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俗学的概念没有确立前，学界对乡间民风习俗的描绘，称之为谣俗。我自己喜欢这样的称呼，可惜它没有延续下来。谣俗这个词，有一点动态的感觉，声音和色彩都有，内在的东西更广，同样形容一种事物，词语与词语之间的差异，是显而易见的。
　　当作家们注意到这些存在的时候，文学的内蕴就多了玄音，人们称其为乡土之作，那自然有其道理。乡土的文字，与士大夫的感受和洋腔洋调不同，是认知与感受的自觉，中国国民性的本然，有时候就在这里。古人只有山水之文，抑或地貌纪要，虽见谣俗的写意，却没有深入研究的意思。那些多是士大夫的自娱所误吧。自白话文出现，离开了土地的文人开始还乡的思考，因为有都市的背景，乡下的生态便在对比里明暗顿生，发现了自己曾有的存在的本来面貌。废名、沈从文的文章都有类似的意味，是对中国社会的一种深入的认识。后来孙犁、张中行写自己的故土，延续的也有这样的传统。走其路者，已不可胜数。
　　关注谣俗，是一些文人寻根的梦忆，我还记得上世纪80年代刘绍棠多次著文，谈乡土文学和乡土文章，引起过争议。孙犁就不太同意这个观点，以为没有乡土的文学，意思是任何概念都不易说出一种文学的本质。慎用概念其实是对的，但尽管如此，乡土散文的理念，还是在文坛不断被提及，比如汪曾祺的一些随笔、贾平凹的某些小文、刘亮程的乡村作品都是。如此说来，涉猎谣俗的文学，是国民性的一种背景或底色，在中国古老的地方的遗存，有民族的根性的。
　　上世纪90年代，我在报社做记者，曾去京郊见过几位作家，他们几个人出了几本小书，都和谣俗有点关系。我那时候对北京的郊区了解甚少，从诸人的文字里，才对郊外的农民有了些认识。北京的作家，对京味都有些心得，但对京郊的内在性的思考，也仅刘绍棠、浩然几位。不过他们的社会观，和我们这代人有点区别，趣味的分歧是自然的，那是时代的原因无疑。但他们文字里对百姓的感情，我们总还是有感动的地方。到了新的一代人，看法似乎与前代人不同，认可的是五四以来的传统，视野也从乡土走出，阅读面渐宽了，读卡夫卡，谈略萨，兴趣显然是广的。在域外的文学泡久了，便又回到中国，回到自己的故土。去写乡下的男男女女、风物人情，感觉就有了厚度。北京的乡下，没有被开拓的空间，还是不少的。
　　后来在一批青年那里，我也读到了另一种颜色。京西有凸凹，京东有柴福善等人的文章，都有乡土的气息，不是书斋里的文字，背后总有些泥土里的味道。那些渐渐消失的人与事，被点点滴滴地打捞出来，读起来有异样的感觉。京郊乃帝京之属，有与河北、天津乡下不同的一面。但也和皇城大异，隔膜是有的。我后来读张中行写通州的文章，才知道那里的风雨背后，也有难以理喻的东西，这些，我们的文人究之不多。
　　也有的青年写北京郊区的生活，用另类的笔法，要从乡土的模式走出，写大地的哲学。苇岸的《大地上的事情》，多是这类的笔触，其写山间什物的方式，有一种流韵，梭罗式的感受传递其间。他故意和民俗隔开，拒绝旧的语境里的哲学。虽然写的同样是田野和村落，故国经验被超验的生命感受所引，乡土的意味就被改变了。
