指责日据时期台湾作家描写贫穷苦难的作品缺乏“美”的品格之类的偏颇。这不能不说是我研究台湾文学，特别是阅读陈映真等作家作品所得到的自己思想上的最大收获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