用黄永玉的话，时间过得真快，我他妈的也快老了。对不起，我说了粗话，为了补过接下来我准备用文绉绉的语言。十二年前的夏末初秋之际，荆歌从天堂的一隅苏州出发，我从天府的中心成都出发；殊途却同归，我们不约而同来到北京东四环外的一个叫十里堡的地方，加入了一个临时组织：首届中青年作家高级研讨班，期限四个月。这个组织不比身高，也不比财富，更不比脸上有没有可爱的酒窝，但荆歌还是把我们都比下去了。那时的荆歌在小说创作上配得上“风头正健”这个词，为了读他发表上在《收获》《钟山》《花城》上的作品，我每年都得付出不少个不眠之夜。通过他灵通的文字，我喜欢上了这个不曾谋面的人。我甚至有种感觉，我抛妻别子，老大远去到那里，就是为了见到荆歌。

但荆歌不是那么容易见到的，虽然同在一个班里，同住一栋楼。我是说单独见面。这种机会不像人想的一样唾手可得。我住三楼，荆歌住二楼，这是个问题。当然，这不是大问题，毕竟才相隔一层，且有两部楼梯；如果荆歌愿意，腾空时间，我半分钟可以到他房间。问题是我不知道他愿不愿意见我，有没有时间。时间嘛，有人说像女人的乳沟，挤挤总是有的。说到底，最大的问题是愿不愿意——他愿不愿意见我。这个问题光靠想是找不到答案的，只有试验。

一天下午，下了课，我发现荆歌少见地一个人独自下楼，往宿舍走去。以前，只要荆歌走出宿舍，身边总围着一群人。机会难得，我连忙跟上去，想去搭讪。但荆歌腿长，走得快，我要追上他除非跑。跑上去搭讪，太刻意，我不同意。用心太明显往往做不成事，何况在楼道里搭讪哪里比得上在宿舍里促膝相谈。这么想着，我慢下脚步，倒是希望他提快步子，早些进宿舍。如我所愿，他步履轻快，开门利索，转眼关进在门里，成了瓮中之鳖，等着我去敲门造访。我敲门的手已经举过头顶，却悬在空中不敢下手。因为，我发现门上张有纸条，上书：在写作，请勿扰。白纸黑字，毛笔落成，分外醒目。是敲，还是不敲？这是个问题。我脸皮薄，怕热脸被冷屁股烫伤，选择了不。我安慰自己，下次吧。

下次来得很迟（太迟），是三年后（也许是四年，我的记忆正在被不饶人的岁月出卖）夏季的一日下午，我突接到荆歌电话，说他在西藏，明天飞成都，问我在不在家（那时我尚居成都）。我在的，有幸接待贵宾，即便不在也要赶回来。就这样，我和荆歌终于有一次姗姗来迟的“促膝而谈”，相谈甚欢。正是这次“相欢恨迟”的交谈，把我俩的关系迅速从同学上升到朋友，联络日渐增多，交谈的话题日渐私密。并不是每一个同学都可以成为朋友，也并不是每一次倾心交流都可以发展为友情。我和荆歌是有义缘的，属于情投义合的那种：虽然头起得迟，但路走得远。现在我们可以无所不谈，有事相商，无事瞎侃；见面不亦乐乎，长远不见也无所谓，不必拘于礼节，逢年过节发短信，装腔作势地累！

话说2008年（又是几年后），我到苏州，自然要向荆歌报到。晚上，荆歌设宴，带一帮人来同我吃酒。怪了，这些人一半是书画家，席间谈的也多是书画方面的事，跟文学不远，也不近。我纳闷这是为哪般，荆歌说了实话：他现在恋上书画，每天握毛笔，在宣纸上作法，业余才写小说。我听了，心底顿时涌起一股惊慌失措的快乐。

我乐什么？一个竞争对手没了！朋友是朋友，对手是对手，两回事，平行线。我一直憋着劲想赶超老兄，赶得跌跌撞撞，超得累死累活，恨不得他摔跟头，没想到他中了邪，歇下来看风景了。哈哈，这不是天赐良机嘛。老兄，你好好看风景吧，文坛太小，你挤着我了，如今你悄悄地别去不带走一片云彩，我很开心。今后你握毛笔，我拿钢笔，井水不犯河水，这才是理想的朋友关系。当时我确实这么想的，也许不免有些自私猥琐。

光阴荏苒，转眼又是几年过去，荆歌用毛笔在宣纸上一路狂奔，圈下大片锦绣山河，今天专程来领我们游览，俨然如一位功成名遂的地主。而我的钢笔却半死不活地躺在稿纸上，像一盘冬季的蛇，春天一直困守在山岭的那一头，在玻璃的另一边。就是说，荆歌在看风景，我却在睡大觉。现在我终于明白，我是一个贱人、懒虫，去了荆歌这个对手，没人抽鞭子，没人牵鼻绳，庸懒已把我变成了一个废物。所以，荆歌，我殷切希望你尽快放下毛笔，重提钢笔，对我大喊一声：我回来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