孔见的写作我一直注意，而且经常同他有交流，他涉及的领域非常重要。中国，尤其是汉区的宗教传统偏弱，一旦儒家的道德维系被动摇，人们就活得比较物质化，对心灵、信仰、精神这类问题关注不多，更多的眼光和精力表现为改造社会、改造世界、改造他人的冲动。这种改造不管是革命还是改革，如果没有精神价值观的支撑或者滋养，后果往往是可疑的。常有的情况是，我们解除了一种压迫，但受压迫者会变成新的压迫者，又去压迫别人；我们消除了一种不公，但新的不公可能如期而至，不过采用了一种新的形式。我们永远在反复的折腾和反复的煎熬。
　　我很赞同孔见的态度，把警觉和对抗引到我们自己的内心，把自己当作一种审视和改造的对象，而且是更重要的对象。如果我们能对所有的社会矛盾刨根问底，那么就不难发现，各种问题的病灶和基因都隐伏在我们每个人的身上。像孔见说的那样，当一个苦巴巴的“怨妇”或凶巴巴的“斗士”，不仅是改革和革命的避重就轻，而且总是使很多严重的事实被掩盖。很长一段时间以来，这种话题在中国备受冷落，因为指责别人总是更容易。
　　我到过印度多次，我相信孔见的书在印度可能进入畅销排行榜。但为什么在中国，“心灵”、“信仰”、“精神”这些话题总是更多交给了神婆巫汉和尚道士？拿中国和印度比，前者人均和总量的GDP都是后者的4倍多，但是国际民调机构测出来的幸福感，中国却比印度低不少。这是一个很奇怪的现象。我看到印度街上有一些孩子穿个短裤衩，全身脏兮兮，在街头巷尾打板球，玩得很开心。印度人的目光大多像小动物的目光，比方小鹿的目光，显得安详和纯净——这让我印象特别深刻。当然，那种安贫乐道的自我心理排解，也可能隐伏了某种文化催眠的因素，走过头了就是阿Q的“精神胜利法”。我们也许需要唤起他们的欲望，唤起抗争的热情和勇敢。但是另一方面，如果中国人穿金戴银以后仍然目露凶光，透出的只是焦灼和怨恨，让我们看得心里发毛，那也只能证明社会和文化有病。
　　孔见的阐述具有思想的广度和深度，所得到的社会关注和读者认知看来远远不够。他直指人心，却是学养深远，在西学和国学两方面都下了很大的工夫。就像我以前说过的，他有一种淡定和平常，经常能够举重若轻，化繁为简，就像朋友之间随意聊天，即便有深义，有险句，也大多藏在不动声色之处，创造了一种独特的语言风格。这样的当代作家，我还很难找到几个能够同他类比的。或许史铁生比较接近一点。他同样关注人生与心灵，但学术资源更偏重西方一些，包括关注基督教。周国平也比较接近，但他的话题更广泛、包容、务实一些，像一个面对大众的启蒙家。相比之下，孔见似乎热心于尖锐和艰难，愿意同古今哲人们较劲。
　　在很多人看来，哲学已是一个夕阳产业。如果后现代主义不无可取之处的话，那就是他们对形而上学的怀疑，至少在客观上推动了哲学回归实践。他们强调任何概念的“语境”、“上下文”、“历史化”，指出传统哲学的危险，就在于老是喜欢把很多问题抽象地展开讨论，比如说精神和物质、无限和有限、内修和外治……我们在上世纪80年代以来也看到很多中国人打这样的口水战，比如“平等”最重要还是“自由”最重要？是前者优先还是后者优先？这种仗是打不清的，其实也毫无意义。即便打出了最好的结果，充其量也就是“二律背反”：两者都重要啊，都好啊——说了等于没说。世界上可以有一百种“自由”，要看什么情况下、什么针对点的自由。比如脱离奴隶身份是一种“自由”；我不遵守交通规则，想随地吐痰，想到处泡妞——这是另外一种“自由”，与前者完全不是一回事。同样道理，“平等”也是有很多种，“市场”也有很多种，“精神”也有很多种，如此等等。伊斯兰极端原教旨主义也是一种“精神”，那种精神狂热下对世俗欲望强烈的鄙视、诅咒、压制，与我们所谈的“精神”能不能混为一谈？我希望孔见以后更注意把概念“历史化”。其实这也是我们老祖宗的传统，叫“因病立方，因事立言”。这样的哲学才是有活性的，才可能助推实践，有更多可操作的确定性。好的哲学一定是让人们更善于行动的，而不是让人们在行动面前更迷茫、更犹豫，更不知如何是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