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实秋、林语堂、傅雷，都是我们常读的文人。我们习惯了读他们的散文、艺论或译著，而较少读他们的政论文。一方面是由于我们习惯让鲁迅统治了这一领域，一方面可能是因为我们总是怀着悲天悯人的心情不忍再翻开那三座大山，另一方面也是由于政论文皆有时效性，这些文章应该“只是一些不合时宜的隔日黄花”（林语堂《剪拂集》序）。忽一日无聊，怜悯心大发，想看看他们那个社会是如何黑暗动荡，政府是如何野蛮血腥，人民是如何备受煎熬，文人是如何无奈与疾呼，但读着读着，心里不禁一阵发紧，遂掩卷唏嘘，历史不过就是不同的人在重复着同样的事情，而已。摘抄一些段落，只为有趣吧。

　　“无论哪一国，政府中人大都是坏的，所以要政府好，惟在有强有力的民意监视。”（林语堂《打狗释疑》，一九二六年四月十七日）民意监督，正是几十年前即被呼吁的，也是当今依然被呼吁的。林先生把中国人看透了，也把未来的中国看透了。而且，林先生的原因分析颇耐人寻味。有趣。

　　“大家爱和平，反没有和平。”（同上）每每念及中国的“坚决反对”、“强烈愤慨”、“严正交涉”，无不想到这句关于和平的真理。

　　“染指，中饱，分羹，私肥，还是中国民族亘古以来上自王公大臣下至贩夫小卒文武老幼男女贤愚共同擅长的技术。”（林语堂《粘指民族》）前有古人，后有来者，汩汩而流，连绵不绝。

　　林语堂在中西女塾演讲稿中对即将毕业的女生们说：“劝你们不要选文学为职业，……我相信你们最好的职业是婚嫁。”（林语堂《婚嫁与女子职业》，一九三三年）差一点就说出了今天这句流行语：学得好，不如嫁得好。古已如此。世本如此。

　　“读书向称为雅事乐事。但是现在雅事乐事已经不雅不乐了。今人读书，或为取资格，得学位，在男为娶美女，在女为嫁贤婿，或为做老爷，踢屁股；或为求爵禄，刮地皮……”这同样也是今人之读书。尤其刮地皮之说，联系起今天行贿送房、官员低价购房等新闻，不得不佩服文人之远见。

　　说到读书、教育，傅雷的分析更为细致可观（《吾国过去教育之检讨》）：“时至今日，任何人都感到吾国的教育已面临严重的关头。辛丑以来，学制教材屡次更改，全国教育会议亦召开多次，而学生成绩反每况愈下，服务效率更日趋低降。……公私机关的抱怨人才荒落，久已习闻；不是说技能不足，学识浅薄；便是说学校出身的青年不合实际需要。……反之，凡大中学生的不良习气，如虚荣、傲慢、希望奢而能力低等等，倒应有尽有，……然而青年本身的痛苦，比之政府社会，实有过而无不及。即使平日耽于嬉戏的学生，到毕业时也不免为职业的恶梦所扰。至于勤奋的学生，头脑较为清醒，苦闷亦愈甚；举起大者而言：（一）学科不合社会需要；眼见前辈同学一出校门即成问题的先例，早已不寒而栗。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似乎是现代中国青年命定的悲剧。（二）平时功课繁重，连复习预习都无暇应付，遑论融会贯通。……（三）一部分学科不合青年需要（按青年需要与社会需要未必尽同），一部分教员不能尽职，或竟滥竽充数。”（一九四五年十月）一句句的来读，一层层的惊叹。仿若傅雷同志并未自缢，而是在今日两会上发表关于教育的提案：学制、教材改来改去，文理分科变来变去，全国教育会议开了多少，甚至教育部长都换了，还是让人民不满意。学生不好就业，社会怨学生素质，学生怨学校专业设置，真不知道到底是谁的错。只得轻叹一声，学非所用，用非所学，不是似乎是现代中国青年命定的悲剧，而是已经是中国青年命定的悲剧。

　　“庚子以还，我们六十年的工作，几乎可说完全是抄袭模拟的工作：从政治到学术没有一项能够自求生路。君主立宪，共和政治，联省自治，无政府主义以至鲍尔希尔克主义，无一不是从西方现现成成的搬过来的标语和口号。在文学上，浪漫派，唯美派，写实派，普鲁文学，阶级意识；在艺术上，古典派，官学派，印象派，野兽派，表现派，立体派，达达派，只是一些眼花缭乱的新名词。我们的领袖与英雄，不问是哪一界——政治上的或艺术上的——都要把我们的民族三脚并两步的开快车；至于这历史的鸿沟，能否这么容易而且毫无危险地超越，亦在置之不问之列。这种急于上进的热情值得我们十二分的崇拜，但我们稍稍具有自由思想的怀疑者，在他们乱哄哄的叫喊声中，不得不静静地加一番思考，深恐犯了盲人骑瞎马，黑夜临深渊的大忌而自趋死路。”（《我们的工作》，一九三二年）又一个六十年了。读着这些话怎么还不感觉到陈旧迂腐、可笑呢。我们理应有这样的感觉啊。政治，学术，文学，艺术……。似乎可以做个假设，假设傅雷躲过了那一劫，似乎后面还有无尽的劫。假如他依然保持这么敏锐的观察力和理性的判断力。

　　昨日的黄花却没有陈腐，不知我们是该为文学家喝彩，还是该为我们悲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