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至于海外传播，其实我也了解甚少，基本上没有发言权，但如果我不就这个问题说几句，我的发言就该结束了。就这样结束其实也挺好，但心里总觉得不多说几句就愧对了朋友似的，凡事总是先替朋友着想，但结果多半是适得其反，这就是我的悲剧，当然也是光荣。
文学的海外传播，最重要的环节是翻译。在没有政府基金资助的情况下，翻译也在进行。吸引了这些无赞助翻译的，一方面应该是文学自身的力量，一方面有可能是某种社会需求的促动。这其实包含着选择的艺术。一个翻译家选择了张三的小说而没选择李四的小说，是因为他喜欢张三的小说，是因为张三的小说满足了他的审美需求。当然，如果李四的小说写得其实也很好，那自有另外的翻译家来选择。也就是说，在很长一段时间里，中国文学在海外的传播是被动的，是被选择的。
近年来，国家拿出了基金，向海外推介中国的文学，好像已成立了好几个专门的班子，选出了一批向外推介的书目。终于由被别人选择变成由自己选择。任何选择都是偏颇的。鲁迅先生曾说：“选本所显示的，往往并非作者的特色，倒是选者的眼光。”一个人的选择必受到他的审美偏好的左右，一个班子的选择也必受到某种价值观念的左右，因此多一个班子就多一种眼光，多一种眼光就多一些发现，多一些发现就可能让海外的读者较为全面的了解中国文学的面貌。我看到有些报道里说我是被翻译成外文最多的中国当代作家，也是在海外知名度较高的中国当代作家之一，我想这个事实的形成有复杂的原因。这很可能是个历史性的错误。我深知中国当代有许多比我优秀的作家，我向西方翻译家推荐过的作家不少于二十人——如果在这里报出他们的名单即有邀功之嫌——我盼望着他们的作品尽快地更多地被翻译出去，将我这样的老家伙尽快覆盖。北京师范大学中国文学海外传播中心的成立，多了一个选择的平台，多了一种选择的眼光，企盼着各位目光如炬的高人，能够披沙拣金，把真正的好作品选出来，把真正的好作家推出去。
文学作品被翻译成外文，在海外出版，实际上才是传播的真正开始。书被阅读，被感悟，被正读，被误读，被有的读者捧为圭臬、被有的读者贬为垃圾，在有的国家洛阳纸贵，在有的国家无人问津，对于一个作家，想象一下这种情景，既感到欣慰快乐，又感到无可奈何。俗话说：‘儿大不由爷’，书被翻译出去，就开始了它独自的历险，就像一个人有自己的命运一样，一本书也有自己的命运。上世纪三十年代有人讽刺鲁迅，说拿了他的《呐喊》到露台上去大便。鲁迅说《呐喊》的纸张太硬，只怕有伤先生的尊臀，将建议书局，下次再版时，用柔软的纸张。
我这样的作家，自然不具备鲁迅的雅量。听说别人用我的小说当厕纸，嘴里不敢说，但心里还是不高兴。听到别人赞扬自己的小说，嘴里不好意思说，心里还是很舒坦。我是俗人，各位见笑。但我心里还是有数的，对过度的赞美和过度的贬低心里始终保持着警惕。尽管我作为一个作者，根本无法干预西方读者对自己小说的解读，但总还是心存着一线希望，希望读者能从纯粹文学和艺术的角度来解读自己的作品。米兰.昆德拉就他的新书《相遇》在台湾出版，特意写给台湾读者一封信，他说：“所有我小说的故事都发生在欧洲，也就是在一个台湾人所不能瞭解太多的政治与社会状况当中。但我更感幸运能由你们的语言出版，因为一个小说家最深的意图并不在于一个历史状况的描写。对他来说，没有比读者在他的小说中寻找对一个政治制度的批评来得更糟的。吸引小说家的是人，是人的谜，和他在无法预期的状态下的行为，直到存在迄今未知的面向浮现出来。这就是小说家为什么每每在远离他小说所设定的国家的地方得到最佳的理解。”
我的讲话马上结束，最后讲一个小小的关于选择的故事。
元旦期间，我回故乡去看我的父亲。我父亲告诉我，我的一个小学同学，因为跳到冰河里救一头小猪，自己却被淹死了。这个同学的死让我感到十分难过，因为我曾伤害过他。那是1964年春天，学校组织我们去公社驻地参观阶级教育展览馆，一进展览馆，一个同学带头号哭，所有的同学都跟着大放悲声。有的同学跺着脚哭，有的同学拍着胸膛哭。我哭出了眼泪，舍不得擦掉，希望老师们能够看到。在这个过程中，我偶一回头，看到我那位同学，瞪着大眼，不哭，用一种冷冷的目光在观察着我们。当时，我感到十分愤怒：大家都泪流满面，哭声震天，他为什么不流泪也不出声呢？参观完后，我把这个同学的表现向老师做了汇报。老师召集班会，对这个同学展开批评。你为什么不哭？你的阶级感情到哪里去了？你如果出身于地主富农家庭，不哭还可以理解，但你出身于贫农家庭啊！（补充一句，有几位家庭出身不好的同学哭得最响亮）任我们怎么质问，这位同学始终一言不发。过了不久这位同学就退学了。我至今也不明白为什么大家都哭他却不哭。我后来一直为自己告密行为感到愧疚，并向老师表达过这种愧疚。老师说，来向他反映这件事的，起码有二十个同学。因此这行为不能算告密，而是一种觉悟。老师还说，其实，有好多同学，也哭不出来，他们偷偷地将唾沫抹在脸上冒充眼泪。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