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大秦帝国》中，上述两种历史剧的特点都有呈现，但都不能由这两者做现成的规范。可以说，它是上述两种历史剧的一种新的综合形态。这部文化历史剧致力于阐释一种独特的中国文化精神，一种在当前中国文化中处于弱势或被遗忘地位的、秦朝故地蕴藏的地缘文化精神。这种秦地文化精神的独特地位和作用表现在，按照编剧孙皓晖的说法，“大秦帝国所处的时代是中国五千年文明史中最重要的一个时代”，“大秦帝国是中国文明的正源”。他的写作意图，正是要阐发这种文化精神和文明正源。在他和制作团队看来，一方面，汉代以来的正史编撰已经对大秦帝国的文明正源身份肆意抹黑了，另一方面，民间野史对国民心理的扭曲就更加严重，导致“暴秦”等负面罪名紧紧压在秦人肩头，大秦帝国作为中国文明正源的万丈光焰竟离奇地变形了。这部文化历史剧的自觉使命，正是要走出这一“中国文明的悲剧”困境，重新激活沉睡的中国文明正源。

　　《大秦帝国》阐发的秦地文化精神，应当是与齐鲁文化精神、楚汉文化精神、唐文化精神等不同而又堪与媲美的地缘文化精神。或者说，这部文化历史剧力图阐发一种堪与儒家、道家、兵家、农家、墨家等文化精神相媲美的秦地法家文化精神。这种秦地法家文化精神的特点在于粗朴而刚毅，其代表性颜色是黑色。与此相对，齐鲁文化所代表的儒家文化精神的特点在于文质彬彬、刚柔相济等。在这个意义上，这部电视剧所做的有点类似于黑格尔主义的“世界理念”建构，是要从淹没无闻的中国秦代历史中搜寻法家文化或秦文化精神；它又有点类似于斯宾格勒在《西方的没落》中演绎的文明及其盛衰理念，执著地要唤醒早已沉睡的秦地文化之精魂。它可以说是黑格尔精神与斯宾格勒精神相融会的一种形态。

　　这是继以往的旨在发掘历史中的风尚意味的风尚历史剧和旨在阐发历史中的政治意味的政治历史剧之后，开拓出的一种旨在挖掘历史中的文化精神的历史剧。从这部电视剧，可以概括出文化历史剧的一些基本要素：第一，文化主导历史，首重历史的文化性。这就是让历史叙述从属于文化精神演绎。整部历史剧的故事叙述都在致力于阐述秦文化是中国文化正源的理念。第二，挑战已有历史观，推崇历史的自反性。整部剧突出历史的自反意识，敢于质疑和反驳现成历史观，坚决把早已被淹没或批判的秦文化精神重新发掘出来。为此，编导做了一系列改动，例如把商鞅之死改成主动赴死，成就法家的崇高形象。第三，古为今用，突显历史的当代性。历史叙述在这里成为当代文化建构的一面镜子。编导试图为当前中国文化建设引入秦文化资源，以便为全球化时代中国文化软实力的提升寻求一种古典支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