　　京郊的民俗，曾在民国文人那里有所记载，关于妙峰山的描述，关于香山古风的点染，那是民俗调查的一种冲动，乃书斋人的看世，欣赏的同时隔膜也出现了。废名虽写了山中的和尚与村妇，我们总觉得是超然的目光，或有玄思的意思，其实也是缺失人间烟火气的。但后来刘绍棠的运河两岸风光的描绘，也有一些过滤的方式，把故土过于美化了，少的是孙犁那样的冷峻，至于和鲁迅的幽深与批评的气度比，自然是有缺憾的一笔。
　　真实的乡土是什么呢？我也不太知道。近阅读凸凹新书《故乡永在》，才又想起这个话题。我看他对乡土的描绘，比先前更丰厚了，虽然脱不开前人的痕迹，但也多见自己的体会。他要画大地的哲学，野心也大了。作者大概是京郊作者中对大地主题关注最久的人，我们要找当代的京郊乡土散文家，他应算是一个。
　　我在他的散文里读到的乡土有一种野性，不像前人那么精致，为文中保持了杂色。作者写自己的故土，涌动的是鲜活的东西，比如男女之爱的甜意，比如水、木、土、火与乡民日常性的关系。作品不都是奇韵的渲染，在俗调里也有美丽的存在。特别是把幽默引入作品里，就比苇岸等作家多了生活的趣味。写文化类的作品都显得不太易出前人之左右，可写乡下则有亮度，那是他自己特别的闪光，也是区别于其他作家最根本的因素。读这样的作品，常常要笑起来的。
　　我看乡下生活的文章，常常注意伦理的表达。在我看来，许多乡村的伦理几乎都被污染了。动荡的生活改变了乡下的伦常，这是可怕的生态失调。《故乡永在》有些篇幅写到这些，依然有旧梦的飘动，那些乡民在苦难里所保存的淳朴之情，读起来有飘然的野味儿。山民在自然里，对草木虫鱼、山水之径，都有心得。他们的人生智慧都与此有关。作者写到爷爷从羊的习性里悟得处世的道理，都是天地之道的暗示，村民的朴素见识，比城里人更为独到。京西风俗里的柴门不锁、以公为乐的一面，现在是否还在，尚不知道，它固有的存在，对我来说也只能于梦中得之。《山中师表》一文讲残而有智的陈老师，可见民风之淳，庄子所云的形残而灵美的寓意，于此再次被演绎出来。乡土如果没有这些，真意大概就消失了。
　　乡野有一些神秘的东西，鲁迅、沈从文都写过这样的神秘。京西60年代出生的作家的记忆里也有这类遗存，我是没有料到的。《乡间蛊医》所记载的巫风颇盛的乡里，好像遥远过去的存在，原始遗风里诡异的部分诗意地被呈现出来。《雪狐绝唱》则是一个传奇式的故事，乡间的图腾和生命的失重都在这里，让人倒吸一口冷气。《男女河韵》所讲的喊河风俗，则第一次知道，这在过去的阅读里很少见过。男女之间的风韵我们且不必谈，就乡人在其间的精神热力而言，是弥漫着强大的意志的。房山离北京很近，却也有如此满蕴力量的民风，对我都是一种阅读的快意。
　　我过去见贾平凹的小说写人狐之事，以及鬼的行迹，就感到有点奇怪。其实乡下人的世界，怎么能离开这些呢？《古炉》里的人和神的对话，写得很传神，不觉为假，真的让人心动。乡下的这些神奇的事物，乃精神寄托之所。中国的文化里的谶纬之迹，乃不是宗教的宗教，对世人的引力自不必言。乡土如果没有这些，记忆里的动人之所，就要消失大半。我在辽南生活的时候，遇到过类似的传说和故事。可惜没有什么人去记载这些，世间消亡的影像，比留下者要多之又多。
　　俄国人写乡下的生活，也以简朴之美为最。但影像中有神学的东西飘来，神异的东西多了。日本小说里关于乡下的记载，也多奇姿，旷远的庙宇里的钟磬声，和飘雪的松涛连为一片，清寂得神哉妙哉。我看过小泉八云所写乡下的传奇和鬼的故事，似乎浮世绘的一种，萨满教与佛音俱在，我们阅之有心神被洗的感觉。中国的乡土其实也有这样的味道，只是大陆的雄浑气更多，原始的野气和山川性灵难解难分，更有中土的浑厚罢了。
