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望子写作的历史可能有二十多年，不温不火，却我行我素，这么沉得住气，还真是让人佩服。偶尔我会接到他的电话，好像从江苏某个神秘地界打过来的，听到他的声音，说话的语调、语气，还是和十多年前一样，我总会觉得时间没有变化，90年代初的那种文学气场还在。

　　 我最早注意到罗望子是在90年代初，1991年，罗望子在《钟山》发表《白鼻子黑管的风车》，以舒畅而富有反讽的笔调，对城市和乡村进行一次二元对立的描写，乡村景色随着那种抒情气氛而不断流入城市，这是一次对城市的顺便嘲弄，可以看到罗望子对城市一直有着敏感的意识。对城市的嘲弄－－乃是一种更加切近后现代性的“都市意识”，它与当今中国处在巨大反差和错位状态中的都市情境可能更加贴近。这种叙事不再对城市进行独断论式的质疑，也不再怀着现代性的恐慌试图超越城市，而是在对城市进行表象的拼贴中完成一次快乐的书写。那种乡村情调和城市意象，是当代小说中所少有的，我一下就被它吸引住了。

　　 随后，又读到罗望子的《婚姻生活的侧面》（《花城》1993年）再次讲述了一个小人物如何在城市中生存的故事。我也注意到罗望子试图对城市生活意象进行拼贴，他不再想讲述一个完整的城市故事，而是去呈现城市人情感生活的侧面。城市生活在这里被“婚姻生活”加以重新规定，以家庭为单位而构成城市的组成部分。城市生活是如此硬性地给定人们以狭窄的空间。象那些从偏远地方进入城市的人，如何能在城市中找到位置呢？他的心如何能在这个并不属于他的城市安定下来呢？罗望子书写了城市对人的诱惑，对人心的重新塑造，不可遏止的对此在的超越，当代人不断把自己推入生存的困境。

　　 罗望子一直在书写城市经验，就此而言，他即使不是独辟蹊径，也是持之以恒。中国当代文学一直为缺乏城市经验所困扰，当代小说在乡土叙事方面十分发达，几乎是超级发达，但面对城市经验却显得极其稚拙。这与中国几代作家的阅历背景有关，也与城市经验需要更加复杂丰富的思想触觉相关。可能从更深远的背景上来说，与中国没有经历一场类似以赛亚·柏林的所说的深远的浪漫主义运动有关。但所幸有罗望子这样的坚持不懈的作家在探索，在寻求当下城市经验的新的可能性，或许还未必有惊人之作出现，但这些作品无疑指证着当代中国城市小说的一步一个脚印的痕迹。

　　 罗望子近年的小说写得更加自如，更加有质感，失去了宏大的历史叙事的背景，罗望子面对的城市生活只是一些片断，一些场景，一些没有历史由来的小人物，他能经营的就是当下的小叙事。但他能把生活最真切的那类细节与虚构的故事融合在一起，小说显得丰富而充沛。《鼻子》写一个从事各种行当的城市小人物俞家书，后来成为调香师，因为信任一个美女，秘方被别人窃取，丢掉了工作。香水师俞家书最后以割掉鼻子，以黑纱蒙面，却也坦然面对生活，只是有些惆怅看着到访的朋友和熟人的背景。这里也没有什么大悲大恸，没有什么惊天动地行动，有的只是日常生活，职业工作，艳遇，男女的吸引与背弃，在如此日常性中展开叙事，无疑有相当的难度，但罗望子的叙述从容不迫，一点点进入人物的内心，展示出生活的那些障碍和死结。

　　 罗望子小说有相当多的篇幅描写了农村人或小地方人进城的遭遇，他的小说始终关切小人物的命运。这些小人物也是一些边缘人，他们生活于城市边缘。罗望子的关切角度并不去写小人物的深重的悲剧，而是写他们投身于大时代寻求个人机遇而面对的困境。这些都有相当强的生活真实性，因而罗望子无须做过分强硬的虚构，只是写出小人物的苦涩，当然也有小有成就的喜悦和无奈。《非暴力征服》也是一部写小人物在城市中奋斗挣扎，小有成功而后又迷离的故事。针灸师干过推拿，竞争激烈，只好转而学针灸，他完全是半路出家，自学成才，其实是江湖郎中。为生活所迫，不得已，他开了一个小诊所，却生意很好，女人们蜂拥而至，请他做针灸。这就是当今城市的生活，一切都是半成品，但人们也乐乎于其中。罗望子试图揭示小人物在大时代的生活状况，他尤其注重去表现当代城市生活的浮华与虚假性，但人们在这种虚假性里生活得自足且乐此不彼。

