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


　　后来人们聊起我二姨夫的死，总会说：那个怂货，膈应了大伙一辈子。活着讨厌，死也死得讨厌。
　　人问，他是哪天死的？
　　答：就去年特大暴雨那天，那雨大得，都上新闻了。
　　吾乡有一句歇后语：二姨夫——甩货。其起源似乎是晚近的民间故事，又似乎源于一段相声。不过姊妹弟兄里排行第二的，都不太伶俐。夹在中间不上不下，不如老大沉稳，又不比老幺精灵。唐长老的队伍里，二师兄是个呆蠢夯货。张爱玲：“二显得老实。张恨水的《秦淮世家》里，调皮的姑娘叫小春，二春是她朴讷的妹妹。”
　　我家二姨，小时生病救治不及时，差点死了，因此智力稍微欠缺一点。踅摸女婿的时候，恰巧有一户姓鲁的人家，认为自己家二小子怠懒无赖，也不大拿得出手。四位老人在大媒家里吃了一顿炸酱面，一合计，天造地设。事就这样成了。二姨遂升级为“鲁氏”，以不太够数的智商和只会炒土豆青椒的家政能力，懵然当上主妇，过起日子。后来有了我四姐(这个“四”是家族排行)。
　　每个家族里都有一块不成样子的脓疮。照我大姨和鲁家人的说法：我们扛着他们活了一辈子。
　　好，让我们来看看让所有人解脱的这一天吧。
　　死者呢？
　　推开门，你就能看见他。那天他一直躺在里屋的双人床上——其实还没来得及变成死者，不过已经死了九成九。他的足趾尖和手指尖都开始发黑，脸皮也成了牛皮纸的颜色。生命力犹如茫茫雪原里一点火星。
　　他距离抵达终点，还差最后一口呼吸。那口呼吸悬吊在他口鼻之间，像一根小锯条在绳索上来回拉锯。
　　所以我们暂时叫他“将死者”吧。将死者的未亡人鲁氏(我二姨)，该年57岁，痴肥，脸皮黄肿，做过乳腺癌手术因而一边手臂不灵便，一只眼失明，走路缓慢摇摆如鹅。
　　从昨夜开始，当她明白丈夫就要变成亡夫，她就不肯进那间屋子了，让她女儿给所有可能过来的亲眷打电话，说，快不行了，估计过不了一宿，大伙明天早晨过来吧。
　　那天早晨七点半，她眯着一对红彤彤的眼睛，心平气和地给第一个到达的人开门，从此便把宽大的臀部安置在客厅的破沙发上，不再动弹了——后面的人再来时，第一个到达的人自然去开门。
　　第一个到达的是她50岁的三妹妹(我母亲)。她从城北郊区搭第一班五点半的公交车过来，书包里装着雨伞和塑胶雨靴，进门第一句话：已经走了吗？
　　还没有。鲁氏指一指卧室门。
　　我母亲绷紧的眼皮眉毛都放松地耷拉下来，她小心地把门推开一条缝，瞅了一眼，像里边冒出一只虫子蛰了她鼻尖一样，脖颈往后一缩。
　　她问姐姐，你吃了什么早点？
　　她姐姐忧愁地瞧着她，我哪吃得下。
　　我母亲闪进厨房，又迅速闪出来，看看天色。电台说今天有大到暴雨，你瞧他挑的这个时候！活着讨厌，死也死得讨厌。大伙可能都快到了，我赶紧出去，趁没下雨买点菜，买点吃的，人来了不能吧嗒嘴干坐着啊。
　　又问，你闺女呢？
　　去街上洗照片了。
　　她三妹点点头，到电视柜里摸着茶叶罐，晃一晃，转身出门采购。她买了菜、肉、茶叶、瓜子、花生、白酒、玉溪烟。然后挽袖子进厨房发面，准备做手擀面，并不时去应门铃，给人们开门。
