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古代最大的主流和民间两栖写手，当属唐代的韩愈了。韩愈一生写了多少文字，无法计量，多数都丢失在民间了。他创作题材广泛，长短不一，有报告文学，如《平淮西碑文》、《张中丞传后叙》；有墓志铭，如《贞曜先生墓志铭》、《南阳樊绍述墓志铭》；有祭文，如《祭河南张员外文》、《祭柳子厚文》；还有碑文、厅壁记等。韩愈的生前好友刘禹锡在纪念他的悼文里说：“公鼎侯碑，志隧表阡，一字之价，辇金如山。”这如山的辇金，赚的是死人钱。

　　不是韩愈贪婪，按价索取，而是时人甘愿“奉献”，算作稿酬吧。就说惹得一起历史风波的《平淮西碑文》吧，人家情愿送给韩愈五百匹绢；再说韩愈写的《王用碑》，王用的儿子就以一匹带鞍的宝马和一条白玉带作为润笔。这大概是中国古代最高的稿费了。李白如果有知，定然妒忌不已，因为李白写诗从来只是换点老酒的。

　　为什么有那么多达官贵人，家里死了亲人要找韩愈歌功颂德呢？其实这是当时的时尚问题，和今天一样，大多数人是被时尚牵着鼻子走的。大唐盛世，长安城里，一直盛行请名人学士为已故亲人撰写碑文、墓志铭或祭文的习俗。对于一些有钱有势的人来讲，家里死了亲人，如果不请或请不到当时最有名望的作家为其撰写墓志铭的话，就令人耻笑。

　　“谀墓”写作已经形成强势市场，它引领着为死人歌功颂德的文化走向。而且这个市场前景看好，有人推波助澜，确实肥了不少文人学士。当时韩愈名声最大，作文最好，又是文坛领袖，还愿意为死人“效劳”；更重要的是韩愈写的报告文学、墓志铭、祭文等十分感人，他能把死人写得比活人还活，搜肠刮肚写尽好词，说尽好话。所以，请韩愈操刀的达官贵人最多，韩愈也因此收入丰厚，远在俸禄之上。由于韩愈“来者不拒”，抢了别人的生意，断了别人的饭碗，再加上他尽替死者说好话，所以有人不满，悄悄地说他坏话，让他落下一个“谀墓”之名。

　　在韩愈的 “谀墓”之辞中，也有不少是为地位卑下的小吏和落魄文人写的。这些墓志铭最耐读，一反“谀墓”之习气，而成了可亲可近的人物速写。因为韩愈能够从墓主人的许多生活细节中提炼典型材料，如感人事例、谐闻趣事等入文，读来备感亲切或令人喷饭。在这些墓志铭中，韩愈刻画出了一个又一个怀才不遇、心胸磊落的寒士形象，并借以抒发自己对世俗的看法和政见；在这些墓志铭中，韩愈还寄托了自己的思想和观点，如《试大理评事王适墓志铭》中的“有所为有所不为”的想法，《南阳樊绍述墓志铭》中的文学主张等。

　　另外，名家之间也有相互“吹捧”的碑文墓志，如韩愈为柳宗元、孟郊等写的墓志铭，即属上乘。韩愈自己死后，也有许多生前友好为其树碑立传，为其“谀墓”。皇甫湜为他写过墓志铭和悼词，刘禹锡为韩愈写过悼念文章。这些都是有感而发，情真意切。

　　韩愈确实写过不少纯粹的“谀墓”之作，言过其实，一是对方的盛情难却，二是对方的润笔丰厚，真的让韩愈“人在江湖，身不由己”了。事实上，尽管韩愈位高权重，友人众多，但还是遭到当时一些人的讥讽和贬斥，这也是不可避免的。

　　穿越历史时空，回望前尘，我们会看到身为吏部侍郎的韩愈，一天到晚忙忙碌碌、屁颠屁颠的身影。一方面他要无愧于文坛领袖地位，推动古文运动，一方面他要当好民间写手，为死人说好话，赚足银两。名利兼得，是韩愈一生最大的成功。苏轼称他“文起八代之衰”，后人推崇他为“唐宋八大家”之首，足以见得他在文学史上的地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