今年，是著名诗人、翻译家、报告文学作家徐迟的百年诞辰。
　　我认识徐迟是在北大上学时，我是大三的普通学生，他是全国诗歌第一刊的副主编，而且是大诗人，他跑到北大学生宿舍找我。那是冬天，很厚的呢大衣，进屋时 呵着寒气。他受《诗刊》主编臧克家先生之托，要我联合几位同学集体写一本中国新诗史。1958年，那时国内还没有一本这样的书。当时全国上下敢想敢干， 《诗刊》也好，我们也好，都是充满了“大跃进”的情结，“做前人从来没有做过的事”。在他的鼓励和支持下，我们终于写出了后来叫做“新诗发展概况”的书 稿。此书记载了我们的幼稚和鲁莽，但更记载了徐迟对我们的信任和爱心——他成为我们几个人后来学术的启蒙人，他引领我们走上诗歌、文学研究的道路。
　　从上世纪五十年代末到六十年代初，因为时局的原因，我们无一例外地被驱使着做各种各样与专业无关的事。那时刚毕业的我被下放京西斋堂，徐迟他们也是漂泊 无定。《诗刊》停刊了，我们无法见面，就靠通信往来。那时我在百花山下，虽然孤寂沉闷，但那里的青山秀水和四季花时倒可聊慰寂寞。我在给徐迟的信中经常写 些此地风光。在我，是借以忘却内心的落寞，不想因而引发了诗人的文思；在他，也许客观上因此释放了禁锢年代久违了的诗情。徐迟给我的回信中经常离开我们的 话题，发挥着他美文的擅长。记得清楚的有一次，他在恣意抒情之后特别在括弧中写下：“这段文字若单独发表便是极美的散文”(大意)。
　　我 保存了这一时期他给我的二十多封书信，它是我的珍藏，被安放在最安全隐秘的地方。但是不幸，它却无法逃脱那空前(但愿也是绝后)的“史无前例”。“文革” 中我被列入另册，徐迟也消失在我的视野中(当然不是心中)。那时我白天被学生轮流批斗，批斗之外的时间，和几个“同案”被安排在北大大锅炉房烧锅炉(冬季 供暖)。时间是一分一秒地难挨，恐惧是一分一秒地逼近。那个疯狂的年代什么疯狂的事都可能发生。我个人的安危已无暇计及，倒是徐迟的那一批书信令我寝食难 安。我怕无端的文祸令早已身陷危境的徐迟雪上加霜。我下了狠心，在一个寂静的夜晚焚烧了这一批书信。
　　我一生几乎没有太多的恐惧，无论是 在一个海岛战后的夜间单人值哨，还是任何让人后怕的艰危境遇，我都未曾畏惧过。倒是那个年代，那些无时无地不作宣告破门而入的抄家，使从来不知害怕的我日 夜如临深渊。我知道，徐迟写给我的那些信函，因为它们保留了人间最美好的情感，一定为那个年月所不容。我一生也极少为自己的行事后悔过，然而，那一个夜 晚，在我居所的楼后，因为怯弱，我却做了最不愿做的事——焚稿，这是有生以来的一个“唯一”。正因这个“唯一”，使我始终愧对自己，也愧对我敬爱的先生。 忆及此事，总有锥心之痛。以至于在他去世之后，我痛悔交加，始终临纸不能书一字。
　　在“革命”的年代，始终穿西装的人很少，徐迟先生是一 个例外。他平时总是西装革履，正式场合打领带，一派西化的装束。徐迟美丰仪，是极有风度的。他那时担任《诗刊》副主编，经常“被下乡”，记得“大跃进”时 还到过怀来的南水泉，写过诗，也写过文。我不知道在乡下他会穿什么衣服。徐迟精通英文，但他是无师自通，是“自学成才”。他告诉我，英文是靠读字典读出来 的。他还告诉我，他曾在燕京大学“蹭”过课，在冰心先生的课堂，那时冰心上的是写作课。冰心还布置了作业，徐迟说，他编了一期文学副刊，得到冰心的表扬。
　　不知是在燕大，还是在什么地方，他认识了金克木，他们成了好友。那时金先生未婚，徐迟告诉金克木，他家乡浙江南浔出美女，何不到南浔找个妻子？一个假 期，他们果然携手游了南浔。我认识金先生，但无缘拜识金师母，也不好意思向金先生求证师母到底是哪里人。徐迟的夫人陈松先生，我在武汉见过。温文娟秀，是 典型的江南女子。那日拜望徐迟，他夫人亲手调制了江南甜点款待我。徐迟在武汉的家我只去过一次，是他离开《诗刊》之后的事。
