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诗圣”杜甫“一生只在儒家界内”，他的“诗史”的思想等同于儒家思想，几成千年杜诗学研究定论。当代少数论家对杜甫的宗教信仰、杜诗禅理等进行了辨析，然或限于篇幅，其说未尽。以佛禅视角阐释杜诗者，更是鲜有专著。因此，张轶男的《禅解杜诗》令人眼前一亮。本书论析了杜诗与佛禅的因缘纠结、杜诗大乘义学思想、杜诗佛禅意象、杜诗佛禅境界、杜诗大乘慈悲情怀以及杜甫诗法与“云门三句”的内在通联，各个部分相对独立，组合起来则是对杜诗与佛禅关系的完整阐释。
　　该书综合前辈成说，参酌个人体悟，通过对杜甫禅诗的考证指出，杜甫早年即修习禅宗法门，晚年亦“不落旁门小乘”，杜诗深受大乘义谛的浸染润益，禅学思想不仅慰藉了诗人的心灵，而且拓展了杜诗的广度和深度，方外之力是成就“诗圣”的一个重要助力。一部杜诗被称为“诗史”，不仅是它提供了丰富生动的外部社会生活的历史，还在于它也是一部内在心灵探索的历史。惟其如此，杜诗才超出了文学的界域，具有更广阔深远的文化意义。
　　在深入揭示杜诗禅缘、多层次考辨杜诗大乘义学思想后，作者首次提出了杜甫山水田园诗的四大禅境，对杜诗佛禅意象进行了开拓性的研究。同时，对大家稔熟的杜甫纪事诗、纪行诗等的分析也颇为中肯。作者指出，杜诗的人性关怀和生命意识，不只局限在儒家忠君爱民、忧国忧民的阐释范畴，也展现了为民请命无缘大慈、热爱生灵同体大悲的品格以及一生执著的济世之心和一贯所走的现实之路。假如不把佛学局限于经典的注释，也不把佛学局限于义理的阐发，而从它的本质看，杜甫一生的行为，可以算是对佛家慈悲精神的阐释。一部《杜工部全集》，一言以蔽之，就是对人类的悲悯。
　　该书对杜甫一生的思想状况及其发展历程，也做了客观公允的概括，即基于儒，访于道，亲于佛。作者认为，杜甫一生，青年时期以儒家思想为主，中年以后，对道释两家兼收并蓄，晚年尤钟情于佛禅，在儒家道统之根上，开出了佛道之花。正是三家思想的调和互补，滋养了诗人博大的情怀，也成就了杜诗高超的境界。“杜甫真正的伟大之处在于，他那逃离世界的个体超脱意识和逃向世界、解民倒悬的转身回向，始终在矛盾、冲突中纠结、挣扎，而其在危亡的阴影下，始终焦虑着群体的生存。‘诗史’不仅是对现实生活的客观摹写，更有深沉炽热的情感做底，此正是‘沉郁顿挫’之杜诗令千载以降的读者下千秋热泪，断百转愁肠者。”
　　纵然禅不可说，诗不可解，但《禅解杜诗》的确打开了通向杜诗的一扇门，也铺就了通向诗禅的一条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