　　八点半，鲁氏的女儿(我四姐)洗照片回来了，先进厨房叫了一声“三姨”，哎，三姨发面哪，我打小就爱吃三姨的手擀面。
　　我母亲挓挲着两手，扬起肘子，拿上臂蹭去额角汗珠。照片洗出来了？
　　洗出来了。今天因为要下雨，好多店都没开门。我洗了12寸和14寸的。
　　去，去看看你爸爸还在不在。
　　哎。
　　雨还没下来，有云峻急地移动过去。亲属们在一个小时之内陆续登门。去年夏天，北方几个城市都经历一次持续的大暴雨，甚至因为道路积水排放不及，有人淹死在了道路中央的车子里。据说即将到来的这场暴雨，跟去年的规模不相上下。因此走进来的人们脸上都有点悲壮的气氛，谁知道这场雨会有多危险呢？冒着这种危险来为人送终，堪称壮举。
　　大家先跟鲁氏打招呼，然后都到里屋去站一会儿，凝视在床上艰难喘息的将死者，提前预演不久之后要到来的遗体告别。
　　很难说我二姨夫在这天早上9点的时候到底还有没有意识。他的眼皮有时会掀起一条细缝，里面露出眼白，像要醒过来似的。谁都能看得出，他一秒比一秒更像一具尸体。
　　当屋里过于安静的时候，能听见他的呼吸在合不拢的牙缝间拉拽，吐出来的时候像气球漏气，吸进去时又嘶嘶作响，像蛇吐芯子那种声音，人们不自在了。有人开口试着喊他，又自言自语地说，他能听得见吗？
　　人们虚着脚后跟，拿脚尖找地，一个跟一个地鱼贯而出。最后一人轻轻把门带上。
　　连他的妻子女儿在内，所有人都默认他不值得被送到医院去。不过他们是这样说的：要抬到救护车上，让人家抬头扯脚，说不定还要插胃管、气管切开什么的，太受罪了。
　　对，还不如就这么走，多爽快。
　　上午10点，人都齐了。鲁家人都没来，说是知道有特大暴雨，不敢出门，等火化那天一定去。我们家亲戚比较寥落，两条沙发，四个折凳就够坐。男人们抽烟，女人们嗑瓜子。缭绕烟雾里，可以很轻易地判断出哪几位是血亲，哪几位是姻亲——根据墙上的照片，根据他们眼睛下边家传的眼袋和耳廓的独特形状。
　　最后一个到达的是我大姨的女婿，大姐夫，邻市的市稽查大队队长，他开来的车停在外边，白车身上印着单位的字号。其实他和大姐都有车，不过公车的油钱能报销。
　　他一进来，笑声雄浑，用场面人那种声调和表情把长辈依次喊一遍，同时伸出肥厚手掌，依次拍击同辈几个妹妹的肩膀，很有点蓬荜生辉的气氛。
　　他去楼道抽烟的当儿，我母亲站在窗口，把他停在外边的车打量了一会儿，说，现在不是不许公车私用吗？
　　大姨先是有点离题地说，据说他又要升了，升副局。又说，人家大老远费神费油地来一趟，为了一个不三不四的“二姨夫”，也够屈尊了，咱就别提这茬儿。这眼瞅要下雨了，他这车不怕淋？
　　我母亲说，又不是他自己的车。
　　其实要紧的是这个女婿不是头婚，是二婚。二婚的女婿，就跟过继的儿女、续弦的老伴一样，很多话只能说一截咽一截。
　　将死者与未亡人的女儿(我四姐)20多岁，初中勉强毕业之后，上了技校，四处打工，没到20岁就跟打工时认识的一个比她大一轮的男人有了小孩，然后结婚，两年后离婚。折腾完这一通，还没满25岁。