　　 不过，罗望子也有很用力表现小人物内心骚动不安的小说，《人人都想抢银行》，这篇小说就是如此。于家书（人物名字与《鼻子》略有相同），是个硕士研究生，生活实在平庸乏味，他周围的人更是如此。那些经济学家、法官、律师、美女秘书、审计员、登山队员、狱警、税务员、小报记者等等，聚集在兔哥周围，因为要摆脱平庸，做点惊人的事，给同事看，给老婆看，给情人看，或者给自己看，就想到“抢银行”，个个像模像样，各有各的说法，多少大同小异，但都别出心裁。这篇小说的构思当然极为夸张，它以漫画化的形式来表现当今城市生活的浮夸与无聊。小说中出现几个女人，小离和呢喃，还有陆忆，让人搞不清她们的真实身份，她们是三陪小姐？还是大学生或高级秘书？色欲已经不能让当代人满足，只有更离奇和荒唐的行动才能让人们得到满足或停息。于家书在兔哥安排下当上了押钞员，当然，结果是另一种意外，于家书意外地成为反击银行抢劫的英雄，他腿上的伤痛成了他英雄的证明。这篇小说表现的是另一种城市经验，罗望子更乐于在虚构的空间里，来表现城市生活的空心化，除了情色，城市生活还有什么东西能让青年人平息呢？能让生活抵达真实的意义呢？这是一个社会问题，也是一个哲学问题。

　　 罗望子的作品其实风格各异，故事也丰富多彩，这里无法一一论及。我以为，罗望子小说中最为独到之处在于他把乡村经验介入城市经验，或者说总是在城市经验中插入乡村经验，二者总有一些差异和潜在冲突。以上几篇小说都可以看到这种关系。在写到这些片断或故事时，罗望子感觉相当精妙，那些淡淡感伤或心里的伤痛，都显出人物情感多样层次。而略微的荒诞感和随意的反讽，也使罗望子的小说有一种内敛的锋芒。

　　 当然，罗望子的小说总体上写得平实，似乎缺乏尖锐的东西。他也不习惯于在制造奇观性和表象的拼贴中隐藏一些更为锋利的东西，不能不说经常使他的小说显得有些平淡。尽管深度性的意味很难构成当今城市小说的叙事要旨，但是城市小说无疑也需要力度，即使是对表象的拼贴式的叙事，同样可以表现力度。

　　罗望子也只能以他的方式去写他理解的城市经验，他不写那些剧烈的社会对立和内心冲突，人物只是陷入某种生活困境，没有什么不可逾越的绝境。例如，他的作品较少写到死亡，死亡也不是他的小说中的一个必然要抵达的高潮。他的小说似乎没有硬核，也不期待高潮，而是在生活日常性和庸常化中，来呈现当代生活的各个侧面，呈现小人物的悲欢与愿望。也许罗望子这样的叙事，更切近90年代以来的“小叙事”，宏大历史叙事终结之后，回到现代城市经验，回到理性和法制的社会中，人们的生活究竟如何？如何书写当代生活的本质？这其实一直是当代小说面对城市生活时的困窘。

　　　 90年代的中国是一个大众文化迅猛扩张的时期，中心化价值解体，文化不得不走向多元化。这种文化情境甚至使八十年代后期的那些稍为偏执的前卫立场都难以持之以恒，没有任何思想意识可以在当代语境中扎下根来。文化的整合功能丧失之后，文化的背后也没有多少深邃的意蕴可以捕捉，对于小说叙事来说，它只能对这个含义暧昧的时代进行表象概括，对于那些企图表现当代城市生活的叙述者来说尤其如此。在这个时期，所谓“都市意识”已经蜕化为都市表象，对都市表象的书写，构成了都市小说的显著特征，这或许就是小叙事中的城市经验。

　　 罗望子并不关注那些深邃的思想，那些对城市、婚姻和人的生存之类的高深问题。他的叙事更乐于捕捉一些松散的片断，一些随意跳跃的富有诱惑力的埸景，以及一些关于城市生活的表象拼贴。小人物的生活侧面一如城市的侧面，它是如此暧昧而难以把握。不管是在作者平实朴素的或是夸大其辞的叙事中，都可以看出作者理解当代生活的努力，但作者也依然抓不住当代生活的内在性，也许根本就在于，当代生活失去了内在性。我们有的，不过是一些记忆倒错，能把握住的仅仅是爱欲生活的一些侧面“表象”，一些假想的事迹或行动的片断，它们由城市的街景，人群，行走，观望，秘密幽会构成。现在的叙述人不能或者也不愿意给出更明确的思想承诺，他只能去拼贴一些散乱的表象，给出这个时代无法规定的生活状态。罗望子把生活的侧面展示出来，让读者自己思考，读这样的小说，也是对当代生活的一次有益的反省。

　　 2009-8-9于北京万柳庄

　　 （陈晓明，著名评论家，北京大学中文系教授，博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