波德莱尔墓碑雕像

　　别了，我们转瞬即逝的，

　　夏日灿烂的辉光！

　　我已听见萧萧落木

　　在庭院的砌石上簌簌作响，

　　像在唱挽歌一样……

　　秋天来临了！这神秘的天籁

　　仿佛在为人送葬……

　　        ——《秋之歌》

　　这是《恶之花》中的一首悲秋诗，作为该集《忧郁与理想》部分的名篇为人传诵。不知为什么，我邻舍的一位海地女子特别迷上了此诗。她芳名唤作曼菊，两年前被从遥远的安德列斯群岛专门招来，在蒙巴纳斯大街的“克里奥尔美人”酒馆当女招待。她听说我研究法国诗歌，几次登门清谈，和我切磋诗艺。

　　“《秋之歌》以时空为序，辞丽句佳，音调凄切，给人以莫名的哀伤，领略一种忧郁美。”曼菊说，“整篇诗似雾如烟，深微窈冥，难以知论，不可辩说。”

　　“我想，诗以天籁为上。波氏幻笔，让人似懂非懂，也许正是该诗的魅力。”我笑笑回答，“照中国的诗画传统，形本无形，惟无形者无可奈，非虚非实，不可解而可解，才是高妙意境。若一味执拗于人之邪正、贞淫、美恶，诠释得太实了，反而走义。当然，可以理语成诗，但应寓理成趣。理趣高于理语，方有余韵。”

　　“据说波德莱尔这首诗的灵感来自他的情妇玛丽·多勃伦，”曼菊追溯诗源说，“落红香径，诗人想借爱情来缓和自己的厌世心绪，即他在整部《恶之花》中流露的巴黎忧郁。”

　　“巴黎的忧郁乃是对时光流逝、人渐衰老的焦虑。”我直抒己见，“与维克多·雨果《世纪的传说》那种采用大调的史诗风格相比较，《秋之歌》是天鹅绝唱、小调哀鸣，其特点在于诗人的心态与秋天、秋色和秋景之间抽象的、微妙的应和，从而使秋天变成诗人的心理季节，给读者以神秘的哀伤，一种不匀称、不调和、不完善的美感。”

　　“对了，一种缺陷美，正像病花的风韵。”曼菊赞同道，“这诗里溢出的时序更迭，秋天终于来了的失落感，对冬之将至、死到临头的内心恐惧，故有听落木萧萧似挽歌的痛觉。另一方面，秋天又是一年中最温和的季节，颇似女性爱的柔情，含着甜美。因而可以说，人对死亡的疑惧，或许会变成对彼岸的展望。”

　　听其言，我猛觉得艺术并非曲弥高，和弥寡。眼前的少女就心有灵犀，对《秋之歌》似有敏锐的感应。她从中悟出的生死观确有辩证意味。

　　“《恶之花》出版于1857年，正值浪漫梦破，世纪病重之时，故它倾泄出一代年轻人幻灭的忧郁感，就是所谓的‘世纪病’。在这方面，您觉得波德莱尔有何特殊之处吗？”曼菊问我，似乎想了解崇尚心态和谐的东方人对西方矛盾情绪的看法。

　　我琢磨片刻，回答道：“与中国天人合一的哲理相反，法国一代代文学家用其作品反映人与其生活境遇的冲突。18世纪时，法国诗人克雷彼雍说：‘高乃依占天，拉辛据地，给我剩下的只有地狱了。’100年后，波德莱尔出世时，已没有外界地盘了。他惟有只身索隐，在自己痛苦的内心世界浇灌病态花朵，以奇取胜，显得出类拔萃。从恶中萃取美，以恶与美的对照，通过反差强烈的意象，揭示人灵魂深处的玄奥。”

　　我又引申说：“波德莱尔颇似我国古典诗坛上李贺和李商隐一类的诗人。在他眼里，‘花’除呈现诱人的华采外，还给人以文苑探幽的启迪，而‘恶’不仅意味着罪恶，而且明喻着痛苦，二者于辩证的哲学中共存，又在人寰幻现双重投影。一面是从苦难的田野采集的花朵，另一面则可归结为对罪恶的逢迎。因为，恶之沃土，乃是美之温床，而恶之花却能散发出春之芳香。这或许正是您喜欢《秋之歌》的缘由吧？”

　　“确实是这样。我觉得，读诗的意趣在于探幽寻僻抉微，这是布瓦洛的《诗艺》所难以企及的。泰勒和勒南的实证评论拘于历史体态和时空影响，而圣佩韦虽重视了个人心理因素，但也过分突出史地环境，没有摆脱‘精神家族’的窠臼，仍有教条评论的痕迹。故而，马赛尔·普鲁斯特发表《反圣佩韦论》，适应了时代变化的思维运动。尤其是弗洛伊德揭示的潜意识，偏重于想象和梦境的内向批评，使人得以含英咀华，穿透现实的魔镜，去意会波德莱尔诗中超语言、超自然的神秘现象。”

　　“说到神秘，我国古代有一种禅诗，玄言奥义，表达参禅悟境，以清流沃心。此种佛教理趣诗类似印度佛经中的偈语，却不涉理路，全无寓理之迹。读者寻意句中，得趣句外，盖因其诗有可见的‘明相’和不可见的‘隐相’。后一隐相即禅之意境，二者关系似与乔姆斯基现代语言学中所谓‘表层结构’相仿佛。如一位叫觉海的和尚发问：‘岩上桃花开，花自何处来？’觉海和尚悟到岩上桃花不过是禅的表象而已，一如古希腊神话里幻化为水仙花的美少年那喀索斯溺死前看到了自己在水中的倒影。