　　她一向是家族中的“黑羊”，每个人都比她过得好，每个人都有资格居高临下地劝诫她几句。惟独在这一天，因为她在理论上需要承载更多的哀伤和责任，起码在这一天，人们得尊重她，安慰她，注重她的情绪，必须把她当回事。她竟也脸上有了些光似的。父亲的死亡让她总算有了被当回事的机会。
　　只可惜，人们付出的只是一种看悲剧的观众用来滴湿手绢的同情和哀伤。
　　其余一些亲眷，是大姨二姨我母亲的女儿儿子女婿准儿媳，有人是工会女会计，有人是小饭馆老板，有人还是在读研究生。你能看得出他们坐在一起强颜欢笑、寻找话题的困难。



　　2


　　天空乌蒙蒙的，分不清是日是夜。这房间被暴雨前的潮湿胀满。瓜子已经吃下去一斤了。人们被迟迟不来接班的死亡困在屋里，百无聊赖，隔一会儿就看一眼窗外的天空，推敲暴雨来临的时辰。
　　他们把刚印出来的照片拿来鉴赏。那上面的脸20来岁，一头夏天树冠似的茂盛头发，圆瞪的双眼，就跟老舍描述祥子似的，“没什么模样”，还处于混沌和成型之间的状态——绝大多数男人要等待家庭和子女的束缚给定型。非说有点值得看的，只有那点年轻带来的精神头儿。
　　二姨解释说，那是他刚进建筑公司的时候单位给照的。
　　这就说到了二姨夫的工作：建筑公司。那位簇新的女婿不熟习家里掌故，问：二姨夫是干建筑的？听说后来是工伤退下来了？
　　大姨响亮地说，什么工伤？让人搡下来的。
　　推他下来的人是他的工友搭档，据说该人平素是个闷罐子，待人也挺好，老婆给带了红烧带鱼，他先举着饭盒让大伙一人夹一块吃。可我二姨夫就让人讨厌到了这个程度：两人搭伙在脚手架上干活，那人从背后把他推了下去。
　　脚手架才二楼高，摔不死，只摔断了一条腿。二姨夫时年27，妻子26，女儿2岁。从那之后他就再也没工作过。单位不得不养着他，养到死。那条腿其实几个月之后就痊愈了，但之后十几年间他去单位领工资，都会把拐找出来拄上，特意地瘸着进大门，点头哈腰地跟每位前同事打招呼。
　　大姨又响亮地哼了一声，现在知道为什么他都快咽气了他们家也没一个人来看他吧？我们今天来，全冲我二妹的面子。
　　母亲看看表，下厨房去做饭了。大姨和二姨把照片搁进相框，装一碗米，插上三炷香，但并不点燃，有人拿了四个苹果过来，堆成宝塔状。大姨后退一步，打量着说，好，蛮好！二姨也说，蛮好，蛮好。
　　人们喝茶喝干了好几暖壶水，肠子刮得颇思肥甘，因此聊到了酱肘子也是应有之义。大姨说，你们姥爷最会做肘子，在老家家族聚餐的餐桌上，一定要有一道酱肘子。用京东八县的猪肘子最好。那地方水土好，养的猪都黑鬃毛，耷拉耳朵。酱呢，放甜面酱和豆瓣酱，一样放一半，炖的时候一定要放酒，花雕酒最好。
　　二姨说，放加饭酒也挺好。
　　大姨说，不不，必须花雕酒。
　　二姨说，我亲眼看到咱爸爸好几次做肘子时放的是加饭酒。
　　大姨说，那是因为没买到好花雕。
　　忽然有几秒钟没人说话，肘子的话题眼瞅要凉下去，那位女友第一次开口说话，我妈在家做酱肘子，拔毛就要拔好久，然后去掉骨头……
　　大姨连连摇头，不不不，可不能拿掉骨头，有骨头才有骨髓，有骨髓才有香味，那是特别的不一样。
