文艺批评要不要变革与创新，这个问题的提出，正如文艺要不要变革与创新一样，是无可置疑的。而且，大多时候，文艺的变革与创新是以文艺理论文艺批评的变革与创新为前提的，更多时候，文艺理论和批评的变革创新正是文艺的变革与创新的先声所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运动，最早就是从理论领域来发出先声的。理论的变革是走在前面的。
　　从这一点讲，闽派文艺理论批评给我们的启示，正是变革与创新。以“朦胧诗”为例，刚开始，以舒婷为代表的朦胧诗的诗人们的诗作，虽然在诗歌界产生了一定影响，但是尚未有理论上明确的命名和确认，更没有此后以“朦胧诗”诗群出现的自觉性的诗歌流派以及当时艺术上高峰期喷发的一种状态。此间以谢冕、孙绍振为代表的两位诗论家，分别在80年代发表了《在新的崛起面前》和《新的美学原则在崛起》，这种理论上的推动表现了理论界对创作现象的极度关注，同时，在理论观点和批评表达上也极具创新，是文学理论批评的一种创造性表达。改革初期，当时各个领域都处于变革阶段，诗歌创作中的变革与创新，由两位闽派文艺理论家发出了先声，是他们敏锐地发现了这种文学创新，他们的诗论直接影响到当时的诗歌创作和诗歌研究，并从诗歌领域溢出，扩展到整个文学界，有力推动了新时期文学的发展。当然这只是一个例子，是创作对理论的启发，也是理论对创作的带动，是互动和双赢，真正达到了理论和创作相互扶持、惺惺相惜、彼此欣赏、相互推动的水乳交融这样一种境界。这种境界不是孤例，更不是幻想。它真实地存在于30多年前，它的亲历者、参与者、见证者就在我们身旁。再比如，张炯2012年出版的专著《先进文化与当代文学》，由课题组成员及他本人撰写各章，但全书整体思路及修改审定都由张炯完成。其中第三编“文艺思潮与文学”，在专章论述浪漫主义、现实主义思潮，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思潮对中国文学的影响之后，专辟一章，第十二章论述“女性主义与中国当代文学”。从20世纪女性主义思潮的发展，到女性主义思潮对中国当代女性文学的影响等都做了扎实详尽的论述与求证。作为男性理论评论家，能将女性主义思潮与现实主义、浪漫主义、现代主义、后现代主义诸思潮并列，并将之抽离出来做相对重点的论述，显示了对理论前沿问题的敏锐的探索精神，同时也体现了理论家在男性话语为中心的语境下展现出来的一种开阔的视野和从容的胸襟。而将这一话题放入先进文化和当代文学的旗下，更显露出理论家的理论勇气。
　　张炯长期关注马克思主义文艺理论的创新性发展，对毛泽东文艺思想的论述亦具深远的现实意义。但是他本人同时又关注女性文学的发展，尤其对新时期女性写作和女性研究有着重要的推动作用。比如他担任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会长时就不遗余力地推动和设立了中国当代文学研究会中的中国女性文学研究会。张炯还亲任第一届会长，有力推动了女性文学研究的发展，同时对女性文学创作的繁荣也有极大的促动作用。陈骏涛也是如此。近年女性文学的发展与研究，从某种程度上讲，离不开闽派理论家批评家的大力扶持。关于这一点，厦门大学的女性文学研究者林丹娅比我更有发言权。
　　还有南帆，一手散文一手理论，且两者都获得过鲁迅文学奖，他的理论我不多言，但他不知疲倦的探索精神使他的理论疆域不断得到扩展，他对于理论的探索热情往往溢出书卷而进入到社会学的层面，比如对当代农村的观察和研究。他将对现实的兴趣和对书斋的理论兴趣结合起来，传承了中国知识分子的民间关怀精神，包括谢有顺，其对小说和伦理学的结合研究我以为都溢出了单纯的文学、文艺而进入到思想的层面。陈仲义则尝试使用工程学、建筑学的一些东西来研究诗歌。这使我想到新时期伊始，刘再复的文学研究对哲学的引入，林兴宅对“系统论”等数学的引入，这都表现了一种文学理论的超越性努力与跨界性的特征。文学理论往往交织了很多新的前沿学科，而且它有一种兼容性，对其他学科的发展非但不抗拒，而是愉快地接纳。这种开放的思维，可以说在一个时期极大地推动了整个文艺理论事业的发展，我们不再单纯地以某一种视野或某一种话题来进入文学，而是以一种“面”的形式来进入。所以我认为跨界性在闽派文学批评中算是一个非常大的特点。在文艺理论推动思想解放运动中，闽派的理论家批评家起到了非常重要的作用。这种文艺理论的变革与创新对于文艺的发展和繁荣也起到了很大的推动作用。
