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014年的短篇小说在题材比重上发生了变化，势头正劲的城市题材已逐渐取代日益衰落的乡村书写，成为当前的创作主流。乡村题材和城市题材的一衰一兴之间，恰恰反映了中国社会从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时代转型。

　　在文学这个成员众多的大家庭中，短篇小说似乎是一个热闹的绝缘体，进入新世纪以来一直不温不火。2014年的短篇小说依旧发展平稳，正在进入一种常态化、惯性化的书写模式。有意思的是，短篇小说在题材比重上发生了变化，势头正劲的城市题材已逐渐取代日益衰落的乡村书写，成为当前的创作主流。乡村题材和城市题材的一衰一兴之间，恰恰反映了中国社会从乡村文明向城市文明的时代转型。
　　《人民文学》今年分期推出了儿童文学、网络文学、武侠、军事等短篇小说专题。知名网站豆瓣通过“单行本”或组织对网络文学短篇年度作品的评选与评奖，使短篇小说成为网络文学新的热点或抓手。比如张嘉佳《从你的全世界走过》的意外畅销，四篇小故事被卖出影视版权，这让很多人发现网络文学中真正最有生产力的并非长篇，而是从博客体、论坛体到140字的微博体，以及现在的微信体等各种微文本——这些实验，都逐渐被网络长篇文本所吸收和消化，并在“经典化”和“主流化”的过程中，被影视剧等吸纳成为其“畅销元素”。事实上，无论是创作者的心态，还是读者的接受心理结构，或是评论家的评价、评选体系，短篇小说和网文界都是“最不具有差异”(相对比网络类型小说而言)、最容易沟通与融合的。传统短篇小说与网络平台的暧昧关系，也许会为日渐冷落的短篇小说找到未来发展的全新路径。
　　具体从作品来看，2014年的短篇小说在平稳中前行，在思考中探索，涌现出了诸多优秀之作。