　　但在北京， 我先后住过的蔚秀园和畅春园的家，却是他经常到的。每次到京，他总住在交道口伍修权的府邸。伍修权的夫人是徐迟的姐姐，这位当年的总参谋长是他的姐夫。每 次徐迟在交道口住下后，就会屈驾到寒舍来。有时有事，有时无事。我敢说，那时在北京，我的家是徐迟来的最多的地方。前些日子见到周明，他告诉我，徐迟写蔡 希陶的长篇报告文学《生命之树常绿》，是在我家定下的篇名。
　　每次来北大，徐迟都是自己挤公共汽车。那时北京没有出租车(即使有，一般人 也坐不起)，来过北京的人都知道，从交道口到北大，是一条非常漫长而艰难的“长途”。但徐迟每次都是挤公共汽车来。他很得意地说，我是在武汉锻炼过的，我 还怕挤车吗？他来了之后，素琰总是一碗阳春面款待他。这碗阳春面他吃得香。以后每次来，他总向素琰讨阳春面吃。尽管那时我们还不至于请不起吃别的，但他最 爱的还是这碗阳春面。
　　“文革”结束之后，徐迟迸发了创作的激情，除了诗和散文，他还写文艺短论，这些诗文也都专注于为社会和文艺的现代 化吁呼。他对于我那时的诗歌主张是赞同的，从上世纪五十年代到“文革”结束，他一直关心着我的诗歌活动。我在诗歌的现代精神的提倡方面一直得到他的热情肯 定与支持。徐迟是杨炼的舅姥爷，就是说，杨炼的奶奶是徐迟的大姐，那时杨炼已开始写诗，徐迟让杨炼送作品给我看。这样，杨炼成为我比较早认识的朦胧诗人。 与此同时，他以充沛的热情开始了报告文学的写作，一篇《哥德巴赫猜想》使他享誉文坛。他在他人看来枯燥的天书般的数学方程中发现并注入了诗意和想象。这里 是他阅读陈景润“猜想”的方程式后发出的感叹：
　　“何等动人的一页又一页篇页！这些是人类思维的花朵。这些是空谷幽兰、高寒杜鹃、老林中 的人参、冰山上的雪莲、绝顶上的灵芝、抽象思维的牡丹。这些数学的公式也是一种世界语言。学会这种语言就懂得它了。这里面贯穿着最严密的逻辑和自然辩证 法。它是在太阳系、银河系、河外系和宇宙的秘密，原子、电子、粒子、层子的奥妙中产生的。”(《哥德巴赫猜想》)
　　其实，在“文革”前， 他在“虚构”的长篇报告文学《祁连山下》中，已经用激情的想象把诗歌引进了叙述作品。徐迟为了书写的自由空间，在《祁连山下》中有意隐去了原型常书鸿的姓 名。我们从这篇充满诗情的文字中，不仅读到了历史、时代，还有绘画、音乐和地质，而且读到了诗。画家的抱负、爱情，他的献身艺术的精神成为他的抒情的主 题。
　　在中国作家中，徐迟是富有自然科学知识的学者型的作家。八十年代他呼唤中国的现代化，其中包括了他的科学精神和环境保护意识。他写 了数学家陈景润之后，接着写植物学家蔡希陶，就是出于这种对绿色的关怀。为了采访蔡希陶，周明陪他到过西双版纳。蔡希陶的热带植物园在勐腊县的葫芦岛上， 罗梭江拥抱着那块绿翡翠般的岛屿。从勐仑镇再往前走，不用几公里便是老挝了。徐迟那时有惊人的精力，他为了采访那些科学家，再远再难都拦不住他的脚步。他 把诗歌的灵感和想象力融汇于自然科学的王国中。在伟大的新的文艺复兴中，他想的不光是文艺的再生，而是以科学精神荡涤现代迷信。他想的比别人更远，更前 卫。
　　徐迟先生出身名门，他的三位姐姐都是江南名媛。徐迟告诉我，他要以三位姐姐的故事写一部长篇。因为我们久不联系，不知这计划是否完 成了。但他的学习电脑我是知道的，他八十岁开始用电脑写作，在他那一辈作家中他也是开风气之先的。人们告诉我，学会电脑之后，他自己动手录入他的全部作 品。我为他高兴。本来就有些耳背的他，此时听力已严重下降。人们还告诉我，由于听力下降，他已久不会见客人，每天只是闭门以电脑写作。我十分怀念他，但我 也不忍心打扰他。我只是在心中记挂着他。不论生活发生了什么，不论他在何方，在我的心目中，他是永远现代的，永远年轻的，他是永远充满活力的一棵常青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