　　这时里屋忽然有些异响，大家倏地安静下来，一瞬间几乎能听到窗外风推着乌云走的声音。那声音“嘭”的一声，“嘭”的又一声，像是在拍打床铺。大姨对着四姐一摆下巴，去，去看看你爸爸怎么回事。
　　四姐进屋去，又出来。面色有点惊慌，说，我爸爸怎么好像要吃东西？他一边拍床，一边冲我直张嘴，这样——她下巴快速张合两下，学她爸爸讨要食物的样子。
　　人们面色或阴沉或惊诧。要吃东西，也就是一时死不了？
　　我大姐夫扬起肥厚红润的巴掌在空中捺了两下，没事没事，我爸爸临死前一个小时也这样，这就是回光返照，这就是！
　　“一个小时”这词让屋里的心又都掉回原位。我母亲不知什么时候站在门口听着，压低声音像是怕里屋的将死者听见似的，说，那咱们还给不给他吃？
　　大姨说，吃什么吃？吃进去不也是个烧？他再吐，或者拉，谁受得了？
　　我母亲说，你说得对。那我下面条了，5分钟咱就吃饭，打卤面，黄瓜、京白菜、豆角是菜码，怎么样？
　　都说：听着就香！
　　人们站起来收拾瓜子盘、水果盘、茶杯，有人去厨房搬碗筷，有人去洗手。我二姨安坐在沙发上不动，等着大家把餐桌搬到她面前。
　　热面过了凉水，盛在搪瓷盆里拿上来了。大姨用公筷主持盛面，人们和谐地传递一个一个面碗。最后一碗面被浇上卤，堆上菜码，搁到那张照片前边去了。
　　卤子里有黑木耳、黄花菜、腐竹、豆干、肉丝，勾了亮芡儿，虽不如憧憬之中红亮晶莹的酱肘子，但饥者易为食，人们还是吃出一片香甜的呼噜呼噜声。
　　我母亲收拾完厨房，出来坐下，笑着问大姐夫，局座，你吃惯了高级馆子，再吃我们这粗面，不嫌弃吧？
　　不嫌不嫌，您这打卤面比馆子里几百块一碗的还香。咱家有蒜吗？
　　我母亲说，有有有！起身去拿蒜。半辫子蒜拿来了，人人伸手。于是呼噜呼噜之声中，又添了嚼蒜的咔嚓咔嚓。大伙都努力制造蓬勃热火的生之响声，像要把什么不祥或是阴沉的气氛压制下去似的。
　　就在呼噜呼噜和咔嚓咔嚓之中，屋里传来的、将死者造出的“嘭嘭”声逐渐弱下去，最后终于停止了。
　　饭后，我大姨要去洗碗，她的准儿媳立即起身，妈，我洗碗我洗碗。几个男人开始互相点烟。我大姐夫一声不吱地推门出去，到他的车里，拿回一条软中华，笑嘻嘻地往桌子上一扔，立即把我母亲买的玉溪比下去了。
　　有人装作不在意地溜到卫生间，把手里刚点上的玉溪摁灭，再过来涎着脸拿来一盒软中华，颠来倒去地研究，往手心里磕出一根，叼着点上，深深吸一口，嘴里说解嘲的话，喝，咱也尝尝软中华，味儿好像确实不赖！
　　有人进去看了一眼。似乎是几个女婿中的一个，又似乎是将死者的女儿，说，那什么……好像屎拉在床上了，咱要给他换换吗？
　　似乎是二姨，又似乎是大姨，说，算啦，别麻烦了，等彻底那什么了，再给他整个擦洗换衣服。
　　有人问，快了吗？
　　看了一眼的人说，快了，我估计一小时之内。
　　又有人往窗外看一眼，说，雨也快来了。
　　这时远处天上起了雷声。声音就像天花板上一个大铁球来回滚动。
　　大姨从自己书包里掏出一卷白纸，说，老四(我四姐)，去厨房找面粉打点糨子，贴门报，门洞口、楼梯口、家门口，都贴。