　　对纷杂世相的真实投影


　　通览2014年的小说，那些直指当下现实，对杂纷世相、幽微人性及各种社会问题进行真实投影的作品令人印象深刻。刘庆邦的《贴》描写矿工生活，借一个亡灵的视角来审视矿工一族的“生之多艰”，构思奇特，叙述低回，字里行间饱蘸泣血之情，催人泪下。可与之对照阅读的是陈应松的《铁疙瘩》。小说通过记叙底层劳动人民之死，以“骨渣子、彩石子、铁疙瘩、舍利”等物象喻示死者裴和尚被分割的灵魂，强烈批判了社会的残酷和人性的冷漠。
　　张楚的《野象小姐》写了几个身患癌症、久病成友的女人，她们彼此的关系折射了当下社会的复杂特征，对人性的真与善进行了深刻定位。雷默的《正在消失的模样》以照片映现人心世道，深刻展现小人物的悲剧命运。郑小驴的《赞美诗》通过描写“北漂”青年对一起合租的女孩的情感变化，在赞美与诅咒之间产生撕裂尊严的错位，让读者直面现实之痛。吴君的《关外》、柏祥伟的《火烧》、李心丽的《腊月》、陈再见的《人物二题》等，或写“贱民”的血泪人生，或写年轻漂泊者的困难艰辛，或写“打工者”的美好人性，这些作品将笔触伸向底层民众，真实展现了这个群体的生存境况。
　　范小青的《南来北往谁是客》采用第一人称视角展开叙述，通过一场滑稽可笑的房屋租赁风波，深刻揭示出现代人的生存境遇和精神生态。须一瓜的《贵人不在服务区》是一篇调侃、讽刺之作。主人公出于虚荣心，通过谎言而变成小人，并逐步陷入慌乱的节奏，由此“冰山一角”映衬了社会共性的问题。胡学文的《米高和张吾同》演绎了一个令人啼笑皆非的故事，主人公米高寻找张吾同的经历从侧面反映了城市人与人的紧张关系，小说以科学理论“蝴蝶效应”来喻示生活，甚为巧妙。蔡骏的《北京一夜》延续了他一贯的悬疑手法，通过一个吊诡凄美的爱情故事来表现生死大事在现代人伦关系中的异变。鲁敏的《万有引力》、盛可以的《弥留之际》、薛友津的《一九七一年的思想汇报》、张漫青的《珍珍在幸福路》等，用荒诞不羁的笔法折射人性与现实的复杂关系，体现出了较高的艺术品质。
　　毕飞宇的《虚拟》延续去年《大雨如注》的风格，讲述一个家庭里三代人的生活和恩怨，就如何认识、对待前辈人的精神信仰，怎样承传、重建现代人的理想信念等问题进行了探索。朱日亮的《自行车》同样涉及教育话题，以“自行车”为线索，表面是写孩子，实则指向他们的父母及家庭，以此来反映社会剧烈转型时期各阶层之间的分化与组合。李落落的《两个王小梅》将笔墨落于冒名上学这一社会话题，重点写平民百姓与官宦人家的冲突，为社会资源分配不公的现象大声疾呼。哲贵的《酒桌上》记叙了一场饭局，篇幅很短，依靠对人物语言、动作及心理的捕捉，将小说中不同身份的几个人物刻画得颇为传神，而人物关系的勾连又从侧面表现出亲权拜金的时代症候。葛亮的《问米》展示了流行于东南亚的一种祭奠仪式，以此为线索，将通灵师这一职业人群的情感心路抽丝剥茧般呈现出来。卢新华的《申秃子》写孩子和被特赦的国民党旧将交往的故事。作品从孩童视角展现了一位将军铁骨铮铮的一生，与我们从书本上了解的历史产生强烈反差。小说提供了更为宽阔的人生体验，对我们反思历史、修正教育体制有着积极的作用。此外，张忌的《素人》、曹军庆的《请你去钓鱼》、陈世旭的《妖母娘娘》、赵晏彪的《天算》、聂鑫森的《破毡笠·虎骨酒》、徐铎的《幸福后半生》、余一鸣的《闪电》、詹文格的《春风剪》等，注重对人物情状、性格的塑造，紧扣当下社会生态，将一系列尖锐的社会问题摆到读者面前。
　　值得注意的是，随着今年中央反腐力度加大，官场、反腐题材的小说数量陡增。杨少衡的《酒精测试》讲述了某市大领导赴省城开会，而京城一位贵宾突然来访，市委书记责令留守的刘副书记和林秘书长好好接待。此时，省纪委的暗访组已入市展开明查暗访，刘副书记忧心忡忡，谋划再三，最后在心惊胆战、九死一生的体验下完成了接待任务。小说通过跳动洒脱的讲述将官场规则、腐败现象直观呈现，含蓄提出体制改革才是反腐的关键。尤凤伟的《金山寺》、张暄的《姐妹》、李治邦的《佛爷》等，都是今年官场、反腐小说的优秀之作。此外，军事文学在今年也有一定发展，像李骏的《待风吹》、曾剑的《岸》、王凯的《对白》等，用写实手法将不为读者所熟悉的部队生活展现出来。