　　再回到刚才的话题，我说过这种现象不是孤例。为什么闽派的文学理论家会如此敏感呢？刚才我们探讨了朦胧诗、主体性和方法论的崛起，为什么每一次都是由闽派理论家、批评家提出来，而在讨论之后，不仅推动了文学理论批评发展，而闽派理论批评家的队伍也开始迅速的扩大。正是在这个意义上讲，闽派理论批评与其说是一个流派学派，不如说更是一种文化现象。这种理论批评界的文化现象值得我们好好研究。为什么数次的理论创新与变革都由他们发起，是什么原因造就了闽派理论家的“敢为天下先”的理论勇气呢？我认为谢冕所谈到的“时代”是一个很大的主题。文艺理论和批评革新的前提应该是时代的革新，改革开放的时代为我们提供了这样一个话语场，使我们可以自由地讨论，大胆地设想，是思想解放的时代给了我们发挥理论批评想象力与创造力的无限的空间。其次，我认为闽派评论家“敢为天下先”的原因还有这么几点，第一点是多种文明的交汇。这当然要从近代史上去寻找起因，闽地，看似四面环山，却绝不封闭，古代海上丝绸之路的起点，以及近代西学东渐的思想影响，造就了它在近现代的人文底蕴，严复、辜鸿铭、林纾、林语堂、郑振铎等在思想界的影响，以及林徽因、冰心等在创作界的影响，均为此后闽派文学理论家批评家的成长提供了一种不可多得的人文环境。人文的作用是潜移默化的，闽地崇尚学理，故而它产生了大思想家，大思想家的土壤又滋养了一批卓有贡献的理论家、批评家。在理论批评史上，思想史上，这种人文精神所具有的坚韧的生命力，是我们在今天的文学理论界仍能不断听到闽派理论家发出独有声音的一个重要原因。
　　第二个原因上溯到更早的古代历史。古代中原文化、儒家文化对福建的影响，大家之前也谈到朱熹和李贽等等，关于这一点我就不再展开论述。福建人的血脉中流淌着古中原人的血，这是历史造就的，所以闽人虽为南人，但却有北人性格中的执拗与刚烈，这种影响是文化血缘中的一种影响，它也是潜移默化的。中国文化传统的内在根基在这里保存的非常完好，没有受到战乱的干扰。它就像福建的古建筑能够完好地保存下来一样，我认为文化的东西不一定是有形的，它大多数时间存活于在我们血脉中，是一种文化基因，我们都携带着它，将它植入我们的文字和判断中。这是闽派理论家在葆有雄辩的激情同时，也能深具缜密的考证的缘由。
　　第三，是当代文化的风云际会与沟通交流。是时代赋予了中西方这样一种交汇，使得闽派能够得地理人文之先，发挥其“交响”作用。新时期的思想解放，造就了闽派批评的思路宽广且思维活跃，像孙绍振和谢冕先生对于新风潮就具有非常敏感的接受能力，能够将之变为一种理化创新性与现实文本、艺术风尚的结合。上世纪80年代，闽地办有《当代文艺探索》杂志，集聚了闽派理论批评的力量，在当时的文论界产生了极大影响，探索精神也一直是它所倡导的，所以在雄辩的激情与缜密的考证同时，闽派理论还具有鲜明的立场与别致的文风等特点。
　　还有一点，无论是诗论、文艺理论还是现实主义的批评或如陈晓明的后现代主义理论，它都是多样化存在的，闽派的这种和而不同的文化现象，也是它的包容性的一种体现，同时，它也有可持续性，比如李书磊讲到的闽派理论家的“四世同堂”现象，从80岁仍笔耕不辍的老理论家到陈思他们一代的“80后”新生力量，每一代都有一种延续血脉的代际传承关系。代与代之间没有断裂，且能相互尊重，呈现了闽派理论的敏锐性、开拓性、跨界性、包容性和可持续性，但在这众多特点中最为重要的一点，还是闽派理论批评的真性情，文字写到最后写出的是写文字的这个人，理论、判断、认识与思想说到底其实是理论家本人的一种人格、性情的外化。我们虽然使用各种各样的方法和观念，但是写到最后一定是一种性情。在闽派理论批评中，我看到了非常真实真诚的一种性情，一种忠实于文艺发展规律的，忠实于理论批评精神的性情。是这种真性情，支撑了它的敏锐与跨界，开拓与包容，是这种真性情，使得它能够在30多年之后我们再回望闽派理论家的贡献之时，还能够从文学理论史的意义上予之定位与评价，我尚记得古远清在2005年出版的《中国当代文学理论批评史》中曾专设一章论证“闽派”评论家，他称之为“文艺研究新思维的张扬者”，我以为是恰切的。我想这种“张扬”同样也来自于这样一种对理论、对真理敬畏之并追寻之的真性情，在此，在闽地，请允许我作为一个中原人、一个后来者对这样一种性情表示致敬。我也愿意借闽派文艺理论批评这样一种血脉来延续我所从事的理论批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