　　人们拿过纸卷子，看那“恕报不周”四个字。
　　大姐夫说，嚯，您这手毛笔字，还真不赖。这是标准颜体呀，颜真卿的“多宝塔”，对不对？
　　大姨说，局座的眼睛就是亮。
　　另几个人过来搭讪，您什么时候开始练字的？
　　我母亲搭话说，她上老年大学练的，才练两年，就有一幅字选上校内书法展了。咱家有艺术细胞的遗传，是吧姐姐？
　　又有人说，其实现在电话短信微信那么方便，哪还有“不周”。
　　大姨说，我也不想写这四个字，你们听过相声《白事会》吗？写门报写的是“苍天有眼”。
　　大家心领神会地笑成一片。
　　我母亲端着一炒勺糨子，领四姐出去贴门报，好几个人背着手跟出去观看。
　　女眷们乱纷纷收拾了桌案，又把瓜子和水果盘子搬出来。
　　大姨咬着烟，推门往屋里看了一眼，像防备里头会钻出蛇来一样砰的拽上门，哎哟这味儿。
　　我二姨说，整床褥子、他的衣服都会烧了的，我是一点也不想留。
　　众人附议道，对对对，不留，绝对不留。
　　大姨跟四姐说，老四，装老衣服和被褥也该拿出来了。
　　我们这儿把寿衣叫做“装老衣服”，装是装殓的意思，规格一般是“五领三腰”，五件上衣，三件下衣。四姐把一个布包袱从阳台拖过来，解开，大家从各个方向探身，看着大姨和我母亲检查那些衣服。
　　某个姐夫说，穿这么多层，也怪麻烦。
　　大姨说，岁数越大，老衣服穿的越多，还有给穿十一领九腰的。穿这么多倒不是为别的，是因为以前人死了得在家里“停”好些天，等远道的亲戚赶过来祭拜，尸首烂出汤水，不光气味不好，从棺材里流出来也不好看。多穿衣服，就能吸水分。心肝肠胃都在上半身，烂得快，所以上边的衣服更得多穿。
　　大家听进去的每句话，都联想着几米之遥、一门之隔的将死者，脑中画面都有些不妙，脸色也不妙起来。
　　我母亲轻轻打了大姨胳膊一下，姐姐，你不能说点别的？
　　大姨问我四姐，衣服领子都撕开没有？
　　四姐说，撕开干吗？
　　大姨环顾一周，说，不懂了吧？扣子、褂子、领子，谐音是把子孙扣上、挂住、领走，忌讳啊。撕开个口子，就破忌讳了。



　　3


　　有人出去倒垃圾回来，说，掉点儿了！这是我们那里的俗话，就是下雨了的意思。
　　之后的一个多小时，大家自发地两两一组聊天。大姨的准儿媳问，那，二姨夫后来就再没工作过？
　　啊，是啊。
　　很难想象一个人从27到60岁什么也没干过，但凑巧二姨夫和他的妻子就是这样一对夫妇。我二姨夫跌断腿之后一年半，我二姨也出了工伤，她是汽水厂的职工，被摔碎的汽水玻璃瓶割断了手指一根肌腱，被定了伤残。自那之后，两人惟一的工作就是在家带孩子，然后每月去两个单位领工资。
　　这倒让鲁家和我姥姥家都松一口气，国家接手把两家的心病养起来了，国家真好。
　　二姨夫很俭省，俭省到了常人难以理解的、自虐的程度，他长时间吃白饭只就咸菜和腐乳，长年只穿几个姐夫和哥哥穿旧的衣服，长久不洗澡，嫌费水。因此每次他们一家三口到亲戚家吃饭，人家都憎恶他脏，让他坐木凳子。我一直记得小时家里过道的犄角上有张破折凳，只要二姨夫来吃饭，我的任务就是去搬它。据说他自己亲哥哥亲妹妹家甚至不让他上桌，而是单给他盛一碗，让他一边吃去。