　　情感伦理的裂变与融合


　　2014年的短篇小说中，对婚姻、情感等题材的把握和锤炼也占据了不少比重。这些作品写婚姻、亲情的迷失、变异和破裂，从家庭琐事入手，以小见大，衬托现实社会的阴暗侧面、不良风气，对情感内心和道德予以了有力叩问。乔叶的《黄金时间》讲述了一个对婚姻、家庭极度失望的妻子，在丈夫突发脑溢血之时冷眼旁观，用看电视、看杂志、洗澡等来打发救援丈夫的黄金时间，以期获得自己余生的黄金时间。小说以第三人称视角来解读女性心理、婚姻困局，是一篇心理力作。刘庆邦的《琼斯》记叙了一只宠物犬给一个家庭带来矛盾的故事。小说情节紧凑，亦庄亦谐，针对现代人的亲情缺失现象进行了喜剧性讽刺。姬中宪的《九指女孩》透过神秘年轻女孩的“入侵”，描写了一个年轻家庭所经受的考验。男主人新奇、波动的心理变化，来源于现代人婚姻围城里的“X年之痒”效应，平淡的故事中暗藏着丰富的心灵密码、情感玄机。邓一光的《我们叫做家乡的地方》涉及故乡、亲情、打工等方面，三者既分裂、异变，又交融、统一，深刻反思了家乡、异乡和亲情的关系，呼唤人性温暖的复苏。甫跃辉的《普通话》里，远离故乡者通过一次回乡之旅进而回望故乡，寻找亲情，笔调沧桑低沉，令人唏嘘。作为一个“存在主义者”，傒晗写小说是“为了挖掘人存在的真实和人性的真实”，他的《颤动的日光》解读物质与情感的平衡、奋斗与享受的关系，由事入理，就如何建立现代健康家庭体系进行了反思。
　　这一类小说还有夏鲁平的《土鳖》、何玉茹的《不要近我半步》、王芫的《父亲的毒药》、女真的《老爸的家庭会议》等，数量众多，既有格调高雅的优秀作品，也有部分粗制滥造的低俗之作。一些作品重点描写多角恋、一夜情、婚外恋，着重渲染性和欲望，损害了短篇小说的典雅品格，应为作家们所注意。



　　时代新局下的乡村书写


　　不可否认，当前的乡土小说无论在质量上还是数量上都呈下滑趋势。在2014年的乡村书写中，作家对农村和农民生活进行了多方面表现，但总体并没有走出旧式乡土书写的框架，难免有重复叙事之嫌。如何表现新时代下的农村，如何描绘和总结农民的未来与走向，如何在传统乡土文学上谋求新的创作因素，成为作家亟待开发的新课题。
　　晓苏的《双胞胎》将一个妙趣横生的故事置于乡村背景下，借不存在的孪生“哥哥”之口表现乡村中人与人之间复杂微妙的关系。“我妈”生了一对双胞胎，在村里成了稀罕事。然而“哥哥”过早夭折，“我妈”选择了隐瞒，对外就说将“哥哥”送给了外乡亲戚家。留存下来的“弟弟”随着年岁增长开始不断给亲戚和村民施展恶作剧，每次都由“哥哥”背黑锅，自己却落下了好名声。结尾处真相大白，令人感慨作者的构思之巧，笔力之健。符利群的《水上花生》流动着“南方小说”灵动清新的气息。作品以孩童视角讲述一件乡村往事，柔暖、洞透，而又神秘、奇玄，“水怪事件”与南方水乡相映成趣，飘逸着那么一点儿“聊斋味儿”，可看成是对文学经典的一次致敬之作。黄开中的《英雄失踪》书写人性在大是大非问题上的抉择。因一次偶然事件，农民石碰成为了救灾英雄，受到各级部门的表彰。此中别有隐情的他面对飞来的荣誉和利益，心灵承受着巨大煎熬，故事结尾处，“英雄”石碰失踪了，他用不辞而别回应了命运对他开的玩笑。马金莲的《口唤》回忆过去乡村中的饥饿与死亡，像是一幅珍贵的幻灯片影展，对如何珍惜今日之生活具有重要启示意义。刘照如的《哭帮腔》借外乡人的“哭戏”折射自身悲剧的命运图景，将世人的麻木与恶毒暴露于光天化日之下，令人唏嘘不止。阿良的《鄢驼子的后事》叙述“我”因处理农村一位老人的后事而与形形色色的村民打交道，阻力和困难接踵而至。小说深刻展现了乡村生态与农民心理，作为了解中国农村现状的作品，具备良好的贴地性。
　　此外，文非的《周鱼的池塘》、付秀莹的《绣停针》、石舒清的《土路》、黄丽荣的《今生》等，都是今年乡村书写的重要收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