提起当今文坛“两极分化”，也许有人会怀疑这是危言耸听。其实，多年前，我就将“趋时”与“媚俗”作为当今文坛的两位掮客予以抨击了：“所谓‘趋时’，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赶时髦’、‘赶浪头’者也。”“所谓‘媚俗’，即我们通常所说的迎合低级趣味，献媚庸俗世风。”“总之，‘趋时’与‘媚俗’是文坛的两位掮客，什么吃香，他就叫卖什么；什么走红，她就涂抹什么。他们都信奉‘有钱的就是爹，有奶的就是娘’的哲学，只要名利双收，即使牺牲‘人格’、‘操守’、‘灵魂’，都在所不惜。”（《文坛二忌》，《长江日报》“江花”文学周刊，1999年3月30日第65期）

     毕竟人微言轻，当年一则拙文，并未引起人们的足够重视。而今，“趋时”与“媚俗”这两位文坛掮客，不仅没有丝毫收敛，反而越发神气活现。正是他们各霸一方，构成当今文坛的“两极分化”。

　　 当今文坛“两极分化”现象，在小说界的表现尤为突出。几位当红作家倡导的所谓“政治小说”，其实是充斥着政治术语，贴满了政治标签，通篇“标语口号式”倾向十分严重的“趋时”之作。而从《宝贝》问世，到《乌鸦》出笼，一批“另类”作家标榜的所谓“隐私小说”，实际上是一种低俗化倾向非常明显的“媚俗”之作。

　　 本来，作家必须讲政治，小说可以写政治，这是不言而喻的。我们所反对的仅仅是那种偏离正道，好走极端，要么图解政治、演绎政治，要么不问政治、远离政治的错误倾向。“政治小说”和“隐私小说”，一个“趋时”，一个“媚俗”，它们既没有讲好政治，也没有写好时尚。正是它们构成了小说界的“两个极端”，成为当今文坛“两极分化”中一道最为抢眼的风景线。

　　 当今文坛“两极分化”现象，涉及到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这个十分敏感而又绕不过去的问题。60多年前，毛泽东同志提出“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这是由当时战争与革命的时代主题决定的。新中国成立后，战争与革命转换为和平与发展，文艺与政治的关系理当相应地发生变化。遗憾的是，由于“左”的干扰，我们不仅没有对文艺与政治的关系进行必要的调整，反而在历次政治运动中，动辄拿文艺开刀。十年文革中，更是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结果，误伤了不少作家，错批了许多作品，留下了沉痛而深刻的教训。

　　 1979年，邓小平同志结合新的时代特征，第一次摒弃了长期沿用的“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他指出：“党对文艺工作的领导，不是发号施令，不是要求文学艺术从属于临时的、具体的、直接的政治任务。”1996年，江泽民同志指出：“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我们党已经不再使用文艺从属于政治的口号，十八年的实践证明，这是正确的。十八年的实践同样证明，正像邓小平同志1980年在《目前的形势和任务》指出的：‘这当然不是说文艺可以脱离政治。文艺是不可能脱离政治的。’”这样，文艺既不要求从属于政治，又不可能脱离政治。文艺与政治的关系就有了一个科学的概括和正确的阐释。显然，无论将文艺拉回从属于政治、服从于政治老路的企图，还是将文艺引向不问政治、远离政治歧途的主张，都是不合时宜的，更是不得人心的。

　　 目前，值得注意的是，一种倾向掩盖着另一种倾向。我们往往关注了“媚俗”的倾向，而忽视了“趋时”的倾向。其实，批评“媚俗”的倾向完全必要，而纵容“趋时”的倾向非常危险。为此，我们倡导直面当今文坛“两极分化”，认真分析它，研究它，进而纠正它，克服它。

      作者简介：钟锐，真名姚忠瑞，中国作协会员，曾任江苏作协办公室副主任，2004年退休。曾正式出版过三本小说集，一本编辑理论专著，一本文化理论专著。已发表各种样式文学作品200多万字。擅长文艺、文化批评，且敢讲真话，颇多创见；爱好思想、理论研究并注重创新，屡有发现。最近在名网（http://www.ming69.com）“走马文坛”专栏连载的30多万字的《（1975—2005）三十年目睹文坛之怪现状》独辟蹊径，别树一帜，是其历年撰写并发表的作家评论、文艺批评和文化理论的结集。行家认为，此书稿从内容到形式都有创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