　　“按一些美国学者的‘平行研究’原则进行对照，我看波德莱尔的‘超自然主义’很像中国文僧超然物外的禅机，其诗因玄想而特有奇趣。所谓‘恶之花’，乃是反映世界上一种反常而合道的现象。至于‘恶之花’，它无形有形，犹灯之闪辉，火之有焰。是一种超越，一种升腾，故而玄奥。”

　　曼菊回应道：“是这样的。波德莱尔受爱伦·坡影响颇深。比较来看，东西方佛教与其基督教的文化神秘色彩是异向同质的，均在寻求超脱。刚才您谈到西方人与其生活境遇的冲突，我看《恶之花》正是呈示了被这一冲突撕扯的人类灵魂，这一灵魂在功利主义社会里恒久感到的孤独和人为脱出这种孤独而对世间友爱的渴望……”

　　我肯定道：“您真正领会了波德莱尔反实用主义诗歌观的实质。波氏特别强调，在只追求实利的工业社会里，人类面临物质与精神的矛盾，故美是应该完全独立于实用的。更具体些说，就是文学与艺术决不能受经济规律的制约。否则，莲花就不可能出淤泥涅槃。这正是波德莱尔心病之所在。您只要去蒙巴纳斯公墓静观那座波氏纪念碑，细瞧‘撒旦诗人’痛苦的情态，就可以证实了。他的浮雕石像嶙峋孑立于墓地一隅，在象征过去与现在的两棵老树之间，旁边滋蔓着人类神志萎蔫、迄垂百载的枯藤。看上去，他昔日曾有大恸于心，目睹秋雨冬雪，今朝仍然春发旧花，不免怆然。”

　　曼菊谈到她有一次去拜谒萨特墓时，偶然经过波德莱尔的墓地，看见波氏的雕塑支颐冥想，与罗丹的《思想者》迥然不同。冷风吹扫碑下落叶，给人沉郁阴森凄惨之感。曼菊说，《恶之花》原就是在这种昏暗氛围里绽开的。一朵朵恶之花虽闪烁诗人的心辉，但幽明幻化，甚至没有能为他自己清心爽神，真是一出悲剧。

　　“悲剧源于一种矛盾。我觉得波德莱尔自身就是一枝恶之花。如果我记忆准确的话，波德莱尔曾经在《我的心迹流露》里承认。‘任何人在任何时候都可能有两种并存的意向：一为向着天主的灵性，即升华的愿望；一为撒旦的欲念，或曰兽性，即堕落的快感’。这不正是《恶之花》的写照吗！据说，波德莱尔去世时，仅有魏尔伦等寥寥数个‘颓废诗人’送他去墓地。下葬时，从早上一直阴沉的天空骤然雷鸣，落下一场暴雨，似乎上苍在为《恶之花》的作者敲响丧钟，为其幽魂施洗超升……”

　　说到这里，我转变话题，询问曼菊对当今世界变化的看法。

　　她并不立刻直接回答我的问题，低下头说：“您知道，我们海地、马提尼克、瓜德罗普一带的克里奥尔族虽是白种人的后裔，但世代跟当地黑人混血，不仅皮肤变黑了，而且风俗习惯也与他们同化，最终归属于‘尼格罗-黑非洲文化’族群，也以‘尼格罗意识形态’来思维，据此确立我们的民族形象。至于我个人，曾祖父本来就是从非洲贩卖到美洲的黑奴，是大卫·狄奥普诗里那个‘失去一切的人’……”

　　“大卫·狄奥普去世了，可我认识他姐姐，曾受托将《失去一切的人》翻译成中文。”相逢何必曾相识。我兴奋地吟诵起狄奥普的诗来：

　　太阳在我的茅屋里微笑，

　　我的妻妾像晚风中的棕榈

　　袅娜又窈窕。

　　我的儿女们划船大河之上，

　　悄悄深入原始森林的死角；

　　我驾独木舟同鳄鱼搏斗，

　　踩着塔姆-塔姆鼓亢奋的节奏，

　　在月亮的清辉下舞蹈。

　　欢乐的塔姆-塔姆鼓！

　　无忧无虑的塔姆-塔姆鼓！

　　自由的篝火在燃烧。

　　曼菊对这首诗体会更深，她接着吟诵道：

　　突然有一天，

　　我的茅屋显得空荡荡的，

　　失去了生活的阳光。

　　我的妻妾将涂红的厚嘴

　　压在钢眼征服者冷酷的薄唇上。

　　我的儿女不再自然裸体，

　　换穿了铁血的军装。

　　而你呀，你也不再咚咚震响，

　　我深夜里的塔姆-塔姆鼓，

　　祖辈的塔姆-塔姆鼓啊！

　　奴役的锁链撕裂了我的心房！

　　“接踵而来的是‘三角贸易’，即贩卖黑奴。因为欧洲殖民者几乎灭绝了印第安人，突然发现新大陆没有劳动力了。”曼菊说：“殖民纪元的蓄奴一去不返了，可我在想：如今之世，‘失去一切的人’又复得了什么？您问我有什么看法，实在说不上来，只是异常失望，觉得沉闷迷茫，而这种感觉里还蕴含着模糊的希冀，恰似波德莱尔用‘恶之花’表达的病理心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