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将何立伟的《白色鸟》裁开，贴在书房的墙上，大声朗读：“设若七月的太阳并非如此热辣，那片河滩就不会这么苍凉这么空旷。唯嘶嘶的蝉鸣充实那天空，云和风，统不知踅到哪个角弯里去了。”我还对何立伟引用的那句外国民歌“夏天到来，令我回忆”充满感情。因为我的童年似乎是永远和夏天联系在一起的。我的写作也多描述童年的夏天。我曾写过一篇《顽童记》，里面有这么几句话：“童年夏天的天空真的是蔚蓝无比。那是从孩童眼睛里望出去的天空。我整日无所事事，在县城的大街小巷转悠，见到公家办公的窗子开着，便顺手将墨水够出来……”，我有时突然想起童年的一些事情，嘴里会忽然冒出“夏天到来，令我回忆”这两句诗。这真的是实情，并非妄言。
何立伟对我的创作应该说是有影响的。我那时有一本阿城的《棋王》、何立伟的《小城无故事》和一本徐晓鹤的叫《疯人院》的红色封面的什么书。我那时还在高邮湖边上的一个小县城里猫着。突然有一天得到一次到省里学习的机会，而且时间还是一个月。那时省里对我们来说，就是天边。这句话毫不夸张。我们觉得省里太大了。于是我使带着这几本书，来到省城。其实是在城乡结合部的一个什么干校，开始了会计方面的学习。一个月里，课余我便坐在公共汽车上，在城市街道的高大的法国梧桐下的马路上转悠，抓紧分秒时间熟悉这个城市的每个角落。上课，我便带着这三本书，将《白色鸟》和《棋王》抄在一个大笔记本上，边上还自作多情的加了许多批注！这种抄读，印象相当深刻。这三位可以说是非常文体的作家。因此对我后来的语言影响非常大。
后来我和何立伟有了些交往。那是已到了1996年，这年冬天何立伟他们到北京参加全国文学方面的会。我也已借调北京的一家报社管副刊。于是我便请何立伟一行吃饭，请他给我们的报纸写稿和画漫画。果然过了不久，何立伟给我寄来了他的散文和漫画。有几幅漫画，我记忆深刻。一幅是路灯下擦皮鞋的孩童给一个戴礼帽男人擦鞋。下款题的是“把皮鞋擦得锃亮是为了照见街角少年的不幸童年”；还有一幅是一个结发辔着古装的男人捧着一本书，边上墙上还挂着一把剑，下款是“男人的一生不是与书打交道就是与剑打交道”。
之后我离开了报社，我们便又间断了联系。去年我要出散文集《像鱼一样游弋的文字》，因出版社要一些插图配到书中去，让我自己找一个人画，于是我便找到了何立伟。何立伟一口答应，让我把书稿寄去，果然没过多久，他便给我寄来了根据我书中内容画的20幅漫画插图。我一幅一幅仔细看过，心中甚是高兴。那些漫画线条简洁稚拙，而文字又简，有书卷气。
何立伟的早期小说充满诗意。汪曾祺曾说他“写直觉，没有经过理智筛滤的，或者超越理智的直觉……是用绝句的方法写小说”。后来的《花非花》，便有了些古怪，那时他正是壮年，一心求变，亦可理解。但我始终认为，何立伟的早期作品要比后来的好。作家这个行当，出作品是不分先后的，许多大作家，都是处女作或早期作品是代表作，沈从文，徐志摩，张爱玲等，都是这样。创作有时通俗地说，就像母鸡下蛋，你看那母鸡的第一个蛋，带着血丝，可色泽红泽，鲜艳饱满，可以说，营养又是最好。
何立伟后来小说写得少了，但他编杂志、搞摄影、画漫画、写散文，样样都做得很有情致。他是一个有味道的人。他所做的一切事情，也竭力显示出他为人的本质和个性。他去了一趟拉脱维亚，在《文汇报》发了一组黑白的摄影作品，取其名为“黑白志”，每一幅作品都充满照片之外的弦外之音，非常美。那是艺术品，不是照片。他写了大量的散文，他的散文接近笔记，或者说，他是用笔记的方式写散文，散文既短，意思又淡，只写人生的那么一点小小的叹息，或者小小的无奈和可笑。
何立伟曾给我写过一点文字。他说我是“简约不繁，质朴文风”，其实，反观何立伟文字，何尝又不是这样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