已经不是一年两年了，文艺批评连同文艺批评家的角色，日益变得暧昧和尴尬。某位一向对批评情有独钟的作家朋友，曾撰文称批评家正在逐渐沦为“傀儡”和“鸡肋”。话有些刻薄，也不免有“一竿子打翻一船人”之嫌，但的确是鲜明地揭橥了一种积弊。“鸟之双翼、车之两轮”之喻，强调创作和批评的同等重要性，广为人知，但举目当今文坛艺苑，与作家艺术家频频亮相占尽风头相比，有几个批评家能够进入读者的视野？他们看到的批评家连同他们的文字，更多是以一种被动的、谦卑的、仰望的姿态，对作品进行阐释和评点，而这种批评通常会充分考虑作家艺术家的感受并顺应其期望。他们被遮挡或者主动躲藏在作家艺术家的背后，仿佛一道浅淡的影子。
　　公正地讲，批评和批评家，并非总是以这种面貌示人。凭借自身深刻丰厚的历史美学造诣，敏锐的艺术感受力，古今中外很多杰出的批评家为文学艺术把脉，不独引领了彼时的文艺发展，其影响力也往往绵延至后世。明代思想家李贽面对当时一味师古法古的流弊，力倡“独抒性灵不拘格套”的“童心说”，扬“真情”贬“假理”，为文坛注入了一股清新强劲之风。十九世纪三位杰出的俄罗斯文学批评家“车别杜”的大量观点鲜明、意气风发的文章，成为当时俄罗斯批判现实主义文学创作的理论支柱，十九世纪俄罗斯文学成就如此辉煌，他们厥功至伟。这些都充分印证了批评曾经拥有的强烈的主体性地位和巨大的社会影响。
　　有不少妙喻，生动揭示了批评的本质以及价值之所存系。古罗马美学家贺拉斯，用磨刀石和钢刀来描绘批评家和诗人的关系。诗歌仿佛一把刀，只有经过批评的不断磨砺，才能变得锋利。鲁迅则将创作和批评形容为厨师和食客，食客有权利对厨师的菜肴品头论足，要求更合乎口味。比喻不同，但都醒豁地揭示出二者间是平等且互动的关系。作家艺术家和批评家既是朋友又是对手，在思想和审美的较量中，在不间断的挑战和应战中，相互砥砺，彼此成就，共同促进了文艺的进步。
　　读别林斯基等人的批评文章，能够深切地认识到什么才是批评的正确和卓异的姿态。批评家怀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深入透辟地剖析评说作品，褒奖优长，指出缺陷，字里行间处处闪耀着卓识远见。别林斯基从年轻的果戈理的作品中发现了“高于时代精神”的可贵禀赋，在当时社会各界对作者的一片攻讦中挺身而出，给予坚定的支持。而当多年后功成名就的果戈理在其新作中流露出对专制农奴制的妥协时，别林斯基不惜友情破裂，立即给予尖锐无情的谴责。这样的批评，才能够体现出批评的本质和价值。而文学的发展进步，也端赖这样的批评的推动。
　　但返回当下和此地，呈现于人们视野中的批评是什么样子？全称式的评价应该规避，但不可否认，四平八稳的应景之论，言不由衷的人情批评，缺乏创见的人云亦云，的确正在成为普遍的景观。批评在自我阉割，自我矮化。批评者需要时刻坚守勿失的职业操守、价值关怀等，总是被有意无意地忽略。对作品的成绩一定要说足，甚至不妨夸大，大师杰作的桂冠慷慨赠送，难怪文艺批评被人讥讽为“文艺表扬”。而在本应该疾言厉色地质疑诘问的地方，却每每轻描淡写不痛不痒，仿佛一片羽毛轻抚过面颊。批评者主体性的藏匿和丧失，也使自己和“傀儡”的角色越走越近，被视为“鸡肋”也就是必然的结果了。人一旦不自重，也就不能指望会得到别人的尊重。真正的作家不会买账，认真的读者也不满意。批评如此，又怎能不走向边缘化？
　　比赛失利的拳击手，要证明自己的实力，只能在拳击台上，赢得下一次的搏击。批评要寻回尊严，出发点也只能在失去尊严的地方，也就是批评行为本身。通过严肃、真诚、独立而专业的批评，他表达自己的道德操守和文化立场，宣示自身的职业精神和专业素质。说千道万，至为关键的一点，是批评要秉持自己的标准。批评者眼中只有作品，他只对自己的良心负责，此外不再有任何其他的尺度。源于职业尊严的支撑，他真挚坦诚，有勇气有血性，赞美发自肺腑，批评尖锐犀利。谦和忍让宽宏大量是做人的优点，却不应成为批评家的职业准则。亚里士多德的名言“我爱我师我更爱真理”，才是他们永远的遵循。
　　“创作总根于爱”，鲁迅先生这句话广为人知。同样，批评充满活力的源泉，批评为人敬重的缘由，也在于此。爱这个职业，心目中它崇高神圣，动力便会涌流不竭。有了这样的认知，种种批评之外的因素如人情市场等等，就不再能够成为他的羁绊。他会鲜明表达对批评对象的赞美、不满或者憎恶，依据的标准，便是它是有益于还是有损于世道人心，是美的表达还是丑的宣泄。他会储蓄丰厚的思想和审美资源，同时会寻求最为灵动精彩的表达。在需要表明立场的时刻，决不虚与委蛇。在应该入木三分的地方，拒绝隔靴搔痒。他的批评，将真正体现出“充满同情的理解”和“带有敬意的批判”。这样的言说，才能够洗刷批评被玷污的名声，才会为批评重新赢得信任和尊重，才能使之回归到文学活动中应有的重要位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