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初，中国诗歌现代性问题学术研讨会在京举行。此次研讨会由首都师范大学诗歌研究中心、文学院和北京大学中国新诗研究所共同举办。与会的80多位诗人、诗歌批评家围绕“如何现代，怎样新诗”的主题展开研讨。

　　中国新诗的诞生与发展始终伴随着人们对现代性追寻的脚步，因此有人提出，应该以“现代性”作为新诗评价的一个标准。但“现代性”的含义却是模糊的。诗评家谢冕认为，“现代”是相对于“古代”、“传统”而言的，因此现代性首先是一种时间意识。就新诗的诞生而言，我们就要像朱自清说的那样，在诗歌创作中“寻找新世界”、“学习新语言”。

　　在对现代性的探索过程中，中国诗人始终在思考着这样一个问题：如何面对西方诗歌与古典诗歌这两种传统。诗评家罗小凤认为，追寻现代性，并不意味着与传统决裂、对立、断裂。比如，废名、卞之琳、林庚等现代诗人，试图通过对古典传统的再发现，探寻新诗现代化的独特路径。诗评家孙绍振谈到，当下诗人应该加强对古典诗歌的研究，挖掘汉语诗歌的丰富可能性。在中国古典诗歌中，决定五七言诗行韵律性质的，并不是诵读时停顿(“顿”)的数量，而是其结尾的“关键结构”。中国古人将汉语了解得这么透，我们现在却“食洋不化”，不深入汉语的内部进行研究，值得反思。

　　谈到新诗的特点，诗评家吴思敬认为，“自由”二字是对新诗品质的准确概括。诗人的心灵自由与否，直接关系到诗人的人格能否健全地发展，诗人的想象能否自由地展开，以及最终能否写出富有超越性品格的诗篇。诗评家杨匡汉也谈到，现代诗人须有心灵的自由与独立，真诚地面对自己的生命体验，在作品中提供与现代人生存有关的新鲜感觉。这种自由不仅体现在创作主体的心态上，还体现在新诗的形式本身。诗歌翻译家汪剑钊认为，从中国诗歌漫长的发展历程来看，诗歌写作是一个为自由而来、逐渐向自由趋近的语言行为。新诗摆脱了平仄、押韵的束缚之后，以自由的形态呈现出一个崭新的精神空间。评论家陈太胜提出“散文化”、“以思考代替抒情”是新诗发展的一个重要方向。这一观点也得到多位与会者的认同。

　　对于新诗如何抒写现代性困境、城市经验的问题，与会者也给予了关注。诗人骆英说，当下社会非常具有活力，同时也伴随着很多问题。面对这些现代性困境，诗人不应该抱着一种虚无主义的态度，而应该用直抵人心的语言向生命终极发问。诗评家苏君礼说，对于中国的城镇化进程，诗人应该有所回应。抒写城镇化进程的诗要表现出人们的兴奋、焦虑、紧张、魅惑、茫然等复杂心态，它必须以捍卫身处现代生活节律中的人的个体生命意识和独立人格为前提。它是一次面对灵魂的缠绕和诘难、困顿和警觉，是将现实世界、经验世界和超验世界进行打通。

　　“如何现代，怎样新诗？”这样的命题只有通过一个个诗人的探索与实践才能加以回答。好在诗人群体从来不缺乏探索精神。诗歌批评家王士强说，新世纪以来，集体性、大规模的先锋诗歌运动已经不复存在，但是诗歌的先锋性仍在，而且更为内在、多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