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属鸡，获得金鸡奖，鸡与鸡巧合，令我欣慰，但我认为这个殊荣不仅是给我一个人的，是给予所有从事电影文学剧本创作者的，是对电影剧作者的鼓励，更是对电影剧作者的尊重。
　　在我接受这个荣誉称号时，我不会忘记在我一生创作生涯中关心、爱护和帮助过我的朋友和亲人，永远牢记那些创造生活创造历史的先烈和健在的同志和朋友，他们的业绩给予了我丰富的创作素材、想象力和灵感。同时也让我回忆起往事。
　　上个世纪五六十年代，中央、业务部门、各个电影制片厂以及社会公众无不关心电影剧本创作。那时把电影剧本作为一剧之本，经常召开电影剧本创作会议，研究剧作。有的会议周恩来总理、陈毅副总理亲自参加，在政治气氛不好的时候，他们作贴近人心的报告，奠定剧作者的信心，鼓励剧作者的创作勇气和热情。那时国家专门设立了电影剧本创作所，负责组织与鼓励电影剧本创作，为电影剧作者创造条件，创作所内还有一批在编的专职剧作者。每个制片厂也都有专业编剧。为了繁荣电影剧本创作，设有全国性的电影刊物和出版社，发表和出版电影剧本，全国其他刊物和各个电影制片厂出版的刊物都发表电影剧本。各个电影制片厂欢迎电影剧作者进厂创作，在食住方面给予方便，并配有专职编辑。
　　当时导演、演员尚没有酬金，但剧作者有稿酬，有奖金，其酬金之多，相当可观。那时，一部电影放映，首先展现的是电影剧作者的姓名，而且占整个屏幕。
　　由于剧本创作受到全方位的重视，繁荣了电影剧作，一些当时著名的作家也进入这个行列，出现了不少优秀的剧作，拍成优秀的影片。
　　我讲一个故事，这个故事听起来像虚构的，它却是真实的。有一天文化部部长找我，叫我和另外两个同志合作，写电影剧本。剧本写成后，审查时说这是写少数民族的，必须中央领导点头。5万字长的剧本送给中央领导审查不实际，于是先拍成影片。为了拍出之后和剧本更加吻合，作者参与导演。影片完成，请来了邓小平，还有中宣部部长陆定一和彭德怀、陈毅、贺龙3位元帅，影片是在三间民房改造的放映间放映的，放映间又矮又窄，银幕不及3米宽。放映毕，邓小平首先说，彭总在西北工作，熟悉情况，由彭总先说。彭总认为剧本符合当时的实际，也符合中央对少数民族的政策。接下来陈毅元帅说的更简要，剧本没有什么问题。陆定一和贺龙没有讲话。邓小平最后讲，听说在我们看过后，你们还要修改，不要改了，可以了。剧本和影片同时通过。这已是60多年前的事，他们讲话的原文我已记不清，当时的记录在文化大革命也被抄走。补充一句，这几位领导不是由文化部或电影局请来的，是由作者自己请来的。
　　当年的情况现在已不复存在，我现在已94岁了，在电影园地里耕耘了60多年，我深深地感到，剧本在影片中的重要作用，它是一剧之本。一部写得不好的或者粗制滥造的电影剧本，即使由有功力的导演和演员再创造，也难能拍出好的影片。我更确信，一部优秀的影片，背后一定有一部优秀的剧本。剧本是影片的基础，瑰丽壮观的影片大厦是建立在剧本的基础之上的。
　　作为影片基础的剧本，是由剧作者创作的。剧本不是一拍脑瓜就出来的，一个严肃的剧作者，完成一部剧作相当艰辛，从生活、蕴酿、构思、写作乃至审查通过，可以说呕心沥血。
　　一部优秀的剧本必然散发出浓郁的生活芳香，深入、熟悉和认识生活方能真正的进入创作，生活是剧作的根基。现在出现的某些粗制滥造和胡编乱造的剧本，其原因除了作者急功近利外，轻视和远离生活是其根本原因。以我自己来说，凡是有影响的作品，都是我亲身经历或者我熟知的生活，相反都是我不甚了了的。生活不是吝啬鬼，只要你索取，它便会五光十色地展现在你的面前。
　　我和电影剧作的朋友往往有这种感受，电影剧本成活率较其他文学作品尤难。为什么难，需要开座谈会认真探讨研究。我举一个摆在浮面上的例子，或可略知究竟。我一生的创作是摆杂货摊的，小说、话剧、歌剧、报告文学、电影、电视乃至评论，无一不写，还有一定的数量，这些作品或发表，或出版，或上演，或播放，几乎无一废品，惟独电影剧本，花费的心血最多，用时间最长，但废品不少。我是个幸运者，剧本大多拍成影片，即使这样，还有不少剧本闲置在抽屉里，作为废品储藏。
　　重视繁荣电影剧作的创作，重视尊重剧作者应是时候了，上个世纪50年代是一面镜子。同时，我也愿意和电影剧作者的朋友们共勉，淡泊名利，远离不正之风，深入生活，辛勤耕耘，不论创作多么艰辛，道路多么坎坷，不要灰心，要有信心，争取和追求写出优秀的电影剧本，奉献给我国的电影事业，奉给识别、理解和欣赏你的剧作的慧眼者。