坊间能见到讨论现代诗歌理论的书已经不少，现在曹万生教授又写出一种，书名为《中国现代诗学流变史》。这部著作有何新意？我看有如下几点。
　　一是系统清理中国现代新诗理论发生发展的历史。以往也有一些论著试图担负这个任务，但更多的是对不同阶段各种诗歌理论的归纳和描述，或者只是在批评史的流脉中给诗论一席之地，而曹著是专门对这方面历史经纬的梳理，整个新诗理论形成的轮廓得以清楚呈现了。
　　二是曹著格外看重“诗学”这个概念，希望从范畴论、形式论及流变论三个方面去处理新诗理论的历史资源，他坚信存在有一个新诗的“诗学”的体系，并努力去还原和展示这个体系，力图为诗论的阐说涂上较多的理论色彩。全书以范畴论和形式论为切入点，前者包括意象论、象征论、知性论、写实论、情感论，后者包括形式论、纯诗论、音乐论、格律论。分类很细，彼此交错扭结，似乎有点繁琐，但也可见著者在理论建构方面的用心。
　　三是在阐释新诗理论流脉，注意到各种诗歌理论观点之间的互相扬弃、递进、交错与组合，而论涉各家各派的言说和观点时，常有某些独到的见解闪现。
　　比如，书中为20世纪20年代“诗学”画了一个“正反合”的曲线。认为胡适是“正”，郭沫若是“反”，闻一多与象征派则是“合”。继胡适的“白话诗论”以后，出来郭沫若的“自由情感诗学”，把中国现代诗学放逐到“无诗形有诗情的时代”，这对于中国现代诗学的发展是一个彻底解放的时代。而闻一多的对中西理性主义的强调，对“三美”的强调，终结了新诗的自由主义时代，象征派对情感诗学滥情的定型，都让情感与诗形得到一个“中和”，让西方诗学与“中国现代汉语诗形”得到一个“综合”。以往学界虽然亦有类似的描述，但经过本书对“正反合”的分析，“初期新诗观念的形成与演变”的足迹更显清晰了。
　　郭沫若的诗论历来都是讨论很多的，曹著也很重视，其精彩处在于清理郭沫若一套独立的概念。书中论及郭沫若所说的 “节奏”，认为只指诗的内旋律即情感的韵律，也就是情感的起伏与强弱的变化，也称“情绪的吕律(律吕)”。郭沫若所说的“情调”即这种情绪(感)(含情绪的节奏、内在的韵律、情绪的吕律)的体现，他的“音调”(“声调”)，即诗的韵语、音顿、平仄乃至行、节等音顿的安排等。这些论述都比以往同类研究要深入。
　　还有，书中对新诗音乐性问题的讨论，也是一个重点。作者认为这是新诗诞生后新旧两派，以及新派内部争论最激烈的焦点问题，其实很多“诗学”问题最后都在音乐性问题上交锋并寻得共识。有关这方面的论述是有创见的。此外，该书探讨西方诗歌理论的译介对于新诗理论的影响，发掘了许多材料，梳理了源流和变异情况。如上世纪二三十年代对法国象征主义的纯诗理论的译介，以及后来对包括艾略特等在内的“知性理论”的引入，先后对中国诗坛及理论界如何产生决定性的影响，都有非常细致的厘析和清理。
　　值得注意的还有书中对梁启超诗论的青睐。1922年梁启超在清华的讲演《中国韵文里头所表现的情感》，对过去一般诗论研究关注不够，曹著却专辟一节给予论说，认为梁启超论诗中所提到的“新鲜的愉快”和“神秘的美”，要言不烦，切中肯綮，所引发的观点比后来许多诗论家都高明得多。
　　阅读本书时，我不时受到某些理论刺激，引发一些想法，也体会到曹著这种研究的难处。
　　新诗在整个现代文学的变革中充当了急先锋的角色，声势大，影响大，但整体艺术成就不大。而现代诗论随着新诗仓促发声，大都是经验性的，或者只是借用外铄，缺乏哲理支持，深思熟虑的东西并不多见(像朱光潜的诗论那样融汇中外的精品是很少的)。整理胪列各家各派观点是必要的工作，在此基础上，如何筛选、评判和定位，去粗存精，化繁为简，纲举目张，就是更高的要求。
　　另外，文学史上有些诗歌理论观点的提出，往往出于特别的历史境遇，只有结合历史状态以及相关的创作去分析，才看得清楚，如硬是抽离出来，评价就难免偏颇和隔膜。
　　所谓“诗学”，是关于诗歌创作、鉴赏与理解的学问，自然有其学理价值。但大凡成了系统的“学问”，虽条分缕析，头头是道，却也可能淹没和抹煞对诗歌的独特感受和灵性。诗歌创作、欣赏和评论都格外依仗个性、灵感等因素，线性描述和规律抽取的研究容易牺牲“文学的丰富性”。在追求历史叙述清晰性的同时，如何照顾到文学现象的复杂性与多样性，这实在是两难的事情。不过，曹万生这部“诗学”史在这方面是做了努力的，它毕竟增添了人们对新诗知识的了解，让人注意到新诗观念的形成及其困扰，了解新诗的站稳脚跟，除了创作上的不断创新，还有赖于理论上的支持，以及在社会接受与评价中不断塑造自己。这是一种贡献。
　　在学风浮泛的当今，曹万生花费多年心血，苦苦经营，写成这本书，令人感佩。关心新诗理论及其命运的读者，会看重这部书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