　　乡土的内涵太广，我们一时不好归纳。说世间有不同的乡土，其实也对的。汪曾祺的乡土和沈从文不同，孙犁也异于刘绍棠，各自在不同的世界。人在不同的地方，因风俗感受不同，笔下世界的风味也自然有别。我读晚明河朔诗派的诗人申涵光的诗文，见其写燕赵大地的人情世故，就有雄放之风，这和气质有关。到了孙犁这里，清寂而又冷峻，刚烈之气被纤细的生命体验所代替。同一地区的风俗，如此不同，认知的价值各异，我们所得的印象，也有迥异的色彩。如此说来，谈乡土的感受，还要因人而异。比如，同样是写黑土地的人和物，萧红笔落生花，而后来关于此地的小说散文多矣，我们却没有记住几个。乡土乃智者与仁者的所有品，发现之而不能描绘之，描绘之而非心解之，那么自然不得生根开花，只能是徒费笔墨了。
　　前些年有人说乡土已死，这话的根据何在，且不管它。但如果我们的世间，没了这些原生态的美，都被都市水泥的森林所覆盖，颜色也会锐减，声音可能更嘈，宁静之所隐去，美妙的清风何在？凸凹说自己写城里的事，有点不太自然，惟故土的一草一木，谈之可以顺遂心意，自如而快乐。现在的都市，丰富自然丰富，但草木的性灵甚少，不及乡野那么带有韵致。中国真的要珍惜乡下的一切，现代化的好处是生活便捷，但愿生态的一切更可唤起生命的内思。现在还有着这样记忆的人，是有福的。
　　关于乡土，一般以琐碎细微的片段而被人关注，废名留下的传统都是这样，乡土易因琐碎而显得细小。沈从文、汪曾祺都是这样，有点小桥流水的味道。他们画的是风俗图，或写意山水。当代的刘庆邦、阿城也是这样，纤细里的美跳动着悲悯的幽思。还有一些作家意识到精神厚重的重要性，写出不同风格的作品。我记得阅读李锐的《厚土》就有这类因素，许谋清《海土》中乡音的咸味，则把民间隐含深的神灵召唤出来。他们要写的是风俗的深的精灵，而非飘逸的东西。这样，文本的厚重就渐渐出现了。
　　但也有人不满意于这种厚度的展示，注重的还有开阔性。关于乡土的大气勾勒，是文坛另一道风景，乃一些文人追求的目标。陈忠实、贾平凹、阎连科、苏童都写过这样的作品。苏童关于民国乡下男女生活的描述，有一种油画般的感觉，大院里的幽怨和河谷里的冷风，吹动着宿命之帆，在缓缓地动着，仿佛是一种遥远的寓言，在河面上荡开去，微波涟涟，传递着神奇的情思。这就把白话作品的单一性引向了精神的幽深之所。有人把这些看成一种伟大的发现，但其实是不确的。现代文学里，其实有这类文本，比如李劼人的《死水微澜》《大波》，流动的就是史诗性的生活百图。作者在很久以前就意识到了此点，且有了自己的尝试。
　　李劼人虽译过那么多外国小说，可是他写作品却没有洋腔洋调，是有谣俗风格的。现在的小说家则上了翻译家的当，以为翻译的文字才是好文字。越是懂得域外的文化，越是知道怎样运用母语。李劼人的书，弥漫着蜀国的乡土气味，口语里的世界，是小镇与乡下清风的流转，味道是很浓的辣香，古风和流俗中的人间乱象，于此款款而来。我觉得作者的不凡，乃域外的对比中的领悟，于神秘中忽见真谛，连亡灵里的隐晦也被超度了。同样是留法的作家巴金，其写四川的小说，则与民风略隔，乃读书人的文本，西化的痕迹历历，那是精神过于主观的缘故。而这主观中不是对客体的凝视，流转的是信仰天地里的遗存，大地里的草香和街市中的流韵就消失了。