　　大姨说，反正我每次都让他上桌吃饭，不冲别的，也冲着我二妹的面子。咱家从来不歧视他。
　　四姐说，这半年他瘫了，都是我给他喂饭，用塑料管往胃里打，有时打着打着，他就哭了，哭的声音特别难听，哞哞的像牛叫。
　　她又说，我就记得小时候他老给我买鸡腿。
　　大姨喷出一口软中华的烟雾，说，是啊，你姥姥你妈妈咱们全家人都在旁边，他就把鸡腿杵进你碗里，谁都不给，眼里谁也没有。
　　似乎是我四姐，又似乎是另外某个人，推门看了一眼，回头说，走了。
　　屋子里静了一霎。人们的表情像是洗冷水浴时第一束冷水打到身上，意料之中地一激灵。
　　然后大家就像上好发条一样，都各自起身，跺跺脚，把缩在小腿上的裤子跺下来，整理衣服。
　　只有我二姨安坐在沙发上不动弹，右手捏着左手的衣袖，在眼角按了按，咕哝说，到底还是冒雨走的，可得挨淋喽。说着她往窗外的雨地里张望一眼，好像目送丈夫的魂儿走过去一样。
　　人们鱼贯进屋，大姨的准儿媳走在最后。果然是死了。五官、头发甚至姿势都跟半小时前没有区别，但明显那已经是一具尸体。组成身躯的也不再是皮肉，而是木头、蜡等材料。他曾作为活人长久地丑陋着，长久地被嫌恶，而现在他有了新的丑陋的面貌，和新的被嫌恶的原因。
　　才几分钟，屋里的气味已经完全不一样。人们像面对着一口黑洞洞的井，井里没有水，只有酿造臭气的淤泥。有人忍不住抬手捂住鼻子。有人举起手机，咔嚓，拍了一张。
　　殡仪馆的电话号码是事先查好的。大家都默认跳过在家停放、守灵的过程，直接抬走完事。我四姐把遗照前的三炷香点燃了，然后也给自己点了一根中华烟。
　　雨丝粗起来，很快就有了暴雨的气势。大姨、我母亲和四姐关上卧室的门，给死者换衣服。剩下的人站在窗口抄着手看雨，有人说起去年那场特大暴雨，好多人愣能把水摩托也开到大街上，还有划双桨充气船的，还有在步行街逮鲫瓜子回去吃的，还有拿大澡盆装着小孩放水上漂的……大家都哈哈哈哈哈。
　　两个小时之后殡仪车到来。工人们猫着腰从车里跑进楼道，下半截裤脚就湿了。人们围上去，司机嘟囔道，偏选了这一天上路，也是够不长眼眉的。
　　全家人跟着一起道歉。大姐夫拿两盒软中华递给司机和副驾驶，您抽根烟。大姨说，您算说对了，我们家这位祖宗，膈应大伙一辈子，活着讨厌，死也死得讨厌。
　　人人敬佩我大姨总结得精辟。这就是我二姨夫的盖棺论定。未来他将跟这句话一起，无数次被家族中的人提起。
　　来人带着绿色的塑料布和绳子，包裹、捆起死者，抬到灵车上去。雨水像鞭子一样疯狂地抽打在绿塑料布上。
　　送走了灵车。大姨不顾大家的反对，抓紧时间带着准儿媳冒雨去超市买猪肘子，一定要让全家人尝尝家传手艺。晚饭时候大家终于吃上了酱肘子，加豆瓣酱、甜面酱、花雕酒的酱肘子。雨在晚饭时转成了大暴雨。暴雨下了一整夜。那晚上大家都没走成，所有人在二姨家的地上和沙发上睡了一宿。二姨夫躺在数公里之外的铁盒子里，浑身结满霜花，里屋的双人床始终空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