　　描绘风俗与乡情，要有气韵在。《死水微澜》里满溢着乡土和小镇的谣俗，颜色、服饰、声音、建筑，无不有蜀地的蒸汽，天下的黑白之界上演的是悲欢离合的长戏，似乎没有尽头。小说写闹市里的人声，很有特点：
　　赶场是货物的流动，钱的流动，人的流动，同样也是声音的流动。声音，完全是人的，虽然家禽家畜，也会发声，但到赶场时，你们却一点听不见，所能到耳的，全是人声！有吆喝着叫卖的，有吆喝着讲价的，有吆喝着喊路的，有吆喝着谈天论事，以及说笑的。至于因了极不紧要的事，而吵骂起来，那自然，彼此都要把声音互争着提高到不能再高的高度，而在旁拉劝的，也不能不想把自家的声音超出于二者之上。于是，只有人声，只有人声，到处都是！似乎一片声的水银，无一处不流到。而在正午顶高潮时，你差不多分辨不出孰是叫卖，孰是吵骂，你的耳朵只感到轰轰隆隆的一片。要是你没有习惯而骤然置身到这声潮中，包你的耳膜一定会震聋半晌的。
　　于是，足以证明我们的四川人，尤其是川西坝中的乡下人，他们在声音中，是绝对没有秘密的。他们习惯了要大声地说，他们的耳膜，一定比别人的厚。所以他们不能够说出不为第三个人听见的悄悄话，所以，你到市上去，看他们要讲秘密话时，并不在口头，而在大袖笼着中的指头上讲。也有口头上讲的，但对于数目字与名词，却另有一种代替的术语，你不是这一行中的人，是全听不懂的。
　　这个体验，在我的家乡也有，但声音之吵，还是蜀国为最，乡民的性格和经验的表达，自古亦然，今天也没有什么改变。作者写民间的生活，有趣的不只这类画面，对生老病死的仪式及礼节的勾勒，差不多是民俗的画图了。李劼人之于成都，仿佛老舍之于北京，其民风的感受庶几近之。不知道为何文学史对其有点漠视，我觉得就功底而言，李劼人是不亚于茅盾的作家。他的分量，当与老舍比肩。
　　这样说来，乡土也可以从大的历史图景里来展示存在。清风白水是一种存在，旋转的潮头也是一种存在，真的有不同的选择。这大概和作者的气质与修养有关，视野的大小也是有别的。贾平凹的《古炉》问世，就开一新的路径，将乡土的小说变得大而深。究其原因，是吸收了诸种传统的神灵之气，乃多样性审美因素的叠合，看出我们今天文学的气象来。我们且不可把废名、沈从文的笔调看成惟一的，乡土文学已经由山间茅屋之舍进入了浩茫的群山万壑，关于它的可能性，现在还没有到说完的时候。
　　陆机说，我们人所知者，不过沧海之一粟。这是悟道之言。人世间的踪迹千变万化，我们的作家所录者不过森林的一角，但即便如此，也规模可观。要是有人用心写一部谣俗表现谱，意味大概是非同寻常的，可能有我们意想不到的新的灵思。莫言有一部小说《檀香刑》，把山东的民谣写得苍凉痛快，有绕梁不已的快意在。他后来在《生死疲劳》里也写到民间的梦幻与信仰，幽暗里流动着大的情思。支撑其韵律者，均为谣俗之调。看来，百年的文学里，最动人的是民间的生生不已的泥土气，以及泥土上的风声与水声，它们替着无名的生灵在表达着自己的爱恨与喜怒，真的神矣妙矣。有时想想，文学没有了谣俗之美，历史的颜色则黯然了许多，未来的文学是否还有这样的谱系延续，那就不好预料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